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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4 地震了，你在哪里？ 地震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开节目会。因为在说话，加上楼层低，那个瞬间没有任何感觉。后来有人从MSN上得知地震了，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一同事做恍然大悟状，说难怪他们家的狗连续几天咬人……
籍贯四川的纷纷给家里打电话，我也给几个成都的朋友打，不通。于是发了短信，问情况。很长时间，短信陆续回来，还好，都活着。成都台梁碧波短信：“我从七楼冲下来，地都在摇……”我回信：“活着就好，纪录片还有希望。”梁又回：“老子都吓瓜了，你还洗我脑壳！”
这是我的真实心态，地震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远。直到看到铺天盖地的消息，我震惊了，然后是羞惭－－在历史栏目做久了，怎么对现实反倒这么麻木？
晚上杨二哥打来电话，他正在银川拍另一个片子。二哥说不能再等，要即刻去灾区。我听了很感动，但同时想的比他多，经费、周期、播出平台……只能解释说，现在节目储备都没有了，不敢冒这个风险。放下电话，又是一阵羞愧。90年华东水灾，我没有犹豫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直拍到一个月后水退下，现在我都快忘记我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了。
临近子夜，梁碧波带着两对父母，坐在车上，短信里他说：“又余震，陪老人家坐在车里，看着深夜的雨中这么多人在车上静静地等待危险的来临，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能够感受到他说的那种情境，多需要有人把这些转化成活动影像。
看了一天多的转播，最缺少的就是这种静下心来的现场记录。屏幕上滚动的一直是救援进展，这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是全部。当年唐山地震的画面素材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救灾，今天我们知道那是不够的，可唐山被摧毁最真实的一面，我们现在只能从钱钢的文字里去感受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影像工作者的失职。30多年过去，我们镜头里的所有百姓怎么可以还像蝼蚁一般没有姓名，被统称为灾民，他们是多值得我们一个个去感受、去聆听、去关注啊。比起路上晃晃悠悠的拍摄，我更喜欢那些安静的，像墙壁上苍蝇一样，有饱满时间含量和真心交流的影像。
当然我知道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第一线报道很辛苦，能做到现在这样已属不易了。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更多的是因为惭愧。宽慰自己说，按常理，当地应该有热爱影像的年轻人，正在把身边的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的。但还是不安。于是拨通了一个同事兼好友的电话，说“不得不谈点业务上的事情”，先讲了我的想法，即便是抗灾，老百姓也应该是报道的主体，我相信在他们身上更能看出一个族群的恐慌、坚韧和生生不息，这才是最有意义，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得到共鸣后，进而撺掇她请缨去震灾现场。如果顺利的话，后天央视某频道就能看隆重推出类似“黑暗中的的等待”、“远去的上课铃声”、“村庄消失以后”这样的新闻特写，这些恰恰是我想了解的。
好友是另一个节目中心的，半小时后，她激动地答复领导通过，“明天头班飞机就走”！我忙叮嘱说，到了现场，别像电视里现在的这个出镜记者，穿着迷彩服还带着耳坠……朋友挂电话后，心里稍安。天灾面前，个人太渺小，祈祷她此去平安。
这两天，很多人都有去四川震灾现场的打算。老罗发起了一个捐助活动，为了确保捐助到达，他和几个人都要赶去汶川。我出于对他做事情的信任，同意以个人身份参与组织此事。同样，如果你对我没有太多怀疑，请点击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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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一觉，看到这么多温暖的留言。
手机里也有很多报名去当摄助、编助的志愿者的短信。
但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
因为种种种种客观原因，好友的前线采访计划被中止。
