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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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009 西宁－－兰州到西宁那天正好是国庆节，据说广场阅兵很好很强大。去塔尔寺的路两边，也站立着一排排已经收割完毕的油菜籽稞稞，我不禁对他们说了声同志们辛苦了。 塔尔寺比我想象的要小和乱，僧人格外威严和不耐烦。其中有一条规定便是不许拍照，我问为什么，导游解释说，这些活佛是为我考虑，像他们这么庄严的仪容，如果被拍了，是不能放在影集里面的，必须在显要位置供奉起来，而且每天还应该对着他诵经……真不知道藏传佛教这么复杂，我多懒呀，赶紧收起了相机。结果回来一看，有一张在寺院外面的照片还是拍到了喇嘛，没办法，只好贴在博客这个“显著位置”，至于诵经，老颓每天帮着念几句吧。 去西宁之前，紧急咨询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个很靠谱的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列举了西宁比较靠谱的饭馆：人民公园董董美食城，西宁宾馆门口沙力海，南大街马忠美食城，皇光小园门美食城，东关郁丰小肥羊，水井巷小吃街…我在西宁的朋友看到这条短信大家夸赞，说发短信的人简直对西宁太了解了，紧接着他又把这些馆子全部否决——因为这些小店面完全无法表达他的盛情。最后找了一家吊灯空调地毯齐全的豪华酒店，一堆人拼青稞酒：喝酒的时候胡起立，结账的时候胡紧掏……一顿饭吃罢，朋友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借着酒劲说，这和我在北京青海办事处吃饭真的没区别。 另一对朋友陪我从西宁回到兰州，有鉴于我在西宁的表现，我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吃了五六家兰州的精品小馆，每次吃的都很爽，尤其是那一顿烤羊排，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烤肉店，把一扇羊肋排伺候得肥嫩多汁鲜美无双。难怪兰州人要说，听话要听党的话，吃肉要吃羊肋巴。有理。 在兰州的运气特别好，这个全年大部分时间灰蒙蒙的城市，在我到的那一天居然晴空万里，加上过节，黄河边的公园里人满为患，想找个下脚的地方都困难， 想了想，还是把这地方留给恋人们吧，就像这一对儿，肺活量真大。 刚到黄河北岸的山顶，天气突然变了，大片的乌云堆积过来，一会儿，瓢泼大雨夹带着冰雹就扫了过来。我们站在碑林前的台阶下避雨，很幸运地在半个小时之内，见证了这座城市不同的表情。 9/26/2009 手机回忆录学张发财老师，twitter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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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用过那种大砖头一样的能打电话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买手机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运营八位数的（模拟的是七位数）数字信号手机了。
第一只手机购买日期是1994年，型号是诺基亚2280，购机费加上入户费、选号费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这，还是托了一个朋友打了折拿到的价格。买完我就去办公室上班，心情挺复杂：万一电话响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当时用手机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财，我一个小编辑哪好意思显摆？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实都有了手机，只是平时不打开，或是置于静音模式，弄得跟地下党似的。 刚成为移动用户不久，就赶上电话升位，原先交了选号费的对称号码一下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很不好记，沮丧！不过和我们领导的号码相比，我的还算好记——他那时经常给我打电话，核对自己的号码，不然打不了寻呼台。当时寻呼台也足够落后，连来电显示都没有。 早期使用手机非常节省，一边打电话一边紧张地盯着液晶屏上的时间，如果刚好是59秒，就像捡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畅。反之，则懊恼异常。来了电话，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机打过去，因为那时是双向收费。后来接电话不要钱了，有的朋友还顽固地坚守着这个习惯，每次遇到这种人，我都在心里鄙视个底儿掉。 手机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个事故，在瞎鼓捣的时候，把语言设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个学外语系毕业的同事坚定地告诉我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学斯瓦西里语的。 最早的手机比较大，两年后我换了个爱立信，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个头稍微小一点、方便。有人看了，问我：“你怎么用了个女式手机？”手机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习惯都是加一个皮套，别裤腰带上。电话一响，一撩上衣，尽在掌握。接完电话，再撩开放回去，相当拉风。