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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黄猪老刘圻铭
October 11 今天乐乐九岁October 08 他们的幸福美满生活 师妹小于大名于爱群，就是我链接上南有嘉鱼的那位。前不久她结婚了，朋友们纷纷发去祝福，她也迅速回了邮件：“感谢你们温暖的问候和祝福，我和PETER的婚礼很好很顺利，这里是一些照片，网上流行晒工资晒家具晒什么的，我这该不是晒幸福了吧。果真如此，就容我晒一回吧，面对幸福我怎能无动于衷？”面对幸福怎能无动于衷，话说得多牛逼！更牛逼的是，师妹的邮件里根本没有附件，到哪里看照片呢？我想一来她本身就是个马大哈，二来最近看来幸福得有点晕。
费尽周折，终于看到了师妹婚礼的照片，婚礼现场在美国，新郎Peter是个貌似白求恩的瑞士人，他们站在鲜花围成的花环中间，中西合璧地指天发誓从此不再分离……婚礼上还有两个感人的细节－－考虑到隐私－－这里我只说一个：小于有一个九岁的女儿也在现场，两位新人拜完天地之后，专门走到女儿身边念写好的台词－－我们将尽我们所能，让你得到最多的爱。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你……念到这里，全场嘉宾像春晚观众一样都在那儿抹眼泪。
总之一切都很温馨，就像童话的结尾－－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同事王蓉姑娘在我办公室看到这些照片，激动的几乎落泪，不停喃喃地说：“好人总算有了好的归宿。”确实，小于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好人。 小于刚参加工作就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后来她辗转了几个部门，工作得都不是很称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小于太直爽，经常为了工作伤了朋友的感情，尽管大家知道她是无心的，但心里总不会特别舒坦，尤其是领导，有她这么个部下甚至会提心吊胆，所以要好的朋友私底下总说：“小于啊，你这种性格，在中国很难的，你适合到美国去。”没想到，今年小于真的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并且真的和自己的意中人走到了一起。
小于和Peter是因为参与共同的环保项目认识的，他们恋爱的许多细节都在小于博客里披露过，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经历的师妹对是不是再做Peter妇一直心存犹豫。作为她的师哥，我也提醒她，很多女孩子一旦找到了自己的Mr Right之后，很快自己就变成了Mrs Wrong了，所以劝她斟酌。没想到那瑞士哥们儿，不远万里跑到了北京求婚，而且不止一次，当然，最终小于坐上这家伙的南瓜马车去了大洋彼岸……从他们最近的生活记录上看还是很幸福的，尤其是那些照片，让我感到这桩婚姻Wrong不到那儿去。祝他们幸福。
这一年，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结婚的消息传来，这个国庆节前我就接到了六个喜帖，简直不知道去哪一个好。怎么有这么多人哭着喊着往爱情的坟地里钻呢？
今天见到了我另一个同事，我从前总在博客里写到的田小资，这丫头现在已经是一个一岁三个月小姑娘的妈妈了。几个人一起吃饭，地点选在小资最喜欢的翠清。进门的时候我居然没认出来她－－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一脸疲惫的表情。这是当年那个蹦蹦跳跳的小资姑娘吗？为什么枯瘦的脸上分明写着坚强两个大字呢？
想当初，小资是我们栏目最漂亮最时尚也是最有才情的女性。栏目里的小女生都喜欢请教那些时尚配搭，每当此时，小资就会显示出足够的耐心：围巾最好是马科拉马斯的、耳环嘛我中意施奇洛世华、香水的牌子你不妨试一试三生一宅……而面对男生，小资则永远保持者足够的高傲，也就是说不搭理，随手抄起一本书，不是赫尔博斯就是克尔马斯，最不济也是本村春上树……怎么结了婚就恢复劳动人民本色了捏？我十分不理解。从前的小资是个吃货，见到好吃的没命，可现在，她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吃两口，我不禁问道：“小资，是饭菜不合你的胃口还是你现在喜欢吃更好的东西了？”“是啊，”小资嫣然一笑，“我现在最爱吃的，是我家猪宝宝的剩饭！”我晕倒的同时分明看到小资眼角绽出的幸福。
小资很认真地对我们另一位同事说：“想快乐呢，你就接着单身下去，但要想幸福，劝你还是快点结婚吧。”她嘴里哼唱着“太阳光晶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唱到这里，小资突然紧扒拉两口饭，宣布要回去当饲养员，“我家猪差不多该饿了。”旋即，给了我们一个骄傲的背影。
回来已经很晚了，想着小资饭桌上的话，忍不住想在网上找人探讨两句，但MSN上只有非非（她刚换的博客地址）和老全两个孤魂野鬼。刚跟非非说起，她就烦躁地说：“表说这个，人家还小呢！”真应了张爱玲的那句话：装嫩要趁早。再找老全，才知道丫在俄罗斯呢，说了半天，这个光棍汉就是不接下茬，直到我说到那些模范婚姻事迹，老全才开口：“不就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嘛，简称……幸生活是不是？哥们儿在俄国，这事儿，别提多简单了……” October 06 长假 天堂 据说，杭州不包括下辖的县，城区人口只有不到三百万。
这个长假，有报道称，超过一百七十万游客到达杭州。
天哪！
西湖四周全被挤满了人。
断桥上全是许仙白娘子抄着兜悲愤地看着水面，
花港观鱼那里人比鱼还多，
柳浪闻莺掐着垂柳照相都要排队，
曲院风荷有两千人端着塑料碗，啧啧地吃着藕粉……
不幸的是，我和陈乐也在人群中。
无奈，往郊区跑吧。
十公里车子走了三小时，
真没想到先哲所言极是，
天堂的路很拥挤的。
杭州不是号称天堂吗？
大青谷，有个叫三亩地的农家院。
主人叫沈雷，画家。
陈乐终于不烦躁了，
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到处乱跑，
搞的鸡飞狗跳。
我出来阻止，
陈乐认真地说，
我在观察，要写作文的！
第二天，乐乐的作文真的写出来了。
还不错，里面专门写了沈雷家的水井，
陈乐说“这是第一次明白井字的含义”。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不像他的父辈。