目前她正准备启程回京，心情和我一样沮丧。
我昨天一夜没睡，查了大量资料，寻找线索，还写了一堆采访拍摄建议。
现在都作废了。
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了，心里毕竟少一点愧疚。
感谢大家的关注。
另有留言反映打不开牛博网友捐助计划的链接。
现全文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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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的更新（公布账号）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May 10 五月杂记 陈乐同学最近太胖，我很担心，因此不厌其烦地在他耳边唠叨。
乐乐很烦，问我怎么办。
我回答，少吃零食多运动。
乐乐想了想说，我主要以多运动为主吧。
五一那天陪他到世纪坛去玩，小家伙很开心。
回旋飞机是他的新玩具，吸引了很多小孩驻足观看。
乐乐很得意，这是土摩托叔叔从英国带回来的。
看来理科生也有通人性的一面。
乐乐疯跑了一个小时，气喘吁吁停下了。
“爸爸”，他仰着脸很严肃地皱着眉头，
“我觉得我已经瘦了。”
五一节三天假。
为了能让我带他出去，陈乐必须赶作业。
有一篇作文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要求先干活然后写。
陈乐选择了洗衣服……其实就洗两条红领巾。
乐乐干得卖力，在我看来，这更像玩水。
半个小时候，乐乐才算忙完。
写作文之前，他站到我面前，让我好好看看他。
“怎么了？”我把他额头上的汗擦了擦。
“你仔细看？”
我实在没看出有什么。
乐乐又后退一步：
“你没觉得我累瘦了吗？”
今天上午下了英语补习课，我接到乐乐。
问他想找谁玩，“找我哥呀，还能找谁？”他说。
我建议乐乐去弟弟家，很久没见到洋洋弟弟了。
“拜托，老爸。”乐乐不干，
“你有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小孩子更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玩你懂不懂？”
我说不懂。但补充了一句：“你六叔就这样。”
－－老六组织的老男人饭局里，他永远年龄最小（女性除外）。
“你六叔最近出了一本书，你能不能帮他宣传一下？”
“什么书？”乐乐问“是要我当形象代言人吗？”
“这你都懂啊？”
“当然懂，”乐乐不屑，“那你出多少钱？”
天哪！
“由于你还没有经纪人，钱这个事就算了。Baskin Robbins怎么样？”
“耶！”
拍了几张照片，乐乐很职业。
收工！我开始整理相机……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坐在旁边的陈乐嘴里念叨着……
我赶紧一把把书夺了过来，后脊梁直冒汗。
幸好没往后翻，还有关于麻将、关于毛片的碎片呢！
“老爸，六叔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呀？”
我吭哧了半天，总不能告诉他这是本黄赌毒的书吧？
好歹还是出余秋雨文集的人文社出版的呢。
想了半天，只能对陈乐解释：
“这是大人看的……”
“哦，儿童不宜呀。”乐乐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
梅庵 －－故乡地理30（续完） 梅庵桥头
梅中华已经七十多岁，现在是个养鸭专业户。看着他满头的白发，我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面容和善的老人，与传说中那个暴戾阴损的形象联系到一起。但我想多知道一点爷爷的往事，于是话题被我有意无意往爷爷的日常生活上引，我问了爷爷和村里人的关系，如何被管制以及那次他未遂的自杀……梅先生开始还耐心地回答，随后一点一点理解了我的意思。“你找错人了，”他无奈地一笑，“我知道你要找的人，那是我家下的一个胞弟。”原来在梅庵，还有一个人叫梅中华，四十年前担任大队治保主任，在村子里大家都叫他小梅中华。
小叔一眼就认出了小梅中华，看来过去的记忆太深刻。他上前几步，挑衅地握住对方伸出的手，半天不松开：“你还认识我吗？”。我和父亲赶紧过去把他们拉开，并和颜悦色地简单说明了来意。显然，小梅中华很紧张，求助地看着他的那位胞兄，大梅中华却招呼都没打，扭身自行离开了。大家就这么僵持着。过了约摸一分钟，小梅中华才想起来请我们到家里坐，毕竟，我们来了七八口子人，阵势有点儿吓人。
小叔（袖口有标记的）和小梅中华