但别腰上的缺点是：弯腰时手机容易滑落。我有个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丢了两个手机。直到现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别，他都会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紧紧捂住裤腰的右部——姿势相当难拿——都是当年丢手机闹的。 手机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它你会觉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时候又会觉得无处可藏。王小丫爱睡懒觉，她的一个经典笑话是这样的：演播室来电催马上要录像了，小丫迅速打开临街的窗户，在汽笛齐鸣声中大声解释：“我已经在路上，天哪，二环堵死了！”挂机后，关窗上床，拿个回笼觉。 对我来说，短信是手机进步的明显标志，手机越来越电脑化。最多的时候，我手机里不仅存放了两千多个人的电话，还建立了近一千家饭馆地址、菜肴和联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夹，因为这个方便调阅的短信包，经常现场给朋友推荐吃的，时间长了，他们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机里还存着沈宏非发给我的几百条段子——他是我的黄品源。 手机型号式样越来越多，直板、翻盖、滑道……越来越像时尚消费品而不像通讯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调遥控器带上了班。手机的功能和配件也来越多，一个人在路上自言自语，举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见他带着耳机或蓝牙。有一年我带着武装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机去意大利，发现他们外国人的电话式样相当土鳖……还没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机就被偷了，只给我剩了个蓝牙耳机。 手机信号的覆盖也越来越好，无论电梯还是地铁里都能看见有人在边说话边走柳。就是手机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个小村边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号。不过晚上我正打电话，信号突然终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买东西，抱怨了这事，售货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关了。”说完就去里屋，我手机信号立马满格了！ 去年《见证》栏目做了一个系列《我们身边的三十个细节》，试图从民间影像记忆折射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策划阶段，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机。通讯改变生活，铺天盖地的移动电话让三十年前负责人工插转的的话务员早早转了岗，人和人的沟通变得如此便捷、紧密，这几十年里，好像还没有什么比这个领域的变化更明显吧？ 《新周刊》的稿子，勿转。 8/26/2009 富山Toyama 直到要上飞机，我才知道富山的英文拼写是Toyama，之前对它没有任何了解。
倒是杭州的倪总记性好，倪总混电影圈的，他说五百年前的一部日本电影，女主人公八杉恭子貌似就是在富山县八尾町长大。那个电影我也看过，名字叫《人证》，原著村森诚一，里面的主题歌《草帽歌》当年在中国大陆特别有名，起码比富山有名多了。我刚到北京那年，在大学新生联欢会上当众唱过这首，一曲唱罢，众人惊叫不止：太像拉太像啦……这倒不是夸我的音准或是英文发音，主要指我肤色跟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乔尼有一拼。
真正来到富山才知道这是日本中部的一个小城，很安静，安静到什么程度呢？我住在富山的市中心，在我酒店的楼下，晚上九点半，拿一个两米长的棍子，耍开来挥舞，半小时之内肯定打不到人。
在富山开会，终端语言是日语，有时有日本味儿的英语翻译，有时还没有。关键在于，就这么十几个人，连溜号儿都不好意思，坐在那儿又很难淡定。唉，现在终于理解当初李相开常委会的苦恼了——他们净说上海话。
除了研讨，也开大会，带观众的。电影节主席是羽仁进老爷爷，他是最早拍非洲动物的亚洲纪录片导演，今年八十一岁了，特别爱说话，超级麦霸。但日本听众素质高，不管发言多么漫长重复，就是不急不躁，保持微笑。我素质差，开会的时候总左顾右盼，窗面风景不错，是富山驿的遗址公园，我坐在会场，一直用手机拍摄，直到夕阳西下。
 还好有小手同学，第二天午饭，小手带着我和大连电视台的李汝建老师，驱车出城品尝拉面。慢慢地，视野里出现了山，小手同学说，到了就这里。我一看是一个小店面，门口都是排队的人，我们站到队尾，在太阳的烘烤下，好容易排进了屋，结果，屋里坐着还在排，关于拉面就不多说了。看图。
    补充一句，小手同学看我拍照，特地自荐做助手，挑起拉面的筷子的另一端就是那只著名的手。为什么没有拍进去呢？因为小手说了，她刚刚给小白鼠注射完……小手同学是帮皇军做细菌试验的哈：）
7/29/2009 官方史学家十分钟速成(zt)
引用 （转）官方史学家十分钟速成 6/8/2009 看来要换个地方了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几天不方便。
从六月二号开始，
这个空间一直无法正常进去，
偶尔看一下还需要翻墙，
而且不能更新。
就像看着车停在那里，
司机却上不去。
看来该换个地方了。
我是个很少惹事的人，
几乎没有在博客里写过任何敏感话题，
结果还是没有逃脱被阶段性和谐的命运，
想想不骂粗话都难。
主要从一开始用spaces习惯了，
因为懒，不愿意搬来搬去的。
半年前同事帮我做了一个独立域名，