我九岁就开始到水井打水，挑回家。
数了数，乐乐写了三百多字，
我忍不住表扬了他。
没想到，小东西十分不屑，
“这有什么，切，我最多的一次写过四百字呢。”
……这太让我吃惊了，
“写的什么呀，宝贝？”
乐乐吭哧了半天不说，
后来被我逼问得实在没辙了，才用极小的声音说：
“在学校写的，检查。”
(spaces最近好像发不了照片的啊) September 24 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爷爷终于和奶奶相聚了。地点在符离集王牌坊村后面大黄山的山坡上，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八号早晨，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八。
爷爷是一天前被火车撞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十里铺的铁路道口旁，在认可了铁路相关部门的赔偿协议之后，一部分人把爷爷的遗体运回梅庵村。我爹从灵璧县城搭熟人的摩托车赶到现场，据他说，刚到不久，他就和我的一个叔叔急忙前往符离集镇，买了一身新衣服，而我另一个叔叔则去买了棺材。
入夜，一大家人聚在濉河边爷爷的草棚前。爷爷躺在他的床上，四周是低泣的大人孩子，只有小四眼，那只一直陪伴爷爷的小狮子狗，安静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不久，寿衣和棺材先后来到了，铁路部门的人把赔偿金留下后也先行离去，这一百多元钱足够爷爷办后事的了。二姑陈英看到钱，突然悲从中来：“大（父亲）啊，你一辈子没花过儿女的钱，一辈子没有享过儿女的福，连死了你都把钱准备出来了啊……”说完号啕失声，众人也痛哭一片。
大伯陈钧止住大家的哭声，几位长辈开始商量后事。因为按规定，爷爷这种四类分子要强制火葬，而爷爷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千万别烧我，一定要把我埋在王牌坊。”王牌坊是我大伯母的娘家，一九六四年我奶奶过世后就葬在了那里。由于走得突然，爷爷没有留下遗言，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尊重老人的意见，尽快将他土葬，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众人一面迅速将爷爷穿衣入殓，一面捎信到王牌坊，请人开启奶奶的墓穴。一家人抬起棺木，在漆黑的夜色中出门匆匆上路。
抬棺的是四个儿子，长孙陈永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大声喊到：“俺老，过桥了。”“俺老，上大路了。”“俺老，过铁道了。”“俺老，上山了。”据说这样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记得来路。两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王牌坊，爷爷和奶奶终于葬在了一起。下葬完毕，据父亲回忆说，天才刚蒙蒙亮。
以上的这些段落是根据我的多位亲戚的共同回忆完成的。爷爷去世我并没有在场，那年我十岁，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在五十公里以外兀自度过自己的寒假。第一次到爷爷坟前，已经是六年多之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墓前，算是打个招呼，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看到长辈们日渐苍老，我开始有了探寻这个家族往事的欲望。每次听到长辈们回忆当年，我会同时揿开自己的记忆按钮，努力寻找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断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着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自然，这是我半年前读张大春先生《聆听父亲》后得出的结论。就好像我们不断从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体验中走来，转头又进入似曾相识的怪圈中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东西称作传统或者叫文化传承。然而，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开始接受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自己的发蒙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从记事起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按顺序要爱领袖、爱政党、爱制度、爱政府，偶尔也会提及爱国家、爱民族，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老师，告诉我要爱自己的亲人或者家人，普通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忽略的。我爷爷和我们生活时间很少，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家的三个孩子甚至没有带孝，而就在此前不久，我们还为逝世的国家总理佩戴过黑纱。关于爷爷去世，我能记起的情景只有模模糊糊的一段：父亲从符离集回来，我妈妈问了问葬礼的情况，父亲似乎解释了几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父母的叹息声中睡去……爷爷去世，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唯一的不同是，那年春节，父亲没有给我买鞭炮。
