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黄猪老: 口舌没＾纪律－－想到说

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Wed, 24 Sep 2008 12:17:00 GMT

　　爷爷终于和奶奶相聚了。地点在符离集王牌坊村后面大黄山的山坡上，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八号早晨，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八。

　　爷爷是一天前被火车撞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十里铺的铁路道口旁，在认可了铁路相关部门的赔偿协议之后，一部分人把爷爷的遗体运回梅庵村。我爹从灵璧县城搭熟人的摩托车赶到现场，据他说，刚到不久，他就和我的一个叔叔急忙前往符离集镇，买了一身新衣服，而我另一个叔叔则去买了棺材。

　　入夜，一大家人聚在濉河边爷爷的草棚前。爷爷躺在他的床上，四周是低泣的大人孩子，只有小四眼，那只一直陪伴爷爷的小狮子狗，安静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不久，寿衣和棺材先后来到了，铁路部门的人把赔偿金留下后也先行离去，这一百多元钱足够爷爷办后事的了。二姑陈英看到钱，突然悲从中来：“大（父亲）啊，你一辈子没花过儿女的钱，一辈子没有享过儿女的福，连死了你都把钱准备出来了啊……”说完号啕失声，众人也痛哭一片。

　　大伯陈钧止住大家的哭声，几位长辈开始商量后事。因为按规定，爷爷这种四类分子要强制火葬，而爷爷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千万别烧我，一定要把我埋在王牌坊。”王牌坊是我大伯母的娘家，一九六四年我奶奶过世后就葬在了那里。由于走得突然，爷爷没有留下遗言，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尊重老人的意见，尽快将他土葬，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众人一面迅速将爷爷穿衣入殓，一面捎信到王牌坊，请人开启奶奶的墓穴。一家人抬起棺木，在漆黑的夜色中出门匆匆上路。

　　抬棺的是四个儿子，长孙陈永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大声喊到：“俺老，过桥了。”“俺老，上大路了。”“俺老，过铁道了。”“俺老，上山了。”据说这样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记得来路。两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王牌坊，爷爷和奶奶终于葬在了一起。下葬完毕，据父亲回忆说，天才刚蒙蒙亮。　

　　以上的这些段落是根据我的多位亲戚的共同回忆完成的。爷爷去世我并没有在场，那年我十岁，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在五十公里以外兀自度过自己的寒假。第一次到爷爷坟前，已经是六年多之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墓前，算是打个招呼，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看到长辈们日渐苍老，我开始有了探寻这个家族往事的欲望。每次听到长辈们回忆当年，我会同时揿开自己的记忆按钮，努力寻找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断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着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自然，这是我半年前读张大春先生《聆听父亲》后得出的结论。就好像我们不断从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体验中走来，转头又进入似曾相识的怪圈中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东西称作传统或者叫文化传承。然而，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开始接受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自己的发蒙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从记事起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按顺序要爱领袖、爱政党、爱制度、爱政府，偶尔也会提及爱国家、爱民族，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老师，告诉我要爱自己的亲人或者家人，普通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忽略的。我爷爷和我们生活时间很少，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家的三个孩子甚至没有带孝，而就在此前不久，我们还为逝世的国家总理佩戴过黑纱。关于爷爷去世，我能记起的情景只有模模糊糊的一段：父亲从符离集回来，我妈妈问了问葬礼的情况，父亲似乎解释了几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父母的叹息声中睡去……爷爷去世，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唯一的不同是，那年春节，父亲没有给我买鞭炮。

　　但是，爷爷的影子又会经常出现在我父辈和兄长的举手投足之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比照我对爷爷的了解，而得出哪些是这个家族的遗传，哪些又是变异，在这种辨析中，我能感到自己渐渐融进了这个大家庭。亲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一生太苦了，他没享过一天福。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一点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的伯伯、姑姑们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起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我父亲已经有了单位的公房，也还几次试图买块地盖个房子，这可能就是对我祖父窘迫一生的反动吧。

　　几年前，父母回老家，说是要多花点钱，把爷爷奶奶的坟修葺得稍微像样一些，从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我原不赞同这种做法，再说以前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下了这么多儿孙的名字，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又得到过什么呢？但父母主意已定，我自然不敢违拗。后来，每年一次清明时节的返乡，碧绿的冬小麦和灿黄的油菜编织着浓浓的田园图景中，上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家族每年一次的相聚。而且，对于我一个没有祖屋和祠堂的人，王牌坊的那片坟冢慢慢变成了我很多时候的寄托。

　　从去年起，我开始尝试写关于我爷爷的文章，我十分卖力地追述一个和我生命并无密切关联的老人，最初的动机源于我三十五岁之后如沉渣泛起的虚无感。未来无法把握，则寄托在记忆中求解，而每每梳理清来路的脉络，又不得不陷入对命运的慨叹。人生大抵如此，我想爷爷也不应该例外。今年，王牌坊坟前的小树已经长高，满野的油菜花香之中，我继续聆听。长辈的述说，又把我带回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晨。

　　父亲记得，爷爷下葬后，他说了句“入土为安”，磕了三个头，便跟着大家下山，到符离集吃了点东西之后又向梅庵赶。到了梅庵爷爷的住地，小叔叔陈民回忆说，“正看见有村民正在挪院子里的水缸，他们的意思是反正人也死了，留着水缸也没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爷爷在当地地位的卑微。大家把爷爷不多的几件东西简单分了之后，就准备各自返回，堂兄陈永亚记得“没有了主人的小四眼看见俺们要走，一下从屋子里窜出来，寸步不离地跟在三叔的自行车后面，怎么都甩不掉。”走了好几里地之后，“小四眼叫声都是哑的了，三叔只好把它抱上自行车，带回了芦岭（我大伯家）。”三叔陈锋说，“那条狗知道我们是一家子的。”

　　就这样，祖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关于他的文字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想提一下那条小狮子狗，半年后，我和妹妹去芦岭煤矿大伯家过暑假时见到过它（不好意思的是，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它曾经是爷爷的“身边工作人员”）。我还能记得，那只狗眉毛上有两个白点，看上去像有四只眼睛，它见到我和小妹不会狂吠，而是静静地流眼泪……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一遍一遍走到他的面前，不断让他的眼泪流出来，甚至欢天喜地地邀请了邻院的小朋友过来参观……

　　而今年清明，当知道了它离奇的身世之后，我突然像明白了些什么，进而又有些绝望：在那个年代，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在“通人性”的方面，似乎还真不如一条狗。

无人值守道口　故乡地理（33）

Sun, 07 Sep 2008 22:29:57 GMT

　　四十岁那年，爷爷陈凤起曾经对全家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但最终，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一九六七年秋天，当他穿过铁路去往梅庵的时候，已然孤身一人。

　　这时候，爷爷五十八岁，他是骑着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符离集的。爷爷先向南，沿宿符公路到了北十里铺，然后转而向东，穿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这就是他们常说的“道东”了。梅庵大队，就在津浦铁路的东侧，那是爷爷此行的目的地，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而这个无人值守的道口，既是爷爷生命中最后十年多舛的起点，也是终点。

　　今年清明我来到这里，能看见原来道口的路基还在，只是为了配合京沪线提速，在道口南侧修建了一个公路涵洞，供汽车通行。只见几辆农用车深深扎进桥洞，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从铁路那边抬起头来，向远方驶去。