去过两回就撂荒在那里。
这次不管怎么麻烦，
一定要搬家。 5/27/2009 一“诺”千金？ 麻烦是早上起来发现的－－手机在裤子兜里，裤子在洗衣机里，而且，已经甩干了……
去办公室点了个卯，就去最近的一家诺基亚售后服务站，漫长的等待之后，接客的同志不卑不亢地说，你还得等检查完之后的报价，大约二十分钟。好，我等了二十公分钟，四十分钟。然后我被告知：要换部件－－主板880元，显示屏680元，滑道168元……共计1728元！“你当然可以选择不修，但如果修，我们不保证里面原先的数据，比如电话本，短消息以及视频……”不卑亢机械地补充着，当然她没说，别笑！这儿打劫呢。
我脾气多暴啊！不修了。隔壁店里买了个新的才两千出头。又回来等着取我的大脑进水的“心机”。前后一个半小时。
从九二年到现在，除了中间摩托一次，爱立信一次，我可以说是诺基亚的忠实用户，前后一共用过十五、六只各种型号的诺基亚，当然这也说明人家诺基亚皮实、好使。但每次一进这个所谓的NOKIAcare，我都要生一肚子气，根本没人care你。其实我最心疼的是手机里的两千多个电话号码，又得复制半天，还有那几百个饭馆短信，妈的，就这么没了。
下午同事得知此事，拿着我的坏手机，说找了个小店看看。一会儿，他打来电话说，“修理工打开看了，显示屏烧了，但主板问题不大，滑道更不用换，三百八十元！”我觉得这不可能，但死马当成活马医，就让他试试。半小时后同事拿着手机回来了，短信，通讯录一切完好，连儿子拍的视频都还在。不会吧？难不成用不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就做了官家店的事情，而且数据一点没丢，他是东北人还是活雷锋啊？
我觉得太有必要在这里发个毒誓，以后再不去那家所谓的售后客服店了。随便上网查了一下，看到无数条类似的帖子（比如这里 这里 这里 这里……）就是说，十几年我一直很傻很天真蒙在鼓里。一个产品，成名之后，它的售后服务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维护产品形象而不应该是赚钱。我经历过诺基亚不下十次客服，没有一次不让我恼火的。就像这次，一说修理，他们首先就想到换件儿，拼装玩具的活儿好像不需要专业工程师吧？而且，我更阴险地想，如果和后面这家小店一样地完成了修理，他又告诉我换了主板，我总不会有技术打开手机去检查吧？
当然对这么个大公司来说，少了我一个用户，太微不足道，店里的人现在还嫌多呢。但我认为，除了手机，这些国际产业巨头，在其它产品，像汽车、软件什么的……也是这个操行：一旦你成为他的客户，同时也就开始被它拿捏住了，永远让你按照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被迫在“我同意以上条款”那一栏里按上手印。这么看，所谓山寨，所谓盗版，不能不说是一种报应吧。我恨恨地想。 5/12/2009 09语文第一季（转）◎ “拆东墙补西墙”之升级版“拆别人墙补自己墙”
◎ 白马啊……你死去哪了！是不是你把王子弄丢了不敢来见我了。 ◎ 别人装处，我只好装经验丰富。 ◎ 不可否认，马赛克是这个世纪阻碍人类裸体艺术进步最大的障碍！ ◎ 不怕小偷儿带工具，就怕小偷儿懂科技！ ◎ 长个包子样就别怨狗跟着！ ◎ 纯，属虚构；乱，是佳人。 ◎ 当白天又一次把黑夜按翻在床上的时候，太阳就出生了…… ◎ 跌倒了，爬起来再哭。 ◎ 犯贱是普遍真理，你我只是其中之一。 ◎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 好久没有人把牛皮吹的这么清新脱俗了！ ◎ 既宅又腐，前途未卜。 ◎ 今天心情不好，我只有四句话想说，包括这句和前面的两句，我的话说完了 ◎ 开车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 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到日记里面。 ◎ 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如我们打的吧。 ◎ 驴是的念来过倒 ◎ 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地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 ◎ 明骚易躲，暗贱难防。 ◎ 命运负责洗牌，但是玩牌的是我们自己！ ◎ 某女在博客日记写：某月某日，大醉而归，伸手一摸，手机和贞操都在，睡觉！ ◎ 男人膝下有黄金，我把整个腿都切下来了，连块铜也没找着！ ◎ 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 ◎ 你的手机比话费还便宜。 ◎ 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 ◎ 女人一生喜欢两朵花：一是有钱花，二是尽量花！ ◎ 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了。 ◎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 人家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是背影。 ◎ 人又不聪明，还学人家秃顶！ ◎ 如果你容不下我，说明不是你的心胸太狭小，就是我的人格太伟大。 ◎ 如果太阳不出来了，我就不去上班了；如果出来了，我就继续睡觉！ ◎ 上帝不会为难头脑简单的孩子。 ◎ 失败不可怕，关键看是不是成功他妈。 ◎ 史上最神秘的部门：有关部门。 ◎ 思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 ◎ 虽然你身上喷了古龙水，但我还是能隐约闻到一股人渣味儿。 ◎ 台湾一日不收复，我一日不过四级！ ◎ 谈钱不伤感情，谈感情最他妈伤钱。 ◎ 唾沫是用来数钞票的，而不是用来讲道理的。 ◎ 参加减肥班，教练让我穿宽松衣服，要有宽松的衣服我参加减肥班干嘛？ ◎ 我的名字叫Rain，小名叫润土。 ◎ 我的人生有A 面也有B面，你的人生有S面也有B面。 ◎ 我的优点是：我很帅；但是我的缺点是：我帅的不明显。 ◎ 我是胖人，不是粗人。 ◎ 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 我自横刀向天笑，笑完我就去睡觉。 ◎ 我诅咒你一辈子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 ◎ 洗脸只洗脸颊，刷牙只刷门牙 ◎ 现在的大学生太没素质了！过来拷毛片，居然用剪切！ ◎ 一觉醒来，天都黑了。 ◎ 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 ◎ 英雄不问出路，流氓不看岁数！ ◎ 一次上街，被一群女孩拦住。她们说我帅我不承认，她们就打我，说我虚伪。 ◎ 鸳鸯戏水，都他妈淹死；比翼双飞，都他妈摔死。 ◎ 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 ◎ 让我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 ◎ 左青龙，右白虎，肩膀纹个米老鼠。 文字出处：黄老邪一周无语强文 4/14/2009 工人政治课堂 故乡地理(36) 对这座建筑，我曾经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敬畏。
那是一座礼堂，东侧的山墙正对着南关大街，山墙的造型像一个拱门，也有点像铁路的那个火车头标志，顶尖上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五角星下面竖着的一排字写着“工人政治课堂”，两侧还有一排横向的繁体字，隶书：“灵壁县总工会”。平时，能看到有人在这个礼堂开会，但我却一直没机会进去过。那时，我对工会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历史书：二七、省港、五卅……感性认识则全部来自《红灯记》中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折－－闹工潮、大罢工……其实灵璧县就那么几个工厂，全部工人加一起也没有多少，但我生活的时代，正像墙上到处可见的标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因此，我一直把这个会堂当成一个领导机关。
第一次走进这座建筑，我已经十一岁，上初一，那是1976年。九月初，全城哀乐四起，毛泽东逝世，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天要塌了。县里在好几个地方设置了吊唁的灵堂，工人政治课堂就是其中的一处，灵璧中学全校学生，每人佩戴黑纱，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进去默哀。就在我第一次踏进这个神圣的场所，并且是完成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却险些闹出了一次“政治事件”。
那个同学小名叫光辉子，平时和我前后座位。他是个著名的淘气包，用我老家的话叫“讨债鬼”，我们班只要有座位上扎图钉、粉笔盒里放知了，门梁上栓笤帚这类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光辉子干的。有一次，一个女老师在讲桌上发现了毛毛虫，吓出一身冷汗之后，愤怒地把光辉子拎到了讲台上，歇斯底里地诅咒光辉子：“你这样的讨债鬼，就等着将来蹲大牢吧！”
今天看来，光辉子其实绝顶聪明，伶牙俐齿，特别能说会道；弹弓、火柴枪也做得特别像模像样。而且，他的想像力非常惊人，有件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当时我们所有的教室黑板的正上方都是毛的标准像，而教室背后则是马恩列思的四张肖像。对于那一代人，毛时时刻刻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有一次上课走神，光辉子小声地对我说：“你盯着毛主席像看，你觉得他是动的还是不动的？”我端详了半天，回答说“是不动的”。光辉子说：“不对，你冲他笑他就是笑，你冲他生气他就生气”。
按照光辉子所说的方法，先冲着主席像微笑，很快感觉到画像里的人嘴角居然微微上扬了，等我换成生气，老人家旋即又变得威严无比……那天下了课，往回走，光辉子又把我拉到一边：“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无论你跑到哪里，毛主席两眼都会一直看着你”。我认为这不可能，但当我在教室绕了整整一圈，果然发现无论我躲到那个角落，那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我，这件事真真把我吓着了。
很多年后，我和好几位年龄相仿的人交流过这件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年都有过类似的发现。当然，后来我自己也成了摄影师，已经尝试过人像摄影，我明白这种目光的对视，只不过是被摄者在拍摄的瞬间盯住镜头所造成的，完全没有光辉子说得那么神乎其神。
作为我们班出名的淘气包，光辉子唯一不招待见的就是不遵守纪律，在我的记忆中，我前边的位子经常是空着的，原因是他已经到讲台边罚站去了。即便是罚站，光辉子也不老实，他不停做着鬼脸，惹得大家不时哄堂大笑。终于，那一次在工人政治课堂，光辉子玩大发了，惹了一个大麻烦。
礼堂被布置成灵堂之后，所有的长条椅子都被摆放在两边。主持吊唁的是学校的两位标准话说得好的老师，李农和朱庆银。吊唁的程序先是三鞠躬，然后是默哀三分钟，最后由老师领读誓词。两位老师是满含悲痛领着大家宣誓的，受哀乐和整个现场气氛的感染，大家也悲痛非常－－看着主席台上加了黑框的黑白主席像，连平时比较淘气的我此时也都禁声了。就在这时，光辉子突然发出了嬉笑声，声音不大，但和整个现场的反差，让他的声音显得特别突出。大家非常吃惊地看着光辉子，他的脸上倒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直到一位体育老师走进队列，把他迅速带离了会场。