但是，爷爷的影子又会经常出现在我父辈和兄长的举手投足之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比照我对爷爷的了解，而得出哪些是这个家族的遗传，哪些又是变异，在这种辨析中，我能感到自己渐渐融进了这个大家庭。亲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一生太苦了，他没享过一天福。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一点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的伯伯、姑姑们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起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我父亲已经有了单位的公房，也还几次试图买块地盖个房子，这可能就是对我祖父窘迫一生的反动吧。 几年前，父母回老家，说是要多花点钱，把爷爷奶奶的坟修葺得稍微像样一些，从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我原不赞同这种做法，再说以前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下了这么多儿孙的名字，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又得到过什么呢？但父母主意已定，我自然不敢违拗。后来，每年一次清明时节的返乡，碧绿的冬小麦和灿黄的油菜编织着浓浓的田园图景中，上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家族每年一次的相聚。而且，对于我一个没有祖屋和祠堂的人，王牌坊的那片坟冢慢慢变成了我很多时候的寄托。
从去年起，我开始尝试写关于我爷爷的文章，我十分卖力地追述一个和我生命并无密切关联的老人，最初的动机源于我三十五岁之后如沉渣泛起的虚无感。未来无法把握，则寄托在记忆中求解，而每每梳理清来路的脉络，又不得不陷入对命运的慨叹。人生大抵如此，我想爷爷也不应该例外。今年，王牌坊坟前的小树已经长高，满野的油菜花香之中，我继续聆听。长辈的述说，又把我带回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晨。
父亲记得，爷爷下葬后，他说了句“入土为安”，磕了三个头，便跟着大家下山，到符离集吃了点东西之后又向梅庵赶。到了梅庵爷爷的住地，小叔叔陈民回忆说，“正看见有村民正在挪院子里的水缸，他们的意思是反正人也死了，留着水缸也没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爷爷在当地地位的卑微。大家把爷爷不多的几件东西简单分了之后，就准备各自返回，堂兄陈永亚记得“没有了主人的小四眼看见俺们要走，一下从屋子里窜出来，寸步不离地跟在三叔的自行车后面，怎么都甩不掉。”走了好几里地之后，“小四眼叫声都是哑的了，三叔只好把它抱上自行车，带回了芦岭（我大伯家）。”三叔陈锋说，“那条狗知道我们是一家子的。”
就这样，祖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关于他的文字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想提一下那条小狮子狗，半年后，我和妹妹去芦岭煤矿大伯家过暑假时见到过它（不好意思的是，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它曾经是爷爷的“身边工作人员”）。我还能记得，那只狗眉毛上有两个白点，看上去像有四只眼睛，它见到我和小妹不会狂吠，而是静静地流眼泪……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一遍一遍走到他的面前，不断让他的眼泪流出来，甚至欢天喜地地邀请了邻院的小朋友过来参观……
而今年清明，当知道了它离奇的身世之后，我突然像明白了些什么，进而又有些绝望：在那个年代，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在“通人性”的方面，似乎还真不如一条狗。 September 08 无人值守道口 故乡地理（33） 四十岁那年，爷爷陈凤起曾经对全家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但最终，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一九六七年秋天，当他穿过铁路去往梅庵的时候，已然孤身一人。
这时候，爷爷五十八岁，他是骑着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符离集的。爷爷先向南，沿宿符公路到了北十里铺，然后转而向东，穿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这就是他们常说的“道东”了。梅庵大队，就在津浦铁路的东侧，那是爷爷此行的目的地，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而这个无人值守的道口，既是爷爷生命中最后十年多舛的起点，也是终点。
今年清明我来到这里，能看见原来道口的路基还在，只是为了配合京沪线提速，在道口南侧修建了一个公路涵洞，供汽车通行。只见几辆农用车深深扎进桥洞，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从铁路那边抬起头来，向远方驶去。
关于爷爷最后十年的生活，我已经在《梅庵》中做了部分记述。到一九七五年底，爷爷的生活环境和几年前相比有了些许改善，比如他的身份标志－－那个白袖箍－－已经不需要时刻戴在身上。他还是住在睢河边护林员的小房子里。据亲人们回忆，爷爷住着两间向南的草房，屋里有一张床，一只土箱子，一个长条桌，一个饭桌和两个高低不同的凳子，这几件家什是会木工活的爷爷自己打制的，至今那个饭桌和小凳，还在宿县我兰英姑姑家堆放着。门外，爷爷搭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灶台和一个水缸。如果再加上那辆自行车，这就是爷爷所有的家当了。
这一年年初，我曾祖父过世的消息传来。尽管爷爷是养子，尽管天气恶劣，他还是冒着大雪，骑行三百里路赶到涡阳，给他的养父送葬。还是那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那是奶奶离世后爷爷最忠实的伴侣。除了自行车，爷爷还养了一条小黑狗，那是一条不大的狮子狗，据说在梅庵从不离开爷爷左右。我后来在大伯家见过它，眉毛上方有两个白点儿，我们都叫它“小四眼”。