我爹努力地让自己显得平静，但半天也不知该说什么。倒是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孙子，想得比较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说得清楚。再者，那些有文化的，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至今也没有忏悔，甚至还在主流媒体的电视竞赛节目做评委，谈笑风生的。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这个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去反思自己？我解释说，我们来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陈凤起当年在这里生活的情况。“想到您是直接负责看管他的干部，应该知道得多一些，于是找到了您”。小梅中华这才放松了点儿。
“老陈是个好人。”小梅中华先做了盖棺论定，“他刚来就是我接的，因为不会农活，那时候睢河上还没有桥，大队就给了他一条船，让他摆渡。一人一次两分钱，他见到老人和孩子从来不收钱。”这就是说初到梅庵，爷爷的第一份工作是摆渡，他很宿命地登上了三十多年的没有回去的船上。有一年涨水，据小梅中华说，有个货船的主人，急得直哭，不敢从正在修建的睢河桥桥墩之间穿过，爷爷上船掌舵，让满载的货船毫发无损地驶向了下游。这么多年，他的手艺还没有忘。
小梅中华的回忆中间，有诸多对爷爷的正面评价，这显然有讨好我们同时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有些例子听上去甚至有些夸张。比如他说爷爷每天的功课－－请示汇报，是要和管教干部当面进行的，小梅中华就为爷爷做过“简化处理”。“那时候，你爷爷这样的人每天都要到我这里汇报思想，我想他年纪大了，怕他麻烦，就在门口挂了一个土箱子，让他不用等我，只需要把思想汇报放在箱子里就行了。”要知道，我爷爷只念过半年私塾，我想象不出他每天像写博客一样用文字记录思想的样子。
1970年，睢河大桥修建完成，爷爷便无事可做。小梅中华说，当时村里只有三个四类分子，一个地主婆已经八十多岁了，另一个是七十多岁的右派，退休中医，我爷爷是惟一的还能干活的人。他练过把式，于是队里决定让他去看护公家的树林。为了能争取到这样的略为轻省一些的活计，爷爷费了心思，他当众让人用杨木棒猛打他的手肘，直至棍棒断掉，以显示自己硬气功的功底（爷爷确实练过功夫，也是小叔最初的师傅）……不久，爷爷如愿地成了一名守林人。
草棚遗址，现为养鸭场
睢河边的那个草棚就是为他看林子而修建的。在那个窝棚里，他自己做了两个个凳子，又请人打了一个饭桌，加上一张床一个水缸，以及他那辆破自行车，这是他全部的家当！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此之前爷爷住在什么地方？小梅中华不假思索地回答，住船上。说完，他有些歉疚，又赶紧解释：“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你爷爷不是那个那（四类分子）嘛？呵呵，能住船上就不错了。”我听了一阵辛酸，要知道，那是一个每次只能运载不到十个人的小摆渡船，可以说，在船上，转身都很困难的。
慢慢地，谈话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小梅中华开始张罗给大家倒水。我还是忍不住想知道，爷爷当年是如何被看管的，他具体受了哪些苦。但无论怎么问，小梅中华却永远停留在解释层面－－当时他自己怎么不得已，而且在当时的情境下，已经给爷爷提供了尽可能大的便利。比如说，逢年过节他会给爷爷放假，让他走亲戚，平时队里有事也会派他去宿县或符离集办，“就像对常人一样，走之前只要写个保证书就可以了。”小梅中华说，“人要跑了我可得要负责，那是路线错误，你讲我担多大的风险！”
小梅中华对爷爷的办事能力十分感佩。“你爷爷朋友多，人缘好，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在他的叙述中，爷爷和他们乡下人不一样，在外头有“路子”，比如修理农业机械，借生产资料……“时间长了，有天你爷爷对我讲，‘我这么成天出去，你看我朋友多，我又好面子……那个白袖箍能不能就别让我戴了？’我说白袖箍你在村里戴就行了，出去就把它放兜里，但是可别丟了。”
白袖箍？在我长辈的回忆里，这是一个缺失的细节。也正是通过小梅中华，我才知道为什么家人们对此事知之甚少。
白袖箍就是白色的袖标。与七十年前德国犹太人的耻辱标记一样，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红色乱世下的产物。像我爷爷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左臂上要佩戴白色袖标，以表示与革命群众的区别。佩戴这个标记，据说是便于人民群众监督管理，但它更意味着你是人民的敌人。在小梅中华列举保护爷爷的生动事例中，有一则是这样：村里的孩子们围在戴白袖标的爷爷身后，用坷垃头子（土块或砂礓块）砸我爷爷的身体，爷爷抱着脑袋一动不动……小梅中华说，是他制止了孩子们，并在之后的会上表扬我爷爷没还手、没还嘴，这是改造良好的表现。