　　关于爷爷最后十年的生活，我已经在《梅庵》中做了部分记述。到一九七五年底，爷爷的生活环境和几年前相比有了些许改善，比如他的身份标志－－那个白袖箍－－已经不需要时刻戴在身上。他还是住在睢河边护林员的小房子里。据亲人们回忆，爷爷住着两间向南的草房，屋里有一张床，一只土箱子，一个长条桌，一个饭桌和两个高低不同的凳子，这几件家什是会木工活的爷爷自己打制的，至今那个饭桌和小凳，还在宿县我兰英姑姑家堆放着。门外，爷爷搭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灶台和一个水缸。如果再加上那辆自行车，这就是爷爷所有的家当了。

　　这一年年初，我曾祖父过世的消息传来。尽管爷爷是养子，尽管天气恶劣，他还是冒着大雪，骑行三百里路赶到涡阳，给他的养父送葬。还是那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那是奶奶离世后爷爷最忠实的伴侣。除了自行车，爷爷还养了一条小黑狗，那是一条不大的狮子狗，据说在梅庵从不离开爷爷左右。我后来在大伯家见过它，眉毛上方有两个白点儿，我们都叫它“小四眼”。

　　此时，我大伯在宿县芦岭公社供销社做了会计，我爹正在灵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垒梯田。我的三个姑姑都已出嫁，分别在宿县县城、符离集镇和淮北张庄煤矿。我三叔陈峰在灵璧的一个林场做临时工，我最小的叔叔也已经高中毕业，下放在固镇县新马桥农场。就是说，爷爷的七个子女都已成年，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唯有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岸边，身边只剩下小四眼为伴。

　　尽管文革正接近尾声，但因为特有的政治气候，本来最应该在面前尽孝的我大伯和我爹无法给爷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倒是三个女儿不时过来梅庵看望，给他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她们的家也是爷爷最愿意去的地方。

　　二姑陈英家就住在符离集汽车站里面，那儿是爷爷最常去的。姑姑的大儿子大生，和我爷爷见面次数最多。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多么困顿，我爷爷总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大生印象最深的是“外爷总带我洗澡，农村没有法洗，他总是骑车十几里地到符离的澡堂子洗，每次都带上我。”大生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爱干净的老人。今天看来，尽管在梅庵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爷爷解放前夕养成的泡澡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

　　浴室水雾氤氲，爷爷沉浸在热水之中……我经常猜想，对于他，那一刻真的是莫大的享受吗？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力量让他十天半个月就到镇上泡这么一次澡？因为当时洗一次澡要五分钱，而爷爷是个几近赤贫的老人，从不添置衣服，平时抽烟都只能抽最便宜的“丰收牌”，而且要分三次抽完。每年他只能从生产队分到不多的口粮，是没有任何现金的。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照例，爷爷还要一个人在乡下过除夕。元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春节还有三天。那天上午，爷爷把小四眼锁在屋里，准备骑车出门，他打算置办点年货。所谓年货，不外乎以下内容：豆油、肉、香烟、酒、春联、鞭炮，但这对爷爷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没有钱，他必须先去孩子那里想办法。

　　按照姑姑的说法，爷爷原本想去县城东南三十公里处的芦岭，那是我大伯家，但半道上他又改了主意，返回了宿县。到兰英姑姑家时，全家刚吃罢午饭，只剩了一个菜，萝卜烧粉条。姑姑一边热菜一边埋怨爷爷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爷爷笑笑说：“我……这不是也没啥事，只是随便出来溜溜……”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人，爷爷并没有说自己缺钱的事。

　　一直在兰英姑姑家呆了一个小时，爷爷东拉西扯，就是没提钱的事。离开的时候，姑姑送他出门。在马路边，爷爷磨磨叽叽地说“想去澡堂子”，希望能给姑姑一点“提示”。姑姑完全没有理会，“我这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十块钱，”爷爷立刻显得兴奋无比，但无奈姑姑大喘气非常严重：“可是呢，我不想现在给你，怕你乱花（爷爷确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初一我去梅庵子拜年，一定给你带去。”爷爷十分镇定，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没在宿县洗成澡。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有点生气。那时候洗澡五分钱一次，要过春节了，我六十七岁的爷爷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毕竟他有七个孩子啊！我姑姑后来也很懊悔，她说如果当时给了爷爷钱，或许傍晚爷爷就不会出事了。

　　不过，现在几乎可以确认，爷爷后来还是置办了年货的。今年在梅庵走访，好几个人都回忆说，那天在符离集街上见到了爷爷的身影，有人说见他“洗了澡出来，还打了招呼”，有人看见他“打了酒，还说刚从闺女家回来”，有人说他“从商店出来，散的是‘东海’烟”，有人还“在卖‘对子’（对联）的地方和他拉（聊天）了一会儿”……总之，爷爷貌似很张扬地买了年货，至于从谁那里借的钱已经无从查证。

　　爷爷是傍晚出的事。

　　回梅庵快到铁路道口时，爷爷又遇到了一个熟人，于是又下车聊天－－他总是这样，见到熟人就没完没了地拉呱－－直到那人已经不耐烦了，说“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爷爷才骑上车，准备上坡越过那个无人看守的道口。或许是站的时间太长，爷爷上车有些踉跄。这时有一辆货车由南向北驶来，爷爷盘算了一下，货车应该他到坡顶时将将过去，他努力地想借着惯性越过复线的道口，所以并没有减速，然而，巨大的长龙在眼前消失殆尽的同时，远端那条铁道上，突然有一辆火车头从北边过来……爷爷完全反应不及了，火车头巨大的吸力把刚刚越上铁路的爷爷扇到了路基的沟里。据目击者说，爷爷当时还试图爬起来，但很快就仰面躺下了。

　　爷爷死于颅内出血，全身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痕，表情平静，他洗了澡的。

三等小站　故乡地理(32)

Wed, 27 Aug 2008 17:24:27 GMT

　　一百年前，津浦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符离集是作为给水站设计的。后来的很多年，许多直达车都在这里经停，为的就是补水。一九四八年春天，一位乘客从符离集车站下车，直接到了不远的后街上，他是找我爷爷的。

　　陈家的这个客人，听口音应该来自老家亳县附近。爷爷从他说出的介绍人就已经对他的身份猜出了八九，但他没有说，只说是老家来的亲戚，做的是粮食买卖，爷爷管他叫老胡。后来我的不少亲人们都还记得老胡的扮相－－穿长衫，戴礼帽。至于名字，他们有说叫胡严昆，也有说叫呼延坤的。这里就叫他老胡吧。

　　我也是去年才听到关于老胡的故事，由于老胡的“出现”，原先爷爷一生经历中的很多盲点，在我心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据说，那时老胡有时住在我们家，更多的时候是在外面跑。那年月兵荒马乱，那个三等小站上，经常可以看见整列车地运兵。爷爷却跟着老胡，沿铁路去过徐州，下过蚌埠。老胡有钱，经常请爷爷下馆子、泡澡，以至于后来不管怎么清苦，爷爷泡澡堂子的习惯都没有改变过。