此时，我大伯在宿县芦岭公社供销社做了会计，我爹正在灵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垒梯田。我的三个姑姑都已出嫁，分别在宿县县城、符离集镇和淮北张庄煤矿。我三叔陈峰在灵璧的一个林场做临时工，我最小的叔叔也已经高中毕业，下放在固镇县新马桥农场。就是说，爷爷的七个子女都已成年，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唯有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岸边，身边只剩下小四眼为伴。
尽管文革正接近尾声，但因为特有的政治气候，本来最应该在面前尽孝的我大伯和我爹无法给爷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倒是三个女儿不时过来梅庵看望，给他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她们的家也是爷爷最愿意去的地方。
二姑陈英家就住在符离集汽车站里面，那儿是爷爷最常去的。姑姑的大儿子大生，和我爷爷见面次数最多。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多么困顿，我爷爷总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大生印象最深的是“外爷总带我洗澡，农村没有法洗，他总是骑车十几里地到符离的澡堂子洗，每次都带上我。”大生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爱干净的老人。今天看来，尽管在梅庵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爷爷解放前夕养成的泡澡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
浴室水雾氤氲，爷爷沉浸在热水之中……我经常猜想，对于他，那一刻真的是莫大的享受吗？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力量让他十天半个月就到镇上泡这么一次澡？因为当时洗一次澡要五分钱，而爷爷是个几近赤贫的老人，从不添置衣服，平时抽烟都只能抽最便宜的“丰收牌”，而且要分三次抽完。每年他只能从生产队分到不多的口粮，是没有任何现金的。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照例，爷爷还要一个人在乡下过除夕。元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春节还有三天。那天上午，爷爷把小四眼锁在屋里，准备骑车出门，他打算置办点年货。所谓年货，不外乎以下内容：豆油、肉、香烟、酒、春联、鞭炮，但这对爷爷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没有钱，他必须先去孩子那里想办法。
按照姑姑的说法，爷爷原本想去县城东南三十公里处的芦岭，那是我大伯家，但半道上他又改了主意，返回了宿县。到兰英姑姑家时，全家刚吃罢午饭，只剩了一个菜，萝卜烧粉条。姑姑一边热菜一边埋怨爷爷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爷爷笑笑说：“我……这不是也没啥事，只是随便出来溜溜……”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人，爷爷并没有说自己缺钱的事。
一直在兰英姑姑家呆了一个小时，爷爷东拉西扯，就是没提钱的事。离开的时候，姑姑送他出门。在马路边，爷爷磨磨叽叽地说“想去澡堂子”，希望能给姑姑一点“提示”。姑姑完全没有理会，“我这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十块钱，”爷爷立刻显得兴奋无比，但无奈姑姑大喘气非常严重：“可是呢，我不想现在给你，怕你乱花（爷爷确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初一我去梅庵子拜年，一定给你带去。”爷爷十分镇定，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没在宿县洗成澡。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有点生气。那时候洗澡五分钱一次，要过春节了，我六十七岁的爷爷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毕竟他有七个孩子啊！我姑姑后来也很懊悔，她说如果当时给了爷爷钱，或许傍晚爷爷就不会出事了。
不过，现在几乎可以确认，爷爷后来还是置办了年货的。今年在梅庵走访，好几个人都回忆说，那天在符离集街上见到了爷爷的身影，有人说见他“洗了澡出来，还打了招呼”，有人看见他“打了酒，还说刚从闺女家回来”，有人说他“从商店出来，散的是‘东海’烟”，有人还“在卖‘对子’（对联）的地方和他拉（聊天）了一会儿”……总之，爷爷貌似很张扬地买了年货，至于从谁那里借的钱已经无从查证。
爷爷是傍晚出的事。
回梅庵快到铁路道口时，爷爷又遇到了一个熟人，于是又下车聊天－－他总是这样，见到熟人就没完没了地拉呱－－直到那人已经不耐烦了，说“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爷爷才骑上车，准备上坡越过那个无人看守的道口。或许是站的时间太长，爷爷上车有些踉跄。这时有一辆货车由南向北驶来，爷爷盘算了一下，货车应该他到坡顶时将将过去，他努力地想借着惯性越过复线的道口，所以并没有减速，然而，巨大的长龙在眼前消失殆尽的同时，远端那条铁道上，突然有一辆火车头从北边过来……爷爷完全反应不及了，火车头巨大的吸力把刚刚越上铁路的爷爷扇到了路基的沟里。据目击者说，爷爷当时还试图爬起来，但很快就仰面躺下了。
爷爷死于颅内出血，全身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痕，表情平静，他洗了澡的。 September 03 喝吧，以六零后的名义 老男人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不可考，记忆里我是从○五年底开始参加的。
北京空气污浊的夜晚，东四附近的一间路边小店笼罩在妙曼的木桨子香味中，十来个中年男围着一个火锅，锅里沸腾着贵州酸汤蹄花。腾腾的雾气里，四周密匝匝拢过来凸着静脉血管的人手，不时去撩拨一下肥白的猪蹄子－－好大的反差！这就是所谓老男人局的所在了。