爷爷此时是已经六十岁左右的人，但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好面子，他不愿别人，尤其是熟人知道自己的白袖标。即便对自己家里的人，他也尽量笼统地说梅庵那里生活不太如意，像被孩童们围打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小梅中华说出来，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爷爷在自己的草棚院里从来不佩戴白袖标，在小梅中华的恩准下，后来每次出村办事，他也把那袖标摘下来，回村之前再戴上。诸多的亲戚们都在梅庵和爷爷生活过，但只有兰英姑姑和小叔见过那个袖章。爷爷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让亲人们看到自己的窘况。
但意外的还是发生了，那是1971年初冬。
我在涡阳的曾祖父的脾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了有一天我曾祖母也觉得无法忍受。她老人家不顾八十多岁高龄，独自乘车到符离集来找大儿子。到了后街，却发现曾经来过的这个家（此前太爷爷、太奶奶来过符离集）已经物是人非。前面说过，这个院子本来就是我家租住的，文革后，原先的房东的儿子（原济南铁路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山东被“打倒”并被遣送原籍，我们家只好一点点搬了出来。不久，大伯一家调到芦岭（宿县的另一个公社）供销社，二姑姑已经嫁人，其他的叔叔和姑姑也都分散到了芦岭和灵璧的亲戚家。至此，后街已经和我们家毫无关联。
打听再三，太奶奶找到了梅庵，她准备剩下的日子跟这个在陆地上生活的儿子一起度过。他们是在梅庵村的大街上见面的，太奶奶不幸第一眼就看到了爷爷左臂上醒目的白袖章，老太太当场就哭了。就这样哭了三天，没出门。爷爷静默以对，在太奶奶面前，他甚至表现得很乐观，为的是让母亲宽心。第三天晚上，太奶奶止住了哭声，她向儿子辞行。在那间草棚里，太奶奶躺在床上，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有件事在我死之前必须让你知道。”
太奶奶的讲述，足以让爷爷震惊－－这件事往简单了说就是，爷爷并非太奶奶的亲生儿子－－多年以前，太奶奶嫁到了船上，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生育，按照当地习俗，要领养一个孩子来“撞喜”才有继续延续香火的可能（见故乡地理《新汴河》）。太奶奶于是说服了家中的姊妹（姐还是妹尚无法考证，因此至今我不知道爷爷的亲生父亲姓氏，只知道他的母亲姓杨），把其中的一个外甥，也就是我爷爷，过继到身边，就这样爷爷成了陈姓家庭的长子。六十多年过去了，爷爷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当年在船上太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声色俱厉，为什么逃到亳县后外婆一家那么护着他……
“凤起啊！”太奶奶喊醒愣在那里的爷爷，“实情我都对你讲了，赶明，你可认我了？”爷爷叫了“娘！”便噗通跪倒在床前，母子俩抱头痛哭（后来，1975年，曾祖父过世，爷爷冒着漫天大雪，从梅庵骑自行车，连夜赶往300里地外的涡阳，为爷爷抬棺。作为一个养子，他已然尽了孝道）。
草棚里的情境，我是听兰英姑姑亲口讲述的。爷爷向她说起这个故事时，也几次泣不成声。恕我文字能力孱弱，无法再现姑姑哀伤而平静的表达。但能够想见的是，当天晚上，爷爷又像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前那样夜不能眠。回顾他的一生，涡河船上那个戴礼帽的新郎，亳州城关杂货铺的小老板，符离镇上人脉极广的光鲜汉子，大家庭的乐观通达的一家之主……现在流落到小村梅庵，却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寡之人！今晚得知自己的身世的真相，让他实在无法接受……爷爷不停地吸烟（在梅庵爷爷穷困而节俭，一根烟一定要分三次才抽完），直到把所有的香烟燃尽，他走到睢河的石拱桥上，翻过栏杆，闭上眼睛，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水中……
然而，毕竟是船上长大的，水性极好的爷爷并没有被淹死，顽强的生命力让他重新回到了岸边，回到那个草棚，回到了人间。
父亲在睢河桥边
经历了死亡的旅程，第二天一早，爷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太奶奶扶到自行车后座上坐好。他推着车，穿过梅庵村那段不长的街道。路上，他不停和旁边的熟人大声打着招呼，显得既热情又乐观，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是做影像工作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有机会再现这段场景，我想影调处理会是这样：天光会被压得很低很低，背景的房屋会被处理得略显晦暗，前景穿梭着灰黑衣裳的人，太奶奶的身形和面容也是麻木和阴沉的……只有我爷爷，跳动的目光格外明亮，一如他左臂上的袖箍，白得那样刺眼。 May 09 梅庵 －－故乡地理30 去年这时候，我第一次有了写祖父一生的想法，及至动笔却发现……我居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惭愧！只好打电话向父亲询问。父亲告诉我，祖父名讳凤起（爷爷陈凤起，1909年出生）。