　　家里人都没见老胡具体做过什么“生意”。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老胡突然对爷爷说，能不能给他准备四十辆大车？说是要运粮食，地点在河南的永城，那里已经是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四十辆马车，对于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爷爷还是向老胡拍了胸脯，说给他几天时间，一定去永城他们约好的地点见面。凭借广泛的人脉，爷爷真的找到了三十多辆马车。但车队刚离开，战争就来了。

　　
　　兰英姑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就发生在那时。据说有部队打过来，镇上的人纷纷逃往“道东”（铁道以东）的栏杆、时村方向。那一天传言兵来得急，爷爷挑了几样家当，勉强塞满了一独轮车，再把小脚的奶奶扶上车，喊上孩子就往道东跑反。大伯和我父亲勉强跟在后面，可姑姑年纪小，跑得慢，眼看被丢下了。爷爷让两个儿子扶好车，回头把姑姑领到街坊老孙家门口说：“这孩子我没办法管了，今后，他就是你闺女了！”

　　最让兰英姑姑难忘的就是被“遗弃”的那一刻，她说她坚决不从，鞋子都哭掉了一只，最终还是跟着全家到了道东。爷爷把全家安顿在一片树林里，又跟也在此避难的街坊交待了几句，请他们多多关照一下家人，便匆匆离开，追赶车队去了。

　　去年，姑姑跟我讲述那个深秋的“跑反生活”时，还能回忆起在林子里那些寒冷而难捱的夜晚。树林里非常安静，远处却不时有隆隆的炮声传来。五岁的兰英姑姑依偎在母亲怀里，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全。“邻居有家买了蛙鱼（一种红薯淀粉做成的颗粒状食物，有汤），给俺家端来一碗，那是我平时最肯（喜欢）吃的。但是一心只想俺大（父亲），我一口都吃不下。”姑姑怨怼地对我说，“结果，都让你爸一口气给吸溜完了。”

　　十几天后，老胡和爷爷把装满三十辆大车的粮食运回了符离。这时，爷爷已经知道老胡的身份，但他不知道的是，运来的粮食正是淮海战役的重要物资，他更不知道的是，黄维军团正是在宿县境内被歼灭的。或许，对爷爷来说，这些都不重要，符离集才是他生活的全部。

　　不过，对老胡这位地下党，爷爷很是钦佩，并引为好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相识将近一年。一天，老胡请爷爷吃饭，在饭桌上他告诉爷爷，自己已经接到调令，准备去南方，给首长当秘书。吃完饭，照例是泡澡，老胡又说：“我觉得你老哥很能干，你看看能不能和我一起走？”这个消息对爷爷来说很突然，据姑姑回忆，直到那天把老胡送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爷爷还在犹豫……

　　当然最终，爷爷留了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爷爷舍不得他们。那天回到家，爷爷借着酒劲，突然对家人意味深长地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解放后，家里还两次收到老胡（这时已经知道老胡只是化名，他本名姓孙）寄来的信，信里希望爷爷有机会去上海找他。我家里几个人都还记得，那信封上有印刷的宋体字，是“华东政务委员会”。

　　这个故事很令我回味，我仿佛都看到了爷爷当年在站台上徘徊的双脚。历史在这里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穿过去可能就是一片不同的天空。

　　去年清明后回北京，我曾经向朋友老六复述了这个故事，自然，中间还穿插了我的分析。比如，假如我爷爷真的去了上海，那么我会不会在某个大院里出生？会不会从小过上条件更好一些的生活？会不会在四十岁之后也留恋一下所谓的红色时光？

　　老六的回答很简洁：“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如果那样的话，你更有可能是一个傻X。”

买佛龛

Thu, 21 Aug 2008 17:39:40 GMT

　　近来老妈成了体育迷，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前提是有中国队的比赛。不管什么都看，哪怕规则都不清楚，只要有希望得金牌就行。她愿意等，等到升国旗的时候。

　　我理解不了这种心理。当年，部办秘书纪大姐整整一上午一眼不拉地看谢军的比赛直播，我特敬佩也特吃惊，在旁边问：“您还会下国际象棋呢？”“我哪懂这个？可咱们小谢军，就快拿世界冠军了！”纪姐头都不回，双手捂着胸口说，“多让人激动啊！”我倒。金牌真这么重要么？

　　偶尔，老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到昨天还在担心，美国队会不会在金牌榜上超过我们。我反复解释鬼子没希望了，她才稍微放下心来。但我说金牌不重要，她又不乐意了，认为我假清高。我被迫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大Party，大家来乐和乐和就得了，可现在已经成了堂会了……这下我妈真的生气了，她认为我太反动，“金牌多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体育强么？难道你就希望我们还是东亚病夫才好？”

　　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引用刘建宏同学的例子。四年前的雅典，中国队金牌狂飚，回来后，建宏到母校讲座，在座有听众也说到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认为“国运盛体运盛”，金牌多就意味着咱们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了。刘同学一时语塞，只好反问台下，请每周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二百多人的礼堂，举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人；刘同学趁热打铁，继续请坚持每天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令人汗颜，只有五个人……刘建宏把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台下掌声雷动。

　　当然，我妈显然比那些年轻人难以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次堂会相当伟光正，并且举了大量例证－－北京的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治安状况……更重要的是，得了这么多金牌，真的让人从心底感到国家大有希望。她认为我这么大岁数还不懂事，觉悟太低，甚至连陈乐都不如。

　　我只好闭嘴，继续看比赛。昨天女排发挥一般，被巴西队遏制了，让老妈心情非常不好。我赶紧解释说，比赛总有输有赢，运动员有状态高低的问题，时好时坏。比如，如果今天第一局如果拿下了，就会像股市暴涨，后面也就顺了；没拿下，就有可能像股市暴跌……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近期股市低迷，我们本来让老爸解闷玩儿的炒股活动，结果把老人家套在那儿了，这事情一直让老妈搓火。

　　果然，我妈关了电视，开始埋怨我们怂恿我爸糟蹋钱。我恨自己多嘴，可也只好听着。抱怨了一会儿，我妈突然问我：“你说，股价都跌成这样了，国家怎么不管呢？”我对炒股一窍不通，只好想像着解释－－炒股是市场行为，可能国家干预的程度有限吧。我妈摇头，表示不信：“别人说的可跟你不一样，政府其实是能救市的。”

　　“那为什么不救呢？”我问。“还不是因为要办运动会？”老妈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开始吸引我们往里面投钱，都投了，投多了，然后它就缩水。你说这次北京，花了多少钱啊！真是劳民伤财，哪一分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

　　相关阅读：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选段

前街　故乡地理(31)

Mon, 18 Aug 2008 15:54:14 GMT

　　窗外，晴空圆月，几缕淡淡的云彩挂在那里，一副无着的样子。附近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传来，应该又有中国队的赛事吧。我坐在电脑前，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今天中元节，再次想起了祖父，我希望自己能沉浸到记忆里，以便进入几十年前的叙述当中。