杯子里分别是二锅头和普通燕京，这是在北京能买到的最廉价的酒精饮品，凉菜碟里是拍黄瓜和花生米，总价值十元人民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谈论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这样宏大而沉重的主题，尤其是当话题涉及文化艺术或新闻出版，大家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大很多倍，有时甚至会发生严重的争执。辩论的双方互不相让，各自举出辅佐自己观点的例证，口若悬河。要是有速记公司当场记录下来，几乎就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将其中的酒话删除……则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没说什么，咳咳。
如果争论进一步升级，或者已经有一方意欲起立表达观点。这时座中会有一位坛子脸站起来，歪着脑袋闭着眼睛面向天花板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看来，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这是他小组讨论永远的开场白，“我认为你们的争论一点都不重要，都是浮云，都是垃圾……”如果你想继续说话，他则会突然睁开双眼，断喝道：“shut 你的up！”
一言六鼎的这位叫老六，京城知名交际花，也是老男人局的终身局长。平均每个月，据我不完全统计，老六都要组织这样的老男人局六次以上，可见他魅力之强。现在这个地球运转加速的时代，每个人忙得戴不住帽子，能安下心来攒饭局确实是个技术活。因为老男人饭局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一”才可以成立：找一个由头，张罗一堆人，选一个馆子，还得凑大家都能出席的时间……煞是不易。就是说，发起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但张罗的事只有老六办得到，没他就不可能有老男人饭局。
比方，罗永浩想请大家坐坐，但苦于最近办学校太忙，老六便替他群发“出师表”：“老罗创业未半，而中道想请大家吃饭，今天下午六点，益阳驻京办……”于是，十多人呼啸而来，带着空洞迷茫的胃和欲盖弥彰的酒量，齐整整桌前坐下。但此时，却无动筷箸者，因为主持人老六还没有说话。
在每顿酒之前，老六的规定动作是绍介各位，尽管时间长了大家已然相熟，但不知为何这个仪式至今还雷打不动地保留着。老六业余时间是位不错的主持人，他能凭借强大的记忆功能，准确地背诵在座某位诗人最经典的句子或说出在座某位导演最得意的桥段，即便你没有能唤起大家共同记忆的作品，老六也能敏锐地发掘出你人格方面闪亮的内容。一度，我甚至怀疑这种饭前的书帽，疑似各位自我陶醉的借口，后来老罗说出的原因我觉得也满有道理：老六齿缺，一干人都喜欢欣赏他咬字时关不住门的美艳瞬间。
介绍已毕，老六翘起兰花指，高喊一声：“come你们的on！”大家便开始推杯换盏，闷头吃喝。老男人局的核心成员，也叫常委，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的，就四五位，但它的外围成员则在二十人以上，因此根据聚会地点的变化，人员会有一些出入，但聚会形式却从未有过变化，就是喝酒。偶尔有初来乍到第一次参加的菜鸟，往往会被这些人以灌醉自己为责任的浩荡酒风所震慑，几乎忘记了进食。
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参加这种“局办公会议”的基本以男人为主，更蹊跷的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六十年代生人，而老六是其中年龄最小者，可以撒娇的那种，这让他如鱼得水。这一代人，没有七○后的反叛、八○后的没谱、九○后的猜不透。他们更像是被遗忘的一群，聚在一起，只有酒才能沟通彼此，才能让他们感到依靠。一位六○后的编剧甚至建议大家，等真的老了（现在还不老？），还是这些人，聚在一起相互掐死，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尽管老无所依，尽管no country for old man，但小酒馆还是有的。
老男人局最常见的情形是在子夜时分，没谁有告辞的意向，席间已有不胜酒力者闭目肃坐，另有人开始扶樽低唱……冷酒伤肝，积郁伤肺，老歌伤心。
《time out》专栏 勿转 August 28 三等小站 故乡地理(32) 一百年前，津浦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符离集是作为给水站设计的。后来的很多年，许多直达车都在这里经停，为的就是补水。一九四八年春天，一位乘客从符离集车站下车，直接到了不远的后街上，他是找我爷爷的。
陈家的这个客人，听口音应该来自老家亳县附近。爷爷从他说出的介绍人就已经对他的身份猜出了八九，但他没有说，只说是老家来的亲戚，做的是粮食买卖，爷爷管他叫老胡。后来我的不少亲人们都还记得老胡的扮相－－穿长衫，戴礼帽。至于名字，他们有说叫胡严昆，也有说叫呼延坤的。这里就叫他老胡吧。
我也是去年才听到关于老胡的故事，由于老胡的“出现”，原先爷爷一生经历中的很多盲点，在我心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据说，那时老胡有时住在我们家，更多的时候是在外面跑。那年月兵荒马乱，那个三等小站上，经常可以看见整列车地运兵。爷爷却跟着老胡，沿铁路去过徐州，下过蚌埠。老胡有钱，经常请爷爷下馆子、泡澡，以至于后来不管怎么清苦，爷爷泡澡堂子的习惯都没有改变过。
家里人都没见老胡具体做过什么“生意”。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老胡突然对爷爷说，能不能给他准备四十辆大车？说是要运粮食，地点在河南的永城，那里已经是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四十辆马车，对于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爷爷还是向老胡拍了胸脯，说给他几天时间，一定去永城他们约好的地点见面。凭借广泛的人脉，爷爷真的找到了三十多辆马车。但车队刚离开，战争就来了。
兰英姑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就发生在那时。据说有部队打过来，镇上的人纷纷逃往“道东”（铁道以东）的栏杆、时村方向。那一天传言兵来得急，爷爷挑了几样家当，勉强塞满了一独轮车，再把小脚的奶奶扶上车，喊上孩子就往道东跑反。大伯和我父亲勉强跟在后面，可姑姑年纪小，跑得慢，眼看被丢下了。爷爷让两个儿子扶好车，回头把姑姑领到街坊老孙家门口说：“这孩子我没办法管了，今后，他就是你闺女了！” 最让兰英姑姑难忘的就是被“遗弃”的那一刻，她说她坚决不从，鞋子都哭掉了一只，最终还是跟着全家到了道东。爷爷把全家安顿在一片树林里，又跟也在此避难的街坊交待了几句，请他们多多关照一下家人，便匆匆离开，追赶车队去了。