我举这个例子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并不是个孝顺的孙儿。我出生后基本上在灵璧生活，偶尔爷爷会来看我们，但我能感觉到，父母对他有一种不得已的疏远（见故乡地理《群专》），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见到爷爷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十天。比如爷爷生命最后十年的居住地，一个叫梅庵的村子，我今年才第一次去。
梅庵，现在是一个行政村，位于宿县县城和符离集镇中间。直到去年，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一个熟悉的地名，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梅庵这两个字，却无数次出现在很多家族成员的口中。按照他们的说法，梅庵是我爷爷最受苦的地方，他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过着贫穷、没有尊严的生活，以至于时间长了，梅庵给我留下的印象，几乎等同于奥斯维辛或是古拉格群岛。
据说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边的草棚子里，陪伴他的是一条小狗和一辆破自行车。在亲人的叙述中，村里人不友善，对爷爷很凶。兰英姑姑说过这样一件小事：她婆婆是南方人，有年春节，老人家做了腊肉，让爷爷带一块回村里。结果邻居们知道了，你来割一块，他来割一块，腊肉便只剩下两个火柴盒大小的一条。爷爷眼看留不住了，只好准备晚饭把它吃掉。正生着火，又来了个社员，说家里孩子病了，爷爷说那得吃药，来人不容争辩地说，大夫告诉必须用腊肉作药引子……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每个去过梅庵的亲人都能说出一堆：村里人欺生，讹爷爷的钱，批斗时让他跪砂礓（一种接近风化的矿物质，形状不规则，质地坚硬）疼得他钻心，甚至，那段时间他还寻过短见……
“那个叫梅中华的最坏，想点子摆持（收拾）你老。”大伯说，“他是大队的治保主任，专管四类分子的。你老每天干什么都得跟他汇报。”几乎所有长辈都听爷爷控诉过这个叫梅中华的人，堂兄永亚在梅庵过过一个暑假，他说那时候就想，等长大了，一定回到梅庵替爷爷出口气。所以，清明节那天，我一说想去趟梅庵。众亲戚立刻附和，堂兄永亚和小叔陈民最为踊跃，他们言语里的意思甚至好像要去打一架。我爹在家里比较有威信，立刻拉下脸，很严肃地制止了他们。
但出发前，小叔还是特地换了身警察的作训服，我问他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小叔狡黠地一笑：“不揍就算了，但总得吓（音hei）唬吓唬他吧。”看着小叔袖口上十分扎眼的“POLICE”字样，我心底不禁一紧。看来我必须先交待一下爷爷“历史问题”的由来，这事时间久远，但只消一个自然段就足以说清楚。
日本投降那年，民国政府接管符离镇。当时，爷爷被找去做向导，于是和镇上的官员熟了。中国的社会永远是分阶层的，不管是日本傀儡政府还是民国政府，百姓和他们都无法直接沟通。每次遇到纳税之类的事情，街坊邻居就会说：“凤起，你能跟他们打交道，你去吧!”政府这边也乐意有这么一个联系人。甚至有段时间，大伯回忆为1948年，爷爷甚至穿上了国民党警察的官衣－－当然，他肯定不是在编的警察，真正的角色撑死了相当于联防队员。从亲人的回忆中，我能感受到爷爷和我们一样，有虚荣心，不认识几个字，却天天挂着两支钢笔，想必，穿了那一身官衣，他自己觉得是很威风的，以至于有些招摇。这也就是他所谓历史问题的全部，也是我看着小叔叔袖口上的字迹反应强烈的原因－－小叔真是爷爷的儿子，自己连工作都不固定，哪里找的这身衣服？
我曾经问过我的长辈们，既然爷爷在政府当差的机构做过辅助工作，那么，难道他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吗？起码按常理分析，他是应该得罪过人吧？长辈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毕竟是他们的父亲。兰英姑姑的反应更为激烈：“你不知道，你老是个大好人，从来是上不得罪当官的，下不得罪街坊邻居。在符离的街上，只要提起你老，老一辈的人都会说，陈凤起，好人啊！”2004年夏天，我曾经走访过符离的一些老住户，得到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你爷爷，老好人一个。”“好人没好报，你爷爷就是太好了。”“你爷爷是我见过的最仗义的人，自己穷死都要帮别人。”
让我相信爷爷人缘很好的另外一个例证是，给国民党当局跑过腿这件事情，符离集很多人都知道，但他的问题是1967年才被“揭发”出来，而且非常偶然，这我会另文记述。