这件事在迅速轰动了全校，每个人谈起此事，都觉得是一次很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为好朋友，我还替光辉子解释过－－那一刻有那样的举止，其实是想让黑像框里面的伟人能够重新微笑起来，但光辉子自己的答案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只是看到大家都那么一本正经，就憋不住笑了……”还是满不在乎！光辉子被不同级别的老师挨个训导，这让他老实了一小段时间，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儿，于是他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小反革命。在我看来，反革命倒也谈不上，不过光辉子确实是一个与时代不相融合的另类。
初一，我留了级，和光辉子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交往仅限于路上的偶遇。他还是那么讨债，照样会冲着我高喊：“留级生，偷花生，见了老师不吱声……”随着年龄的增长，光辉子渐渐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没有上高中，也没有像老师预言的那样去“蹲大狱”，就是一个平常人……工人政治课堂在八十年代也迅速衰败，先是成了文化馆宣传队的的排练厅，后来又成了录像厅，挂了厚厚的门帘子，里面放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录像片，不停地有人脸红脖子粗的出来……
参加工作以后，我渐渐知道了工会的性质与我少年时的想像出入甚大，不过是收收会费，发发电影票什么的，是一个闲散的群众组织。九十年代我家离开灵璧之前，最后一次回去探亲，看到工人政治课堂旁边修建了新的县工人俱乐部，窗明几净的，更衬托出礼堂的颓败。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了光辉子，有同学告诉我，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做木材、蔬菜等好几种生意，结了婚生有一女一男，在南关起了房子，不过好像也没发大财。
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示的区号是0557，对方说自己叫彭某，灵璧的。寒暄了半天，我才想起来这是已经失去联系多年的光辉子的大名儿，怎么声音都变粗了？他打电话的原因很简单，灵璧县政府要在城南建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作为县里的新的地标和新的行政中心，规划区内的住户将实施搬迁。光辉子认为拆迁补偿价格太低，串联了很多住户，四处反映问题。
在电话里，他希望我以央视《焦点访谈》的名义回去一趟，“你只要来了就行，路费我管出。”光辉子说得很坚决。显然，他误解了我的工作性质，我只好很耐心地让他把情况写一个材料，答应替他转交给《焦点访谈》的同事。不久，收到光辉子的材料，我看了一下，上面除了有很多很多血红的手印之外，信里还列举了县里在土地转让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焦点访谈》的一个小兄弟看到信后，表情十分无奈：“不一定能帮上忙，全国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不知道最后那份申诉材料最后有没有帮到光辉子，去年我回灵璧的时候，他已经搬了新家，知道我回去的消息，他打来电话，说要请我吃饭，因为时间问题，我没能和他吃成饭，只答应在住的地方见一面。这是将近三十年之后的重逢，除了五官上还有些儿时的记忆，光辉子现在已经是一个两鬓斑白、胖胖的中年人了。
见了面，我不停地说起一些儿时的往事，并且小心翼翼地刻意回避谈到几年前拆迁那件事。光辉子时而点头，时而微笑，话非常非常少，甚可以用木讷来形容。有一段我都觉得话差不多说完了，他还是在窗边沉默地抽烟，看着街上的行人。我只好说：“光辉，你看看还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上忙的，你说吧。”光辉子笑了一下，“没啥事，就来看看你，你现在混得好了，别忘了同学就行。”
临别，我欢迎他到北京家里作客，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他站在那里想了想说，自己已经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就是没去过北京，希望能有机会到北京找我，“在北京，我只认识你”，光辉子强调说。我连声答应，并希望他早日成行，比如看看奥运会什么的。“奥运俺就不看了，没有多少兴趣。”光辉子握着我的手并没有放开，“到北京，我只要你带我去两个地方就行：一个是长城，那是中国的标志；一个是毛主席纪念堂，我特别想去看看老人家！”
“还是老人家那个时代好啊……”这是光辉子最后给我留下的一句喟叹。我站在旅社门口，看着他把烟头扔在马路沿上，用脚踩灭，身影消失在南关大街的人流里。
 摄于1990年的一张照片，左下角带五角星建筑即为工人政治课堂 12/30/2008 诚意 作为一个职业影评人，
卓别灵的影评就像英国的天气预报一样准确，
好几次追着她的影评看碟，
总能得出和伊相反的观感。
本来没打算看《非诚勿扰》，
但小卓给了很低的评价，
于是立刻有了冲动。
然而看完电影出来，
我只好短信小卓，
向她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影院里观众笑得热火朝天，
但我心里直想骂娘。
一个又一个的广告，
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地硬性插入，
甚至不断做着活塞运动。
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看这么多广告，
而且花的是自己的钱？
冯老师就是一不良商人，
生意好了客人多了，
便严重偷工减料。
居然云南和北海道用的是同一个空镜头，
这样的bug都出现在这种蓝筹巨制里，
这得需要多大勇气？
北海道接站的转场，