　　连续几年的清明节，我都去了符离集，那里是我爷爷生活过的地方。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希望在当地政府的档案里，查阅到祖父当年被处理的文件或是有关遣送他下乡的决定，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任何正式材料。而从所有知情者那里寻找到的答案，又让我啼笑皆非。事实上，当年镇里和街道上从未对他进行过任何的定性或者处理，爷爷是一个人主动背着铺盖卷到梅庵接受改造的。其中的原因，今天的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仅仅为了所谓的“脸面”。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家从亳县跑反，最终在符离集落脚。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已经在符离集前街租下一个门面，公私合营，爷爷的小商摊被并入符离集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大集体性质），爷爷变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他的小杂货店也成了专门的修理店。几十年前的符离集，背靠火车站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后街多为住家，前街多为商铺。爷爷的修理店就坐落在前街南侧，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马路斜对面就是供销合作社，那是符离集最大的商店，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爷爷从油布伞、煤油灯、锁头到座钟、自行车……都会调理（当地土语，即修理），尤其是修雨伞和汽灯的手艺最为出色，在符离集左近拥有良好的口碑。但这样一间修理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确非易事。尤其小叔叔出生之后，爷爷已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靠修理雨伞显然难以支撑一家的开支。所以，大伯陈均高小毕业后便开始到对面的供销社做营业员，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我曾经询问过长辈们当时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回答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饥饿。“每个月只有几顿能吃上白面，剩下只能吃杂粮和红芋骨碌（煮红薯）”小姑顺英回忆说，她是爷爷最小的女儿，“别人家生活也不宽裕，可小闺女总有几件穿得出去的衣服，而我只能拾俺嫂和俺姐的旧衣裳穿。”可以想象，小姑姑当时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她一直盼望着家里也能去裁缝铺给她做一件色彩鲜艳而不是旧得发乌的衣服。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压垮这个家庭，爷爷天性乐观，一大家子人尽管时有龃龉，但日子也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了下来。1964年，我奶奶因病（我母亲说，是因为营养不良）去世，安葬在王牌坊村的大黄山脚下，爷爷过度悲伤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但他依然没有倒下。然而，一个巨大的阴影却一直追随着他，这就是他四九年之前在政府当差的经历。每逢大的年节或政治敏感时期（比如斯大林逝世、台湾“反攻大陆”），爷爷都会作为政治上有待结论的人，交由街道“监管”，这种监管只是口头交待，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文件，加上爷爷为人处世的精明，从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爆发，历次政治风暴都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家庭，其中的主要原因都来自于爷爷的生存智慧。

　　从长辈们的叙述中，我把爷爷的处世原则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谦恭。在爷爷的语言，尤其是与人交往的言语中，绝对听不到任何的“坏话”，看待任何的事情，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语言上都会千篇一律地变成“怪好的”，“真不赖”，“才不孬”、“来（也）不差”……哪怕是某人把事情办得很糟，大家一致谴责的时候，他也会表示理解地说“也不容易”。第二点是谨慎，从不招惹是非。爷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亏人常在”，这句话在我看来有太多的苟且偷安的意味，但爷爷就是这样，面对所有苦难和屈辱永远保持隐忍。加上爷爷重义气，宁可食不果腹，借钱都要勉力帮助他人。这样，他在街坊邻居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个老好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个没有是非的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人……也正是这个形象，让他和他的家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危险。

　　爷爷的为人处世的精髓，最大程度地遗传给了我大伯和我父亲，在他们的身上，我经常能看到爷爷的影子。伯父得知我打算写爷爷一生的计划，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放弃写作。在说了很多诸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那个年代受苦的又不止我们一家”之类的道理后，最终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怕我惹麻烦。同样在政治高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爹也是这样，前不久我去四川地震灾区呆了一个多月，看到了不少可笑、可悲甚至可憎的现象，回来后在饭桌上随口说给家人听。刚说几句，就被我爹厉声制止，饭后，他又再三嘱咐我不要到外面传播，“更不能写到网上！”语气十分坚决。父亲一生对身边的一切保持着谦和，这么多年，哪怕是对他的学生，我都没有见过他有恼怒的时候。与人交往，无来由的恭维在他那里都是由衷的，有时我甚至能听出些谄媚的味道。

　　当然，到了我这一辈，这种谦和或是隐忍已经荡然无存。爷爷或许无法想象，他的孙子会有一副毫无城府、敏感易怒的坏脾气，并且有一张尖酸刻薄的臭嘴巴……陈家强大的遗传基因在这里遭到逆反，我至今无法判断是应该惋惜还是应该感到幸运。但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抛开社会演进的因素，单从人生经验上判断，爷爷并没有因为隐忍而在灾难中幸免！

　　1967年夏天的符离集，一如整个中国一般炎热。前街道路两旁挂满红旗，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文化馆前的广场上大字报铺天盖地……爷爷推着他自己组装的自行车，穿行在红色的丛林中。这次的风暴是他见过的最猛烈的一次，大街上的游斗场面屡屡让他心惊－－被批斗的带着纸糊的白色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后来他反复对孩子们说，这样太丢人了，这样太丢人了。孩子们听着，没有人理解他话里真正的含义－－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

　　但爷爷是打定主意继续隐忍下去的，他冀望自己能像之前的数次政治运动一样安全度过。的确，运动初期全家生活没受什么影响。然而这个夏天，原先房东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家是租住一对老夫妻的院子，他们早已投奔济南儿子的家。67年初，房东的儿子在济南铁路局被“打倒”，全家被迫一并返回原籍。这样问题就来了，我的叔叔姑姑们逐渐长大，大伯的两个孩子也已出生，房东留给我们的两间偏屋显然承载不下这么多人口。　

　　那段时间，全家人一直在狭小逼仄的两间小屋将就着。不久，供销社的领导同意爷爷晚上搬到商店里住，这样一来部分解决了我们家的住房问题，二来爷爷还可以帮助供销社守夜。但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遭际使爷爷引火烧身。

　　这年初秋的一个晚上，爷爷在家里吃完饭，骑着单车去古符离找一个朋友，恰巧朋友不在，爷爷只好回转。快到符离集时，他想想家人已经该休息了，便一个人直奔供销社。打开门，他撞见了自己不应该撞见的场景：一位女职工和一个显然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一起，衣衫不整……爷爷脑子一片空白，呆在了那里。很快，两个人迅速仓皇离开，现场留下了那位邵姓女人崭新的小褂子（淮北女人当作内衣穿的短袖上衣）。

　　我爷爷关上店门，然后迅速找了一张报纸，把那件翠绿色的小褂子包好，准备找机会悄悄还给小邵。说到底这就是一起绯闻事件，而且以爷爷的胆量，不到万不得已，这件事永远也不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事实证明，我的所有家人都是在他下放劳动之后才逐渐弄清楚了事件的真相。

　　但没两天，街上就出现了爷爷的大字报，署名正是小邵。大字报的主题揭发爷爷49年前的历史问题，相当上纲上线。那些天，不停有人到修理铺，对爷爷重复大字报的内容。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公开的针对自己的“文字”，这次爷爷慌了，他无法想像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母亲听祖父亲口解释过，他害怕像别人那样戴高帽子游街，“要是那样的话，你大哥（我伯父）在供销社得多没有脸面？他正要转成会计呢。”经过几天的商量，爷爷匆匆拿定主意离开符离集到乡下去。家人劝他，索性就去他亲家所在的王牌坊村，比较近，还有照应。但爷爷坚持去了更远的梅庵，他认为离得远一点，给家人的安全就会多一点。

　　听长辈们说，如果当时爷爷等待革委会的书面处理结果，即便当时受点罪，十几年后，那么爷爷能得到一个（平反的）“说法”。用小叔的话讲，起码工资是要补发的，但爷爷的眼光没有这么长远，他不明不白地自动成了专政对象。