去年，姑姑跟我讲述那个深秋的“跑反生活”时，还能回忆起在林子里那些寒冷而难捱的夜晚。树林里非常安静，远处却不时有隆隆的炮声传来。五岁的兰英姑姑依偎在母亲怀里，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全。“邻居有家买了蛙鱼（一种红薯淀粉做成的颗粒状食物，有汤），给俺家端来一碗，那是我平时最肯（喜欢）吃的。但是一心只想俺大（父亲），我一口都吃不下。”姑姑怨怼地对我说，“结果，都让你爸一口气给吸溜完了。”
十几天后，老胡和爷爷把装满三十辆大车的粮食运回了符离。这时，爷爷已经知道老胡的身份，但他不知道的是，运来的粮食正是淮海战役的重要物资，他更不知道的是，黄维军团正是在宿县境内被歼灭的。或许，对爷爷来说，这些都不重要，符离集才是他生活的全部。
不过，对老胡这位地下党，爷爷很是钦佩，并引为好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相识将近一年。一天，老胡请爷爷吃饭，在饭桌上他告诉爷爷，自己已经接到调令，准备去南方，给首长当秘书。吃完饭，照例是泡澡，老胡又说：“我觉得你老哥很能干，你看看能不能和我一起走？”这个消息对爷爷来说很突然，据姑姑回忆，直到那天把老胡送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爷爷还在犹豫…… 当然最终，爷爷留了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爷爷舍不得他们。那天回到家，爷爷借着酒劲，突然对家人意味深长地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解放后，家里还两次收到老胡（这时已经知道老胡只是化名，他本名姓孙）寄来的信，信里希望爷爷有机会去上海找他。我家里几个人都还记得，那信封上有印刷的宋体字，是“华东政务委员会”。
这个故事很令我回味，我仿佛都看到了爷爷当年在站台上徘徊的双脚。历史在这里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穿过去可能就是一片不同的天空。 去年清明后回北京，我曾经向朋友老六复述了这个故事，自然，中间还穿插了我的分析。比如，假如我爷爷真的去了上海，那么我会不会在某个大院里出生？会不会从小过上条件更好一些的生活？会不会在四十岁之后也留恋一下所谓的红色时光？ 老六的回答很简洁：“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如果那样的话，你更有可能是一个傻X。” August 25 暹罗流水－－动物庄园 在泰国期间看了N多个动物园，
但最让乐乐感兴趣的是这个叫老虎动物园的。
去之前，导游就说，
要带我们看看真正的“河蟹社会”的样子。
先看了猪的OG，短跑。
一头叫博尔特的，始终第一。
强！
后来有人不服，一块跑，
博尔特照样第一。
第二个项目是喂鳄鱼。
导游大雨叔叔很坏，告诉乐乐是钓鳄鱼。
陈乐很卖力，“钓竿”几次差点被拖进水里。
以乐乐那点儿力气，没被拖进去就万幸了。
可乐的他离开时居然还兴冲冲地说：
幸好没钓上来，
否则咱们把鳄鱼养哪儿啊？
众人大笑，劝他，
你还是先去鳄鱼学校旁听一个学期吧。
河蟹社会到了。
一只老虎，一头猪，一头狮子和一条狗，
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乐乐说再加一头小熊，就太像维尼的百亩森林了。
更绝的是育婴堂，
猪妈妈的房间里哺乳着两只猪仔和两只小虎。
而老虎那里，
小猪不过穿了件虎纹的外套
弄得虎妈妈母性大发，
一直耐心地劝这个小家伙吃奶，
如果不是国际长途太贵，
我当时就想给非非打电话，
去什么香港啊，
泰国才是你的归宿，
有虎奶吃耶，
August 23 波将金村（转）刚看到的，有点意思。
August 22 买佛龛 近来老妈成了体育迷，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前提是有中国队的比赛。不管什么都看，哪怕规则都不清楚，只要有希望得金牌就行。她愿意等，等到升国旗的时候。
我理解不了这种心理。当年，部办秘书纪大姐整整一上午一眼不拉地看谢军的比赛直播，我特敬佩也特吃惊，在旁边问：“您还会下国际象棋呢？”“我哪懂这个？可咱们小谢军，就快拿世界冠军了！”纪姐头都不回，双手捂着胸口说，“多让人激动啊！”我倒。金牌真这么重要么？
偶尔，老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到昨天还在担心，美国队会不会在金牌榜上超过我们。我反复解释鬼子没希望了，她才稍微放下心来。但我说金牌不重要，她又不乐意了，认为我假清高。我被迫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大Party，大家来乐和乐和就得了，可现在已经成了堂会了……这下我妈真的生气了，她认为我太反动，“金牌多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体育强么？难道你就希望我们还是东亚病夫才好？”
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引用刘建宏同学的例子。四年前的雅典，中国队金牌狂飚，回来后，建宏到母校讲座，在座有听众也说到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认为“国运盛体运盛”，金牌多就意味着咱们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了。刘同学一时语塞，只好反问台下，请每周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二百多人的礼堂，举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人；刘同学趁热打铁，继续请坚持每天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令人汗颜，只有五个人……刘建宏把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台下掌声雷动。
当然，我妈显然比那些年轻人难以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次堂会相当伟光正，并且举了大量例证－－北京的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治安状况……更重要的是，得了这么多金牌，真的让人从心底感到国家大有希望。她认为我这么大岁数还不懂事，觉悟太低，甚至连陈乐都不如。