用了不到三秒的火车驶离全景，
观念新一点，
这个镜头是没有必要的。
就算冯导坚守古典，
两秒多，也忒短了吧？
最大的观感是，
这是部不认真的电影。
非诚勿扰最缺的就是诚意，
我指的是对电影的诚意，
而不是对钱的诚意。
没别的。
我敬重的牟老，
希望这个片子大卖，
事实上它的票房确实看上去很美。
但如果真的这样，
我觉得很悲哀。
回来一直想写骂人的话，
直到看了三表的博客，
突然觉得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冯裤子，挺可怜的。 12/1/2008 北京最近怎样？ 甲：北京最近怎样？
乙：厄，还好，就是有点迷惘。
甲：具体地说呢？
乙：嗯……有点像……一个男人……正处在事后烟阶段。
－－沈爷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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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事后烟者
物理方面可以询问 土摩托
药理方面可以询问 方舟子
病理方面可以询问 姬十三
生理方面可以询问 流氓原
心理方面可以询问 宋石男
事理方面可以询问 罗永浩
乐理方面可以询问 王三表
伦理方面可以询问 连岳
呵呵
11/28/2008 寒风里 天黑得早。下了班接陈乐吃晚饭，走到院子门口，车灯前模模糊糊看到我妈的身影，寒风里，老人正搀着陈乐从校车上下来……没回家，我带着他们找到航天桥的一家过桥米线，三个人吃得浑身冒汗，半小时后又上车匆匆往家赶－－儿子还有很多作业。
进了楼门，见单元门前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手里拿了一份《新京报》，“怎么现在才送来？”我妈话里有些不高兴。我这才知道订的报纸今天早上没有按时送到，我妈打电话问了报纸的发行部门。小伙子不停解释，道歉，说早上漏投了，下午忙完别的从西四环外骑车过来，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拿了报纸进了屋，催促陈乐赶紧做作业。
门铃又响了，打开门，还是那个男孩，“叔叔，这里还有一个投诉受理单，您得给我签个字。”我支吾了一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男孩儿又磕磕巴巴地说：“能……不能？再帮我写两行字，说早上漏投的报纸是别人拿走的？”我立刻表示拒绝，他赶紧又问：“那您明年能不能再订我们一个季度的报纸？”我说：“现在定不下来。”见我要进门，小伙子已经快要哭了：“今天早上没有送到报纸，的确是我的错。这两天太冷，是我被冻糊涂了……但叔叔您知道吗，您这一张投诉单要扣我们六十块钱工资，您就算同情我，再订我们一个季度的报纸吧，这样我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了，行不行啊叔叔？”
“爸爸，你就订了吧，没多少钱的。”我转过身，陈乐站在那里，一脸同情让我无法拒绝。“您看我五点钟出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小伙子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我曾经听我的朋友，《新京报》前中层干部王小山很自豪地炫耀他们的报纸发行部门，一个被他说过好多次的故事是这样的：发行部有一个管投递的小伙子，因为订户住址有变，又担心新住址管片的投递员不熟悉情况，于是每天专程骑着自行车从西城到朝阳－－只为送一张报纸。报纸订户是个中年OL，了解了这段故事之后，有一天专门把小伙子叫到了她的写字楼，说是要再增订十几份报纸。小伙子被中年OL引领着，穿过长长的楼道，来到一扇门前－－到这里听着已经有点儿像A片的情节了－－打开门，屋里齐刷刷坐了一百多人，那个中年OL是这家合资公司的老板，今天，她邀请这个投递男到讲台上，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讲一讲什么叫职业操守……说这故事的时候，王小山还没有从《新京报》离开，每次讲完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尾，他都要娇嗔地加上四个字，“我爱鄙报”。
南方报业集团发行部门以管理严格著称，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几近控诉的帖子（好像叫《乌鸦永远不懂自己的黑》之类的名字），揭秘报纸发行的残酷内幕。南方报业办得确实好，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同时也体现在管理上，或许做一番大事业都必须这么“铁血”吧。但从内心里，我和陈乐一样，又对那些打工者充满了同情（慈不带兵，这可能也是我做不成大事情的原因）。我的艺术家朋友牟森，有一次老男人局散后，喝高了的他，在家门口的天桥上，把身上的所有钱全掏给了一位在此露宿的打工者，并和他抱头痛哭……很多人把牟老的故事当笑话听，但我真的理解牟老那一刻的心境：打生下来开始，我们就注定了打工者的运命，和我们对面的人没有区别，只是多了两件衬衫而已。人毕竟不是机器，出来混，谁都有太多的不易。
签完字，我甚至想和小伙子聊两句，但他一个劲地说感谢的同时又说自己还有事情（上帝保佑不会还有漏投的吧？）。小伙子戴上护耳、手套、帽子，瞬间便骑行在寒风里……屋里我妈在接电话，新京报发行部打来的，妈妈一项一项地回答着：“送到了……不过前一份报纸不是没送，是我儿子一早带走了……意见也签了……投诉补偿的电话费，拿到了，啊？是五毛啊？他给了一块嘞！”我妈在屋里大声喊“乐乐，快叫你爸退五毛钱给人家……” 11/18/2008 一中 故乡地理（35） 我爹我妈一个星期前就开始激动。他们原先工作过的中学建校三十周年，要举办一个小范围的纪念活动，老两口儿在受邀之列。临行前，父亲反复叮嘱，要我发个贺电表达一下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我一来不太会说场面上的话，怕扫了大家的兴；二来总觉得三十年校庆，别说和那些老牌传统名校，就是和当地的灵璧中学（原灵璧二中，一九四四年建校）相比，历史也太短暂了，于是就把这事放下了。