　　要说爷爷就这么完全自觉自愿地认倒霉似乎也不符合事实。在离开的那天，爷爷给了小姑姑顺英一个报纸包，里面就是那件翠绿小褂儿，他让小女儿穿上它，并嘱咐这些天多去合作社走动……我分析他这么做，一方面有满足女儿爱美之心的考虑，更有平复自己心中隐隐愤恨的初衷。至于小姑这么做有没有收到效果，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考证。

　　纵观爷爷的一生，他在1967年走的这步棋显然是不明智的。孩子们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摆脱了牵连，甚至每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入党、升学、升迁什么的，从符离集带回来的“政审材料”几乎都对他们不利。而且，由于爷爷的离开，我的一个姑姑被迫辍学，两个叔叔几乎成了流浪儿……我想，爷爷如果知道会这样，相信他也会后悔当年的选择。

　　这之后不久，我伯父一家调往另一个公社，余下的兄妹几人也分头离开了符离集，只剩下二姑陈英嫁给了原来的门邻。前街上我爷爷的修理铺永远消失了，后街那个曾经属于我爷爷的家，也已然不复存在，只有大黄山脚下，奶奶的坟茔还孤单地留在那里。

2008年8月15日夜谨记

8月18日改毕

狗故事

Fri, 13 Jun 2008 10:50:33 GMT

　　我没养过宠物狗，也不清楚照片上这只小狗的品种。

　　小狗原先的家，在平武南坝北面的一个小村镇。五月十二号那天，正逢赶场，地震来袭，两侧山体同时崩塌，村子的一半迅速被覆盖在几十米之下，很少有人幸免……两天后，成都军区的一个团向平武徒步开进，最先到达了地图上有标定的这个村子，军人们很快发现，村镇的大部分已经沉在一座新出现的堰塞湖的湖底，剩下没被滑坡侵袭的人家也基本上人去楼空。

　　带着几位伤者，部队准备继续前行。就要出发的时候，几个战士发现了这只小狗。当兵的也都二十来岁，觉得小狗挺可怜，就给它留下了两根火腿肠，队伍便开拔了。没想到，小狗一直就跟在后面，穿过险峻的峡谷，行程二十公里，直到部队在南坝驻扎下来。而且有趣的是，从此之后，它只跟穿军装的人。

　　我在部队的野外驻地见到的这条小狗，因为服装问题，它一直对我保持着警惕。在重灾区，此前我根本看不到狗啊猫啊之类的小动物，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它们都成了震后捕杀的对象。这条小狗很乖，自始至终一直呆在军营里，因此幸免了下来。

　　后来的一天，卓别灵在网上给我一个链接，打开看了都是谴责灾区捕杀小狗的。小卓痛心疾首，说人们太狠心。但我知道，当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再拿出多一点关爱给其他生物。看着没有吃喝的流浪狗在废墟里钻来钻去，眼睛隐隐放着绿光，相信谁都会害怕。

　　临走那天吃早饭，听见当兵的跟小狗说话，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它有人照顾，过些天部队走了怎么办呢？我甚至有冲动把它带走，但想想下一站要去更艰苦的青川，只好放下了念头。后来看到韩寒真的领养了一条小狗回上海，真觉得那个小生灵很幸运。

　　一周后回到成都，整理照片时，又看到那只小狗站在帐篷前为我们送行的形象－－真有点后悔没带它出来。今天打电话给还在那里的同事肖崴，顺便询问了小狗的近况，肖崴说，小狗挺好，前两天有人想领养它，它还不干呢。

听来的

Mon, 09 Jun 2008 23:34:25 GMT

　　我们有个摄制组在北川县擂鼓镇拍片，

　　拍摄对象家隔壁，有个邻居叫温世全。

　　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发现老温有点神叨，

　　经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比如，他会突然跑到人家里悄悄对人说，

　　“你们家房子要垮了，赶紧离开吧”。

　　“你们家房子才要垮！”听的人都很不高兴。

　　他却说：“是噻，我们房子也要垮。”

　　……

　　说得多了，大家就开他玩笑，

　　既然大家房子都要垮，问他应该住在哪里。

　　他居然很严肃地说，庙子不会垮。

　　说完了，他身先士卒把自己的床搬到了附近一家和尚庙里。

　　到了五月，在庙里住的老温胡言乱语更厉害了。

　　他经常大喊大叫：

　　“咋愣个多武警，爪子嘛？”

　　“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嗦！”

　　直到有一天，他说，

　　“妈哟，直升飞机都来了哈，总理都来了哈……”

　　家里人彻底吓坏了，把他送进了绵阳市精神病院。

　　入院日期是五月十号。

　　两天后……

　　再后来的事情好像不用我说了吧。

　　需要交待的是，老温目前已经出院。

　　他回到了擂鼓镇，住在那座没垮的庙里，精神正常。

　　直升机来的那天，老温自言自语说：

　　“你们才是疯子！”

　　以上是我们一个编导说的，看不出有什么科学依据。

　　土摩托有意去采访的话，可以找我要电话。

即赴四川

Fri, 23 May 2008 08:08:42 GMT

　　几天来，没什么事。

　　每天坐在电脑旁，但也没什么心情更新。

　　每自比蓝领工人，苦力。

　　在遇到大地震这样的最需要表明我在现场的时刻，却只能在办公室眼馋别人的图像。

　　心里失衡，特别愿意挑别人的毛病。

　　当然，人家拍新闻的，难免仓促。

　　但我知道，震区的摄像机已经摩肩接踵了。

　　大把的纪录片人在那里挥汗。

　　最可恨他们还会打电话来闹心。

　　“我在都江堰，目所能及的人像极了小川伸介镜头里的面孔……”

　　“我在拍一所医院，正按照怀斯曼的风格进行记录……”

　　“再给我讲一遍那个片子，吴乙峰拍的台湾921地震，我看看能不能借鉴？”

　　……

　　感觉最近弗拉哈迪、格里尔逊、劳伦斯、伊文思全都在中国附体了。

　　羡慕的不行！

　　每天激动同时郁闷着。

　　只能把自己的一些转瞬即逝想法打电话告诉在前方的人们。

　　这些想法有的已经落实到了电视屏幕，

　　有的估计也被记录到了磁带上。

　　心稍宽。

　　绝没有想到的是，

　　两天前，任务来了。

　　领导要求《见证》拍一个关于地震的纪录片。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傻。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最难熬、最揪心、最宝贵、最改变命运的时间段已然过去，

　　用韩寒的话说，演艺界人士都在纷纷赶赴成都准备秀呢。

　　我们去干什么？

　　连续两天，N个策划会。

　　本来觉得主意蛮多的，这会儿怎么一头雾水？

　　曾经心仪一个少女，你夜不能眠。

　　但命运无常，时过境迁。

　　现在她来到你身边，却已人老珠黄。

　　造化弄人。

　　简单做了一个方案，领导迅速通过。

　　见证一半以上的人员明后天即将开赴四川，　

　　节目的具体方向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计划，

　　更多的细节需要到那里落实。

　　车辆、证件等等后勤保障都更是空白。

　　前景不明，摸石头下水先。

　　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方向性的建议，

　　或者掌握一些第一手的影像资料，

　　或者可以提供某些拍摄线索，

　　或者能在当地给我们提供方便。

　　请在此处留言，

　　或给我发邮件 hizi1788@163.com

　　不胜感激！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有可能您提供的拍摄素材或是线索不能立即和观众见面，