“陈凤起我太熟了，那是个好人！”说话的人正是梅中华，没想到，到梅庵打听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说自己当时是大队书记，和我爷爷关系不错，“当时你爷爷一来梅庵就帮人瞧病，修理雨伞，大队开大会、文艺演出汽灯都是他调理，热心得很。”爷爷能修理些小东西，还会江湖游医的所谓的绝活，尤其错骨推拿是手到擒来。在梅中华的引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爷爷住过的草庵子原址，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睢河的岸边替代草庵子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鸭棚，据说梅庵附近十几华里都是这样的景象，村口甚至打出了巨幅广告牌：中国·梅庵养鸭基地，很有气势。
May 06 食物二则 香椿
住的院子里，有两棵香椿树，这几天终于长出了绿叶。
在此之前，每天上午，都会有一个婆婆的身影出现在那里。
她端着小凳子，缓缓站上去，摘几片。
下来，再把凳子放到另一个树梢下面，放稳……
有天看着她辛苦，就过去帮着摘了一把。
到了办公室，手都是香的。
我对香椿一般，但不排斥，能吃。
我们单位老王是北京人，除了漂亮女孩就喜欢香椿了。
每次点菜凉菜要香椿拌豆腐，热菜要香椿炒鸡蛋。
他能生吃香椿不眨眼，一直吃到放一个长长的屁，不～～才收手。
另一个同事小田，大高个，一米九，好像专门为摘香椿生的。
小田家里有棵香椿，老王便怂恿小田带香椿来。
但小田已经成家单住了，那棵树在父母家院儿里，蛮远的。
因此小田见到老王总是一脸歉疚。
五一放假前，小田信誓旦旦向老王保证，过了节一定带香椿……
“不用了，都什么季节了？”老王打断他，
“现在的香椿，一准儿让你们老爷子打家具呢。”
是啊，季节过了。
黑爪的
老家符离集出产烧鸡，挺有名的。
不过现在的烧鸡没以前好吃，无论哪个牌子，什么样的包装。
最主要的原因是鸡不行了，工业化生产，用的都是养鸡场提供的肉鸡。
肉鸡吃激素，长的快。但笼子小，心情不好，有抑郁症。
所以每次回符离集，我二姑父都会专门给那种小作坊打电话。
“我大侄子来了，一定要老公鸡……当然此地的，黑爪的！”
黑爪的，指的就是本地品种。
一会儿，一个塑料袋子搭着自行车过来，两只黑爪子嚣张地露在外面。
一吃，果然好，肉质像练体操的，劲道。
现在这种自然生长的家禽越来越少。
杭州的“本鸡”、长春的“遛达鸡”，成都的“土匪鸡”，济南的“地走鸡”，银川的“冻（炖）土鸡”……奇货可居。
所指都是这种没有单位上班的自由职业鸡。
符离集同乡小程，在美国上学找了一个当地女朋友。
回国后，女的不愿意跟来。
加上他爹老程，看不顺眼那个洋儿媳，俩人散了。
七、八年了，后果很严重。
小程在北京总找不到媳妇，即便找到，也维持不了几天。
原因非常简单，程兄工作的环境里，男的女的都是外国的。
前两天去程家，听说小程有了女友，而且已经谈了半年多了，很吃惊。
老程老伴开心，说俩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老程更兴奋，把我拉到一旁，趴在我耳边悄悄说：
“这次，是黑爪的！”
May 04 后街 －－故乡地理29每次填履历表，在籍贯一栏里，我总会写上“安徽宿县符离集镇”的字样。
那是1967年底，灵璧武斗正酣，我大妹妹即将出生，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到符离集“跑反”。后街，在符离集车站北边不远的地方，现在的名字叫解放东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不长，我父亲一家曾经住在这条街的最东头。
父亲在后街的家，今解放东路5号
跑反是当地话，意思是为躲兵灾、避战祸而逃难。很宿命的是，当年（距此大约三十年前），爷爷也是因为“跑反”才来到了符离集。
我曾经说过，到我爷爷那一辈，我们家还是涡河上的船民，靠船运谋生。据说我太爷爷脾气不好，在船上经常很凶很暴力，爷爷从小没少挨打。小孩子挨打也就罢了，据说爷爷结婚之后，太爷爷兴之所至照旧会急风暴雨般地大打出手。一个经常被我的父辈提起的事例很说明问题――有一次，爷爷买了一顶礼帽，很拉风，很显摆，拉纤的时候都不舍得摘。太爷爷看不顺眼，当着我新婚的奶奶，一巴掌把那顶帽子扇到了水里，而且谁都不许去捞。爷爷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物，随流水远去……
当天晚上，爷爷睡不着，毕竟是有妻室的人了，挨打这件事让他觉得颜面扫地！念过几天私塾的他于是给父亲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意是“我走了，将来混的好我会再回来，混得不好，讨饭都不路过你家门前”。显然，爷爷深受传统戏曲影响，很多年后我听着这段话还觉得耳熟。爷爷偷了太爷爷几块银元，便和奶奶上了“沿”（船民对岸上的称呼）。这是1934年春节前，爷爷二十五岁。
以上的这些故事我多次听家人们说起，几年来，每到清明，这些片段都会在老人们口中不断重复。一个月前，我再次回到符离集后街，看到了当年我们家住过的小院，甚至找到了大妹妹出生的那个房间。母亲告诉我，生大妹妹时，我很紧张，一直乖乖地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直到接生婆把妹妹打理清楚，我才长出一口气，说，妈妈我想吃东西。