父亲回到老家，报平安的同时，又催问我贺电发了没有。得知我尚未动作，半个小时后，老人家用手机发来自己拟好的，一百多字的短信贺电，紧接着又打电话来嘱咐我立刻转发给学校现在的负责人。我看了父亲发来的文字，中规中矩的，显然字斟句酌了很久。他这一辈子，认真惯了。为了让他放心，我立刻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并且在电话里念给他听。邮件既有足够的官样文字，也从个人的角度说了一些很感性很煽情的话，我爹这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我却零零碎碎打捞起许多高中时代的记忆。
一九八○年八月底的一天，我撑着一把没有柄儿的雨伞，走在白花花的雨水中。就要开学了，和同学约好到初中班主任家取我们的毕业合影，我初中在另一所中学读的，到了班主任家的时候，雨渐渐小了。
拿到照片，寒暄了几句，大家便往回走。看看周围的同学们，不知怎的，我突然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那个暑假，我个头蹿得有些离谱（这一点，在开学不久排座位时更加明显：初中毕业我还坐在班里的第三排，到高一居然变成了倒数第二排），看昔日的同窗甚至有点居高临下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初中班同座位的秋蕙，在伞下跟吃惊地对我说：“你怎么好像长大了呢。”说完嫣然一笑，便带着她的明黄色油布伞消失在雨里……
我初中的成绩不好，没有达到重点中学录取的分数线，但因为父母是一中教师－－做老师的也就这么点“福利”－－我被“照顾”上了属于地区重点的这所学校，原来关系好的同学大部分留在了原地，这让我有些难过－－当然，现在用怅惘这个词说仿佛更酷一些－－我或许怅惘着吧，初中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说来挺宿命的，县城西南角的灵璧一中曾经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时候，这里还叫灵璧初级中学。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东关的灵璧中学，这所学校又改名叫“五七大学”了。一九七八年，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知道都是些可以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真理标准讨论、小岗村农民秘密契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我们那个小县城来说，懵懂的我只能记起我爸去一中上班了，那是个新学校，在全县一共招收了四个高考毕业班，我爹带语文。不久，我妈也调到了一中，我们家，在这之后也搬到这座校园，在城墙上，从南数第四排平房。
我在慢慢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上了高中，除了长个头，我也知道了不读书将来没有出路的道理（见《故乡地理 城墙》），用功之后，成绩也有些起色，这是我爹我妈喜闻乐见的。让我个人高兴的是我们家和我的教室只隔了一个小水塘，每次都是听到三分钟预备铃声，我才从家里的院墙翻出去，急匆匆地朝教室跑。所以，和班里的同学交往不像初中时候那么多，印象中连架都没打过，每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这种好日子只过了一年，到了文理分科之后的高二，我逐渐感觉到了压力。
我是一个特别害怕考试的人，直到参加工作后很多年，我经历的最恐怖一次噩梦，还是梦见老师通知我必须重新参加高考！一中是全县招生，远乡的同学都集中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一间屋住二、三十人。他们非常用功，很多人周末也不回家，晚自习点蜡烛读书，到半夜点是常事（教室九点半关灯），而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钟又要开始早自习。直到今天，每每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想起那些秉烛夜读的同学，那一付付营养不良的面容和赌徒一般坚定的神色……还有什么比高考冲刺更加恐怖呢？
这种和初中完全不同的气氛一点点影响着我。我永远记得那些寒冷的清晨，五点多，天还没有亮，我已经和同学们在操场上跑圈，因为太黑，撞到前面同学的情况时有发生。我把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双手，交错插在袖筒里，半睁着眼睛，机械地摆动双腿，盲目地一路跟进，根本看不清前方，不知道未来……
从高二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睡不醒。尤其是上午第一、二节课，困意总是像大山一样压将过来（现在知道是因为胃在工作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要是再遇到自己不喜欢的科目，眼皮便像灌了铅。我当时是班长，又坐在后排靠墙的位置，所以每次喊完起立，就索性兀自站在那儿听课。开始老师还会过问，时间长了，他们也都习以为常。就这样，我整整站了一年！