　　但我们还是会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

　　并且作为文献保存。

　　我服务的媒体叫中央电视台，

　　它的播出有自己的原则。

　　另：

　　今晚七点，

　　《森林之歌》校园巡映及主创人员交流活动第四站。

　　地点：北大英杰交流中心

　　欢迎捧场。

　　待会见！

地震了，你在哪里？

Tue, 13 May 2008 22:13:18 GMT

　　地震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开节目会。因为在说话，加上楼层低，那个瞬间没有任何感觉。后来有人从MSN上得知地震了，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一同事做恍然大悟状，说难怪他们家的狗连续几天咬人……

　　籍贯四川的纷纷给家里打电话，我也给几个成都的朋友打，不通。于是发了短信，问情况。很长时间，短信陆续回来，还好，都活着。成都台梁碧波短信：“我从七楼冲下来，地都在摇……”我回信：“活着就好，纪录片还有希望。”梁又回：“老子都吓瓜了，你还洗我脑壳！”

　　这是我的真实心态，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远。直到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我震惊了，然后是羞惭－－在历史栏目做久了，怎么对现实反倒这么麻木？

　　晚上杨二哥打来电话，他正在银川拍另一个片子。二哥说不能再等，要即刻去灾区。我听了很感动，但同时想的比他多，经费、周期、播出平台……只能解释说，现在节目储备都没有了，不敢冒这个风险。放下电话，又是一阵羞愧。90年华东水灾，我没有犹豫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直拍到一个月后水退下，现在我都快忘记我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了。

　　临近子夜，梁碧波带着两对父母，坐在车上，短信里他说：“又余震，陪老人家坐在车里，看着深夜的雨中这么多人在车上静静地等待危险的来临，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能够感受到他说的那种情境，多需要有人把这些转化成活动影像。

　　看了一天多的转播，最缺少的就是这种静下心来的现场记录。屏幕上滚动的一直是救援进展，这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是全部。当年唐山地震的画面素材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救灾，今天我们知道那是不够的，可唐山被摧毁最真实的一面，我们现在只能从钱钢的文字里去感受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影像工作者的失职。30多年过去，我们镜头里的所有百姓怎么可以还像蝼蚁一般没有姓名，被统称为灾民，他们是多值得我们一个个去感受、去聆听、去关注啊。比起路上晃晃悠悠的拍摄，我更喜欢那些安静的，像墙壁上苍蝇一样，有饱满时间含量和真心交流的影像。

　　当然我知道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第一线报道很辛苦，能做到现在这样已属不易了。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更多的是因为惭愧。宽慰自己说，按常理，当地应该有热爱影像的年轻人，正在把身边的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的。但还是不安。于是拨通了一个同事兼好友的电话，说“不得不谈点业务上的事情”，先讲了我的想法，即便是抗灾，老百姓也应该是报道的主体，我相信在他们身上更能看出一个族群的恐慌、坚韧和生生不息，这才是最有意义，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得到共鸣后，进而撺掇她请缨去震灾现场。如果顺利的话，后天央视某频道就能看隆重推出类似“黑暗中的的等待”、“远去的上课铃声”、“村庄消失以后”这样的新闻特写，这些恰恰是我想了解的。

　　好友是另一个节目中心的，半小时后，她激动地答复领导通过，“明天头班飞机就走”！我忙叮嘱说，到了现场，别像电视里现在的这个出镜记者，穿着迷彩服还带着耳坠……朋友挂电话后，心里稍安。天灾面前，个人太渺小，祈祷她此去平安。

　　这两天，很多人都有去四川震灾现场的打算。老罗发起了一个捐助活动，为了确保捐助到达，他和几个人都要赶去汶川。我出于对他做事情的信任，同意以个人身份参与组织此事。同样，如果你对我没有太多怀疑，请点击这里。谢谢。

＝＝＝＝＝＝＝＝一觉醒来的分割线＝＝＝＝＝＝＝＝＝＝＝＝＝＝＝＝＝＝＝＝＝＝＝＝＝＝＝

　　睡了一觉，看到这么多温暖的留言。

　　手机里也有很多报名去当摄助、编助的志愿者的短信。

　　但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

　　因为种种种种客观原因，好友的前线采访计划被中止。

　　目前她正准备启程回京，心情和我一样沮丧。

　　我昨天一夜没睡，查了大量资料，寻找线索，还写了一堆采访拍摄建议。

　　现在都作废了。

　　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了，心里毕竟少一点愧疚。

　　感谢大家的关注。

　　另有留言反映打不开牛博网友捐助计划的链接。

　　现全文贴在下面：

＋＋＋＋＋＋＋＋＋＋＋＋＋＋＋＋＋＋＋＋＋＋＋＋＋＋＋＋＋＋＋＋＋＋＋＋＋＋＋＋＋＋＋＋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捐赠人：所有自愿捐款捐物的网友

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益人：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接收捐款的银行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开户行：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款的支付宝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海外捐款的PayPal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5月14日中午公布

规则：

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

2008年5月13日

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今天中午的更新（公布账号）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接受捐款的银行账号：1101 0299 8013 0459 030，

户名：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中关村支行营业部。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会在到四川安排好之后再公布。

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

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梅庵　－－故乡地理30（续完）

Fri, 09 May 2008 20:14:05 GMT

　　梅庵桥头

　　梅中华已经七十多岁，现在是个养鸭专业户。看着他满头的白发，我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面容和善的老人，与传说中那个暴戾阴损的形象联系到一起。但我想多知道一点爷爷的往事，于是话题被我有意无意往爷爷的日常生活上引，我问了爷爷和村里人的关系，如何被管制以及那次他未遂的自杀……梅先生开始还耐心地回答，随后一点一点理解了我的意思。“你找错人了，”他无奈地一笑，“我知道你要找的人，那是我家下的一个胞弟。”原来在梅庵，还有一个人叫梅中华，四十年前担任大队治保主任，在村子里大家都叫他小梅中华。

　　小叔一眼就认出了小梅中华，看来过去的记忆太深刻。他上前几步，挑衅地握住对方伸出的手，半天不松开：“你还认识我吗？”。我和父亲赶紧过去把他们拉开，并和颜悦色地简单说明了来意。显然，小梅中华很紧张，求助地看着他的那位胞兄，大梅中华却招呼都没打，扭身自行离开了。大家就这么僵持着。过了约摸一分钟，小梅中华才想起来请我们到家里坐，毕竟，我们来了七八口子人，阵势有点儿吓人。

　　小叔（袖口有标记的）和小梅中华

　　我爹努力地让自己显得平静，但半天也不知该说什么。倒是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孙子，想得比较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说得清楚。再者，那些有文化的，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至今也没有忏悔，甚至还在主流媒体的电视竞赛节目做评委，谈笑风生的。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这个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去反思自己？我解释说，我们来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陈凤起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情况。“想到您是直接负责看管他的干部，应该知道得多一些，于是找到了您”。小梅中华这才放松了点儿。