妹妹降生的房间
这个场景我完全没有印象，对后街，此前我也只有影影绰绰的记忆，那好像是一大片平房，俺老（我爷爷）家在其中的某一个院子里，我经常被姑姑或是叔叔抱着，穿过低矮的门楣，到后街上去……这种记忆是遥远而模糊，而且经不起推敲。就像在我的印象中，后街一直是爷爷离船上岸的目的地，这次回符离集我才闹明白，我们家来到这里其实也很偶然。于是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拜访了家族中很多长辈，为的是梳理清楚一百年前出生的一位老人的一生（爷爷生于1909年，按照老家的习惯，今年是他百年冥诞），并用几篇“故乡地理”的篇幅把它记录下来。
回到1934年的叙述吧。
我奶奶是小脚，走不了远道的。离家出走那天晚上，爷爷上了“沿”便背着她，一路逃奔，目的地却不是符离集，而是几十里地之外的亳县县城，那里是爷爷的外婆家。
爷爷到亳县的时候，已经为自己的决定有了一点悔意。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舅舅和姨妈听了他述说之后，不仅没有责怪，反倒十分心疼，进而支持了他看似大逆不道的行动，为他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落脚处，安顿下来。不久，太爷爷举家来县城找爷爷，又是爷爷的舅舅和姨妈提前通报了消息，让爷爷奶奶躲了起来。这中间显然有重大隐情，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说明。
在之后的几年里，爷爷先是在他舅舅打工的面粉厂做搬运工，后来自己买下一个铺面做小买卖，生活看上去还算稳定。1938年，日军侵入中原，淮北兵荒马乱。爷爷在亳州的小生意显然无法维持，此时我大伯已经三岁（大伯陈均，1935年生），奶奶第二个孩子又即将出世，这日子怎么过呢？
年底，在朋友劝说下，爷爷去北乡当了兵――出发点很单纯，为了养家糊口。关于这段经历，爷爷一直不愿提起。只有几次对家里人说过，什么兵啊，连军装都没有，就跟土匪差不多……还有一次酒后，这已经是解放后的事，他对我大姑姑兰英说，他当土匪的队伍也打日本的，而且劫富济贫。借着酒劲，他给姑姑唱了队伍里教的歌曲。
尽管有点跑调，姑姑还是听了出来。“什么神枪手飞行军的，这不是《游击队歌》嘛！”很多年以后，兰英姑姑还能记起爷爷唱歌时的神态。按照时间推算，爷爷参加的应该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即彭雪枫的队伍，当时，他们在涡（阳）北、亳（县）北一带活动――按党史的说法，都建立过“抗日根据地”。
但没过多久，爷爷就当了逃兵。原因是这支队伍要离开亳县（史载，1939年，彭雪枫部继续东进，赴苏鲁豫皖交界处开辟新的根据地）。爷爷选择了开小差。奶奶曾经对大伯说过其中的缘由，爷爷舍不得丢下奶奶，丢下这个家。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
很快一家人立刻陷入了新的恐慌之中，回到亳县后，奶奶告诉他，伪县政府的警察已经到家里找了他几次，看来爷爷当兵的事已经走漏了风声。他外婆一家也都是普通百姓，没有再像当年收留他们那么坚决，而是直接告诉他，亳县已经不能再呆了。
船上爷爷已经回不去了，他决定连夜带着全家继续跑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他老人家当时计划的目的地，在大伯的记忆中，爷爷推着一个独轮小车（这是那时中原地区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把奶奶、他以及他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分放在两侧的筐里，心惊胆战地一路东行。
这一路走得仓皇，不幸也在这时发生。第三天中午，几架日军飞机在空中盘旋，路上有人喊“要扔炸弹了！” 爷爷背着奶奶就跑，四岁的大伯被也踉跄地跟着，躲到了到旁边树林里……至于后来有没有炸弹落下，长辈们各执一词（亲历此次逃难的大伯不记得有炸弹的事），但这已不重要。直到飞机远去，奶奶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孩子在公路上……等爷爷把斜倒在路边的独轮车扶起来时，却发现我的那个姑姑此时已经窒息夭折（一说是摔伤而逝的）。
爷爷葬了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姑姑，扶着悲痛的奶奶继续上路。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铁路了，在铁路边一个集镇，他们疲惫得无法再走，决定住下来，这个地方就是符离集。
符离算得上有历史，白乐天的成名之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考就在古符离吟成。津浦铁路建成后，符离集迁至现在的位置。沿着这个三等铁路小站，集镇分前街和后街，前街多为铺面，后街多为住家。爷爷一家到了这里先是在前街租了个门面，开一家修理铺，修雨伞汽灯，也卖点杂货。尽管日子过得依旧紧紧巴巴，但毕竟安稳了许多。