我只好闭嘴，继续看比赛。昨天女排发挥一般，被巴西队遏制了，让老妈心情非常不好。我赶紧解释说，比赛总有输有赢，运动员有状态高低的问题，时好时坏。比如，如果今天第一局如果拿下了，就会像股市暴涨，后面也就顺了；没拿下，就有可能像股市暴跌……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近期股市低迷，我们本来让老爸解闷玩儿的炒股活动，结果把老人家套在那儿了，这事情一直让老妈搓火。
果然，我妈关了电视，开始埋怨我们怂恿我爸糟蹋钱。我恨自己多嘴，可也只好听着。抱怨了一会儿，我妈突然问我：“你说，股价都跌成这样了，国家怎么不管呢？”我对炒股一窍不通，只好想像着解释－－炒股是市场行为，可能国家干预的程度有限吧。我妈摇头，表示不信：“别人说的可跟你不一样，政府其实是能救市的。”
“那为什么不救呢？”我问。“还不是因为要办运动会？”老妈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开始吸引我们往里面投钱，都投了，投多了，然后它就缩水。你说这次北京，花了多少钱啊！真是劳民伤财，哪一分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
相关阅读：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选段 August 20 暹罗流水－－芭塔雅 这天，导游带我们去了几个买东西的地方，分别卖金子、皮包、宝石的，一律都是“皇家XX中心”，据说东西不好可以找国王换的说。乐乐一进商店便长吁短叹的，无聊。晚上泰式按摩和人妖表演也没他什么事。当天晚上，陈乐在日记上抱怨说，这简直是大人的旅游，自己很郁闷。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例在枕头边放了二十株泰国钱。乐乐问我这是干什么，我说这叫小费，资本主义国家住旅馆都要给的，待会儿打扫卫生的来了就会拿走。乐乐听完，沉思了半晌不说话。当然，一出去玩这事情也就忘了。
这天玩得还行，骑了大象，看了猴子算术，去了侏罗纪公园，还游了泳。一天满满当当的。
可到了晚上，看完带自助餐的歌舞表演，导游说要带大家去Walking street，那是芭塔雅的红灯区，据说最大程度上保留着当年美国军事基地营造的销魂场所的风貌。这个……乐乐好像……我刚想问，导游说了，孩子们就跟着领队，在车上等。
乐乐不干了，昨天积压的愤怒一并暴发出来，谁劝也不行。好在我大体知道，这种所谓的街区就那么回事，于是决定带他同往。导游忧心忡忡，不停地说，如果孩子突然长大十岁，千万别赖他。
那条步行街并不长，不到半小时也就走到头了，我注意观察陈乐，发现他没有什么异样，甚至比大人们还自然。我心下释然，随口介绍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到这里上班的都是穷苦百姓什么的。乐乐貌似对那些妖艳的姑娘没什么兴趣，倒是对街边冒充雕塑的小伙子评头论足，认为没有法国的像。
回到酒店已是十一点多了，我累得不行，双眼几乎睁不开。督促完乐乐洗澡，自己便一头躺倒在床上。朦胧中，突然听见乐乐喊我：“爸爸，爸爸……”睁开眼，见他站在我床边，一脸凝重，“我觉得吧，还是社会主义好……”乐乐严肃地说。
这下真把我吓醒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导游说的“突然长十岁”……忙起身掀开他的浴袍……没长胸毛呀！受什么刺激了？见我疑惑，乐乐很神秘地缓缓说道：“服务员，真的把你放的钱，拿走啦。”
August 19 暹罗流水－－海边 到芭塔雅已经是晚上，
第二天一早便坐快艇去一个海岛上。
我随我妈，晕船，
到达的时候，脸色惨黑。
因此，乐乐下海的事情只能全权托付给我爸处理。
海边人很多，像下饺子。
陈乐去了深海区试探了一下，
呛了几口水，赶紧跑了回来。
陈乐曾经会游泳，仰泳和蛙泳都会。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说都忘了。见鬼。
因此只能在浅水中呆着。
更多的时候他更愿意呆在海滩上。
和同行的小妹妹玩得很好。
这一张可以代言米其林轮胎……
最辛苦的是爷爷，跟着他跑东跑西。
到了吃饭时间，好容易把他劝上了岸，
乐乐还是到处乱跑。
精力真让人钦佩。
回到餐厅乐乐也不闲着，招猫逗狗的。
再看我们家老爷子，
累得早就睡着了。
August 18 前街 故乡地理(31) 窗外，晴空圆月，几缕淡淡的云彩挂在那里，一副无着的样子。附近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传来，应该又有中国队的赛事吧。我坐在电脑前，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今天中元节，再次想起了祖父，我希望自己能沉浸到记忆里，以便进入几十年前的叙述当中。
连续几年的清明节，我都去了符离集，那里是我爷爷生活过的地方。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希望在当地政府的档案里，查阅到祖父当年被处理的文件或是有关遣送他下乡的决定，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任何正式材料。而从所有知情者那里寻找到的答案，又让我啼笑皆非。事实上，当年镇里和街道上从未对他进行过任何的定性或者处理，爷爷是一个人主动背着铺盖卷到梅庵接受改造的。其中的原因，今天的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仅仅为了所谓的“脸面”。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家从亳县跑反，最终在符离集落脚。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已经在符离集前街租下一个门面，公私合营，爷爷的小商摊被并入符离集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大集体性质），爷爷变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他的小杂货店也成了专门的修理店。几十年前的符离集，背靠火车站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后街多为住家，前街多为商铺。