　　“老陈是个好人。”小梅中华先做了盖棺论定，“他刚来就是我接的，因为不会农活，那时候睢河上还没有桥，大队就给了他一条船，让他摆渡。一人一次两分钱，他见到老人和孩子从来不收钱。”这就是说初到梅庵，爷爷的第一份工作是摆渡，他很宿命地登上了三十多年的没有回去的船上。有一年涨水，据小梅中华说，有个货船的主人，急得直哭，不敢从正在修建的睢河桥桥墩之间穿过，爷爷上船掌舵，让满载的货船毫发无损地驶向了下游。这么多年，他的手艺还没有忘。

　　小梅中华的回忆中间，有诸多对爷爷的正面评价，这显然有讨好我们同时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有些例子听上去甚至有些夸张。比如他说爷爷每天的功课－－请示汇报，是要和管教干部当面进行的，小梅中华就为爷爷做过“简化处理”。“那时候，你爷爷这样的人每天都要到我这里汇报思想，我想他年纪大了，怕他麻烦，就在门口挂了一个土箱子，让他不用等我，只需要把思想汇报放在箱子里就行了。”要知道，我爷爷只念过半年私塾，我想象不出他每天像写博客一样用文字记录思想的样子。

　　1970年，睢河大桥修建完成，爷爷便无事可做。小梅中华说，当时村里只有三个四类分子，一个地主婆已经八十多岁了，另一个是七十多岁的右派，退休中医，我爷爷是惟一的还能干活的人。他练过把式，于是队里决定让他去看护公家的树林。为了能争取到这样的略为轻省一些的活计，爷爷费了心思，他当众让人用杨木棒猛打他的手肘，直至棍棒断掉，以显示自己硬气功的功底（爷爷确实练过功夫，也是小叔最初的师傅）……不久，爷爷如愿地成了一名守林人。

　　草棚遗址，现为养鸭场

　　睢河边的那个草棚就是为他看林子而修建的。在那个窝棚里，他自己做了两个个凳子，又请人打了一个饭桌，加上一张床一个水缸，以及他那辆破自行车，这是他全部的家当！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此之前爷爷住在什么地方？小梅中华不假思索地回答，住船上。说完，他有些歉疚，又赶紧解释：“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你爷爷不是那个那（四类分子）嘛？呵呵，能住船上就不错了。”我听了一阵辛酸，要知道，那是一个每次只能运载不到十个人的小摆渡船，可以说，在船上，转身都很困难的。

　　慢慢地，谈话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小梅中华开始张罗给大家倒水。我还是忍不住想知道，爷爷当年是如何被看管的，他具体受了哪些苦。但无论怎么问，小梅中华却永远停留在解释层面－－当时他自己怎么不得已，而且在当时的情境下，已经给爷爷提供了尽可能大的便利。比如说，逢年过节他会给爷爷放假，让他走亲戚，平时队里有事也会派他去宿县或符离集办，“就像对常人一样，走之前只要写个保证书就可以了。”小梅中华说，“人要跑了我可得要负责，那是路线错误，你讲我担多大的风险！”

　　小梅中华对爷爷的办事能力十分感佩。“你爷爷朋友多，人缘好，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在他的叙述中，爷爷和他们乡下人不一样，在外头有“路子”，比如修理农业机械，借生产资料……“时间长了，有天你爷爷对我讲，‘我这么成天出去，你看我朋友多，我又好面子……那个白袖箍能不能就别让我戴了？’我说白袖箍你在村里戴就行了，出去就把它放兜里，但是可别丟了。”

　　白袖箍？在我长辈的回忆里，这是一个缺失的细节。也正是通过小梅中华，我才知道为什么家人们对此事知之甚少。

　　白袖箍就是白色的袖标。与七十年前德国犹太人的耻辱标记一样，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红色乱世下的产物。像我爷爷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左臂上要佩戴白色袖标，以表示与革命群众的区别。佩戴这个标记，据说是便于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但它更意味着你是人民的敌人。在小梅中华列举保护爷爷的生动事例中，有一则是这样：村里的孩子们围在戴白袖标的爷爷身后，用坷垃头子（土块或砂礓块）砸我爷爷的身体，爷爷抱着脑袋一动不动……小梅中华说，是他制止了孩子们，并在之后的会上表扬我爷爷没还手、没还嘴，这是改造良好的表现。

　　爷爷此时是已经六十岁左右的人，但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好面子，他不愿别人，尤其是熟人知道自己的白袖标。即便对自己家里的人，他也尽量笼统地说梅庵那里生活不太如意，像被孩童们围打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小梅中华说出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爷爷在自己的草棚院里从来不佩戴白袖标，在小梅中华的恩准下，后来每次出村办事，他也把那袖标摘下来，回村之前再戴上。诸多的亲戚们都在梅庵和爷爷生活过，但只有兰英姑姑和小叔见过那个袖章。爷爷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让亲人们看到自己的窘况。

　　但意外的还是发生了，那是1971年初冬。

　　我在涡阳的曾祖父的脾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了有一天我曾祖母也觉得无法忍受。她老人家不顾八十多岁高龄，独自乘车到符离集来找大儿子。到了后街，却发现曾经来过的这个家（此前太爷爷、太奶奶来过符离集）已经物是人非。前面说过，这个院子本来就是我家租住的，文革后，原先的房东的儿子（原济南铁路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山东被“打倒”并被遣送原籍，我们家只好一点点搬了出来。不久，大伯一家调到芦岭（宿县的另一个公社）供销社，二姑姑已经嫁人，其他的叔叔和姑姑也都分散到了芦岭和灵璧的亲戚家。至此，后街已经和我们家毫无关联。

　　打听再三，太奶奶找到了梅庵，她准备剩下的日子跟这个在陆地上生活的儿子一起度过。他们是在梅庵村的大街上见面的，太奶奶不幸第一眼就看到了爷爷左臂上醒目的白袖章，老太太当场就哭了。就这样哭了三天，没出门。爷爷静默以对，在太奶奶面前，他甚至表现得很乐观，为的是让母亲宽心。第三天晚上，太奶奶止住了哭声，她向儿子辞行。在那间草棚里，太奶奶躺在床上，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有件事在我死之前必须让你知道。”

　　太奶奶的讲述，足以让爷爷震惊－－这件事往简单了说就是，爷爷并非太奶奶的亲生儿子－－多年以前，太奶奶嫁到了船上，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生育，按照当地习俗，要领养一个孩子来“撞喜”才有继续延续香火的可能（见故乡地理《新汴河》）。太奶奶于是说服了家中的姊妹（姐还是妹尚无法考证，因此至今我不知道爷爷的亲生父亲姓氏，只知道他的母亲姓杨），把其中的一个外甥，也就是我爷爷，过继到身边，就这样爷爷成了陈姓家庭的长子。六十多年过去了，爷爷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当年在船上太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声色俱厉，为什么逃到亳县后外婆一家那么护着他……

　　“凤起啊！”太奶奶喊醒愣在那里的爷爷，“实情我都对你讲了，赶明，你可认我了？”爷爷叫了“娘！”便噗通跪倒在床前，母子俩抱头痛哭（后来，1975年，曾祖父过世，爷爷冒着漫天大雪，从梅庵骑自行车，连夜赶往300里地外的涡阳，为爷爷抬棺。作为一个养子，他已然尽了孝道）。