就靠着这一爿小店面，一年后，我的父亲出生（父亲陈干，1940年生），符离集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籍贯地。此后，奶奶又生下了三个姑姑和两个叔叔。五十年代初，我们家搬到了后街――也就是一个月前我去的那个地方。和有祖屋世代相传的人相比，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祖辈的场所了。
从痕迹上看，房子后来被加高过。
但说来惭愧，这个院落其实是我家租住的，院子的主人因为去济南投奔儿子，才把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爷爷。现在这里仍然住者过去主人的后代，严格说来那早已不是我们的家。我母亲过去经常奚落我爹，说他是“网篮的儿子”，意思是形容上一辈人生活无着，飘泊不定。的确，直到爷爷去世，他并不曾拥有一片屋瓦。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爷爷并不住在这里――比如我大妹妹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在一年之前，以“坏分子”的身份去了乡下“强制劳动改造”。
关于劳改的事我会在下一篇博客中详细记述，现在我最想说的是，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实情之后，正赶上填写履历表，我写下符离集三个字，猛然想到后街那个寂静的院落，想到草木枯荣的古道荒城……说实话，内心的空洞是巨大的。 May 03 上海流水 想起三表说坐飞机打火机都不能随身带了，于是去机场的路上给他电话。
这厮问了几句我去上海干吗，当天晚上就发了假新闻，有鼻子有眼地。
三联采访都这风格哈。
不过机场确实不让带火了。
过安检的时候，我把兜里的打火机直接扔了。
但小姐居然还是从我行李里挑出了打火机。
再次过，又找出一个……如此四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其实满有潜力当魔术师的。
机场里的烟鬼们这回惨了，撅着屁股相嘬以火……
我暗自发誓，今后短途一定坐火车！
到了上海，第一次上网，
哎呀妈呀，火车也出轨了说。
上海的放映组织的不错，新天地来了一百多人。
又见到了我中学时代教英语的阮老师，去年放映时他就来过。
组委会的小朋友去年就答应给他送票，结果他还是自己买了票。
感动。
由于放了两集片子，提问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
从放映厅出来我才明白，外头人山人海等着进场。
是为了看功夫之王的。
复旦的放映比较轻松，我抽空第一次转了转复旦校园。
受土摩托委托，拍了几张照片，让他重温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
复旦校园不大，但自行车爱好者不少。
行道树上挂满了千纸鹤，悼念贾植芳先生。
复旦的新地标，光华楼，很高，百年校庆的产物。
打听了半天，找到了生物楼，标志是门口的自行车。
生物楼基本是老样子，这里曾经培养出土摩托，还有郑筱萸。 April 24 上海日程 又要去上海了。
放映《森林之歌》。
28日18：30
新天地UME影院，放映与交流活动。
这是我第二次受邀参加新天地影院“真实中国影院计划”，十分荣幸。
同时很羡慕上海的纪录片气氛。
详细情况请看这里
29日18：00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森林之歌》校园巡映活动第三站”
放映及答问。
此前，在北师大和广院举办过两站，
五月，还将在人大、电影学院以及清华新闻传播学院继续鼓捣，
欢迎参加。 盲山现实版 非非同学自一个月前回桂林之后，音信皆无，
丫博客最后一次的更新日期为四月九号。
到底去哪里了呢？
大山回答，她刚离去，她刚离去，她刚离去……
猪头失踪的后果是严重的。
它直接导致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稳定，
同时也使老男人饭局了无生趣，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由于她行踪诡异，导致了一些流言滋生……
比如一小撮境外敌对势力，
如韩国的全勇先思密达，
先后去了青岛广安等地寻找未遂，
进而散布谣言，
说非非同学其实是回家待产去了……
当然，对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
老男人局新闻发言人老六已经予以严厉驳斥，并要求他真诚道歉。
但非非至今不现身，确实诡异。
还好，刚刚我得到线报。
原来，非非被卖到了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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