爷爷的修理店就坐落在前街南侧，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马路斜对面就是供销合作社，那是符离集最大的商店，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爷爷从油布伞、煤油灯、锁头到座钟、自行车……都会调理（当地土语，即修理），尤其是修雨伞和汽灯的手艺最为出色，在符离集左近拥有良好的口碑。但这样一间修理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确非易事。尤其小叔叔出生之后，爷爷已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靠修理雨伞显然难以支撑一家的开支。所以，大伯陈均高小毕业后便开始到对面的供销社做营业员，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我曾经询问过长辈们当时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回答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饥饿。“每个月只有几顿能吃上白面，剩下只能吃杂粮和红芋骨碌（煮红薯）”小姑顺英回忆说，她是爷爷最小的女儿，“别人家生活也不宽裕，可小闺女总有几件穿得出去的衣服，而我只能拾俺嫂和俺姐的旧衣裳穿。”可以想象，小姑姑当时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她一直盼望着家里也能去裁缝铺给她做一件色彩鲜艳而不是旧得发乌的衣服。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压垮这个家庭，爷爷天性乐观，一大家子人尽管时有龃龉，但日子也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了下来。1964年，我奶奶因病（我母亲说，是因为营养不良）去世，安葬在王牌坊村的大黄山脚下，爷爷过度悲伤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但他依然没有倒下。然而，一个巨大的阴影却一直追随着他，这就是他四九年之前在政府当差的经历。每逢大的年节或政治敏感时期（比如斯大林逝世、台湾“反攻大陆”），爷爷都会作为政治上有待结论的人，交由街道“监管”，这种监管只是口头交待，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文件，加上爷爷为人处世的精明，从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爆发，历次政治风暴都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家庭，其中的主要原因都来自于爷爷的生存智慧。
从长辈们的叙述中，我把爷爷的处世原则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谦恭。在爷爷的语言，尤其是与人交往的言语中，绝对听不到任何的“坏话”，看待任何的事情，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语言上都会千篇一律地变成“怪好的”，“真不赖”，“才不孬”、“来（也）不差”……哪怕是某人把事情办得很糟，大家一致谴责的时候，他也会表示理解地说“也不容易”。第二点是谨慎，从不招惹是非。爷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亏人常在”，这句话在我看来有太多的苟且偷安的意味，但爷爷就是这样，面对所有苦难和屈辱永远保持隐忍。加上爷爷重义气，宁可食不果腹，借钱都要勉力帮助他人。这样，他在街坊邻居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个老好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个没有是非的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人……也正是这个形象，让他和他的家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危险。
爷爷的为人处世的精髓，最大程度地遗传给了我大伯和我父亲，在他们的身上，我经常能看到爷爷的影子。伯父得知我打算写爷爷一生的计划，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放弃写作。在说了很多诸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那个年代受苦的又不止我们一家”之类的道理后，最终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怕我惹麻烦。同样在政治高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爹也是这样，前不久我去四川地震灾区呆了一个多月，看到了不少可笑、可悲甚至可憎的现象，回来后在饭桌上随口说给家人听。刚说几句，就被我爹厉声制止，饭后，他又再三嘱咐我不要到外面传播，“更不能写到网上！”语气十分坚决。父亲一生对身边的一切保持着谦和，这么多年，哪怕是对他的学生，我都没有见过他有恼怒的时候。与人交往，无来由的恭维在他那里都是由衷的，有时我甚至能听出些谄媚的味道。
当然，到了我这一辈，这种谦和或是隐忍已经荡然无存。爷爷或许无法想象，他的孙子会有一副毫无城府、敏感易怒的坏脾气，并且有一张尖酸刻薄的臭嘴巴……陈家强大的遗传基因在这里遭到逆反，我至今无法判断是应该惋惜还是应该感到幸运。但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抛开社会演进的因素，单从人生经验上判断，爷爷并没有因为隐忍而在灾难中幸免！
1967年夏天的符离集，一如整个中国一般炎热。前街道路两旁挂满红旗，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文化馆前的广场上大字报铺天盖地……爷爷推着他自己组装的自行车，穿行在红色的丛林中。这次的风暴是他见过的最猛烈的一次，大街上的游斗场面屡屡让他心惊－－被批斗的带着纸糊的白色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后来他反复对孩子们说，这样太丢人了，这样太丢人了。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