　　草棚里的情境，我是听兰英姑姑亲口讲述的。爷爷向她说起这个故事时，也几次泣不成声。恕我文字能力孱弱，无法再现姑姑哀伤而平静的表达。但能够想见的是，当天晚上，爷爷又像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前那样夜不能眠。回顾他的一生，涡河船上那个戴礼帽的新郎，亳州城关杂货铺的小老板，符离镇上人脉极广的光鲜汉子，大家庭的乐观通达的一家之主……现在流落到小村梅庵，却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寡之人！今晚得知自己的身世的真相，让他实在无法接受……爷爷不停地吸烟（在梅庵爷爷穷困而节俭，一根烟一定要分三次才抽完），直到把所有的香烟燃尽，他走到睢河的石拱桥上，翻过栏杆，闭上眼睛，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水中……

　　然而，毕竟是船上长大的，水性极好的爷爷并没有被淹死，顽强的生命力让他重新回到了岸边，回到那个草棚，回到了人间。

　　父亲在睢河桥边

　　经历了死亡的旅程，第二天一早，爷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太奶奶扶到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他推着车，穿过梅庵村那段不长的街道。路上，他不停和旁边的熟人大声打着招呼，显得既热情又乐观，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是做影像工作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有机会再现这段场景，我想影调处理会是这样：天光会被压得很低很低，背景的房屋会被处理得略显晦暗，前景穿梭着灰黑衣裳的人，太奶奶的身形和面容也是麻木和阴沉的……只有我爷爷，跳动的目光格外明亮，一如他左臂上的袖箍，白得那样刺眼。

梅庵　－－故乡地理30

Fri, 09 May 2008 07:20:36 GMT

　　去年这时候，我第一次有了写祖父一生的想法，及至动笔却发现……我居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惭愧！只好打电话向父亲询问。父亲告诉我，祖父名讳凤起（爷爷陈凤起，1909年出生）。

　　我举这个例子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并不是个孝顺的孙儿。我出生后基本上在灵璧生活，偶尔爷爷会来看我们，但我能感觉到，父母对他有一种不得已的疏远（见故乡地理《群专》），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见到爷爷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十天。比如爷爷生命最后十年的居住地，一个叫梅庵的村子，我今年才第一次去。

　　梅庵，现在是一个行政村，位于宿县县城和符离集镇中间。直到去年，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一个熟悉的地名，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梅庵这两个字，却无数次出现在很多家族成员的口中。按照他们的说法，梅庵是我爷爷最受苦的地方，他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过着贫穷、没有尊严的生活，以至于时间长了，梅庵给我留下的印象，几乎等同于奥斯维辛或是古拉格群岛。

　　据说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边的草棚子里，陪伴他的是一条小狗和一辆破自行车。在亲人的叙述中，村里人不友善，对爷爷很凶。兰英姑姑说过这样一件小事：她婆婆是南方人，有年春节，老人家做了腊肉，让爷爷带一块回村里。结果邻居们知道了，你来割一块，他来割一块，腊肉便只剩下两个火柴盒大小的一条。爷爷眼看留不住了，只好准备晚饭把它吃掉。正生着火，又来了个社员，说家里孩子病了，爷爷说那得吃药，来人不容争辩地说，大夫告诉必须用腊肉作药引子……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个去过梅庵的亲人都能说出一堆：村里人欺生，讹爷爷的钱，批斗时让他跪砂礓（一种接近风化的矿物质，形状不规则，质地坚硬）疼得他钻心，甚至，那段时间他还寻过短见……

　　“那个叫梅中华的最坏，想点子摆持（收拾）你老。”大伯说，“他是大队的治保主任，专管四类分子的。你老每天干什么都得跟他汇报。”几乎所有长辈都听爷爷控诉过这个叫梅中华的人，堂兄永亚在梅庵过过一个暑假，他说那时候就想，等长大了，一定回到梅庵替爷爷出口气。所以，清明节那天，我一说想去趟梅庵。众亲戚立刻附和，堂兄永亚和小叔陈民最为踊跃，他们言语里的意思甚至好像要去打一架。我爹在家里比较有威信，立刻拉下脸，很严肃地制止了他们。

　　但出发前，小叔还是特地换了身警察的作训服，我问他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小叔狡黠地一笑：“不揍就算了，但总得吓（音hei）唬吓唬他吧。”看着小叔袖口上十分扎眼的“POLICE”字样，我心底不禁一紧。看来我必须先交待一下爷爷“历史问题”的由来，这事时间久远，但只消一个自然段就足以说清楚。

　　日本投降那年，民国政府接管符离镇。当时，爷爷被找去做向导，于是和镇上的官员熟了。中国的社会永远是分阶层的，不管是日本傀儡政府还是民国政府，百姓和他们都无法直接沟通。每次遇到纳税之类的事情，街坊邻居就会说：“凤起，你能跟他们打交道，你去吧!”政府这边也乐意有这么一个联系人。甚至有段时间，大伯回忆为1948年，爷爷甚至穿上了国民党警察的官衣－－当然，他肯定不是在编的警察，真正的角色撑死了相当于联防队员。从亲人的回忆中，我能感受到爷爷和我们一样，有虚荣心，不认识几个字，却天天挂着两支钢笔，想必，穿了那一身官衣，他自己觉得是很威风的，以至于有些招摇。这也就是他所谓历史问题的全部，也是我看着小叔叔袖口上的字迹反应强烈的原因－－小叔真是爷爷的儿子，自己连工作都不固定，哪里找的这身衣服？

　　我曾经问过我的长辈们，既然爷爷在政府当差的机构做过辅助工作，那么，难道他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吗？起码按常理分析，他是应该得罪过人吧？长辈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毕竟是他们的父亲。兰英姑姑的反应更为激烈：“你不知道，你老是个大好人，从来是上不得罪当官的，下不得罪街坊邻居。在符离的街上，只要提起你老，老一辈的人都会说，陈凤起，好人啊！”2004年夏天，我曾经走访过符离的一些老住户，得到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你爷爷，老好人一个。”“好人没好报，你爷爷就是太好了。”“你爷爷是我见过的最仗义的人，自己穷死都要帮别人。”

　　让我相信爷爷人缘很好的另外一个例证是，给国民党当局跑过腿这件事情，符离集很多人都知道，但他的问题是1967年才被“揭发”出来，而且非常偶然，这我会另文记述。

　　“陈凤起我太熟了，那是个好人！”说话的人正是梅中华，没想到，到梅庵打听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说自己当时是大队书记，和我爷爷关系不错，“当时你爷爷一来梅庵就帮人瞧病，修理雨伞，大队开大会、文艺演出汽灯都是他调理，热心得很。”爷爷能修理些小东西，还会江湖游医的所谓的绝活，尤其错骨推拿是手到擒来。在梅中华的引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爷爷住过的草庵子原址，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睢河的岸边替代草庵子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鸭棚，据说梅庵附近十几华里都是这样的景象，村口甚至打出了巨幅广告牌：中国·梅庵养鸭基地，很有气势。

(待续)

人黄猪老: 口舌没＾纪律－－想到说

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无人值守道口 故乡地理（33）

三等小站 故乡地理(32)

买佛龛

前街 故乡地理(31)

狗故事

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