毕业很多年后和同学李大鹏旧地重游，一路游荡回了到原来的教室，他指认出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座位，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说“我就坐在这儿。”大鹏说：“那哪儿是你坐的地方，那儿明明是你站的地方”。看来我站着上课还是有点名气的，呵呵。上帝保佑，我是安徽最后一届二年制高中的学生，秋蕙、大鹏和我，后来也都考上大学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有时我会想，如果自己也读到高三，我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至今想起高考的那段日子，我记忆里好像没有一个晴天。和大城市同龄人相比，像我这样出生在皖北一隅的学子，考大学是看上去最稳妥的一条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感激当初辅导过我的那些老师们，感激那个在我记忆中灰暗的学校。没有那一年的坚持，我肯定无法想像世界有多么博大，天地有多么开阔。所以，在给母校的那封邮件里我写道：“感谢母校在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临时，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这也是我最想说的。
当然，父亲在短信中写的内容我原样拷贝到邮件里。那是这样一段话：“三十年对个体的生命来说，已经是该做出明确方向选择的而立之年，而对一个学校，它仅仅是一个开始。我的母校还很年轻，祝她永远年轻！”我爹快七十了，他在灵璧一中工作了十几年，我想，这应该是他的心里话。 9/24/2008 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爷爷终于和奶奶相聚了。地点在符离集王牌坊村后面大黄山的山坡上，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八号早晨，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八。
爷爷是一天前被火车撞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十里铺的铁路道口旁，在认可了铁路相关部门的赔偿协议之后，一部分人把爷爷的遗体运回梅庵村。我爹从灵璧县城搭熟人的摩托车赶到现场，据他说，刚到不久，他就和我的一个叔叔急忙前往符离集镇，买了一身新衣服，而我另一个叔叔则去买了棺材。
入夜，一大家人聚在濉河边爷爷的草棚前。爷爷躺在他的床上，四周是低泣的大人孩子，只有小四眼，那只一直陪伴爷爷的小狮子狗，安静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不久，寿衣和棺材先后来到了，铁路部门的人把赔偿金留下后也先行离去，这一百多元钱足够爷爷办后事的了。二姑陈英看到钱，突然悲从中来：“大（父亲）啊，你一辈子没花过儿女的钱，一辈子没有享过儿女的福，连死了你都把钱准备出来了啊……”说完号啕失声，众人也痛哭一片。
大伯陈钧止住大家的哭声，几位长辈开始商量后事。因为按规定，爷爷这种四类分子要强制火葬，而爷爷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千万别烧我，一定要把我埋在王牌坊。”王牌坊是我大伯母的娘家，一九六四年我奶奶过世后就葬在了那里。由于走得突然，爷爷没有留下遗言，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尊重老人的意见，尽快将他土葬，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众人一面迅速将爷爷穿衣入殓，一面捎信到王牌坊，请人开启奶奶的墓穴。一家人抬起棺木，在漆黑的夜色中出门匆匆上路。
抬棺的是四个儿子，长孙陈永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大声喊到：“俺老，过桥了。”“俺老，上大路了。”“俺老，过铁道了。”“俺老，上山了。”据说这样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记得来路。两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王牌坊，爷爷和奶奶终于葬在了一起。下葬完毕，据父亲回忆说，天才刚蒙蒙亮。
以上的这些段落是根据我的多位亲戚的共同回忆完成的。爷爷去世我并没有在场，那年我十岁，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在五十公里以外兀自度过自己的寒假。第一次到爷爷坟前，已经是六年多之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墓前，算是打个招呼，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看到长辈们日渐苍老，我开始有了探寻这个家族往事的欲望。每次听到长辈们回忆当年，我会同时揿开自己的记忆按钮，努力寻找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断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着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自然，这是我半年前读张大春先生《聆听父亲》后得出的结论。就好像我们不断从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体验中走来，转头又进入似曾相识的怪圈中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东西称作传统或者叫文化传承。然而，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开始接受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自己的发蒙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从记事起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按顺序要爱领袖、爱政党、爱制度、爱政府，偶尔也会提及爱国家、爱民族，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老师，告诉我要爱自己的亲人或者家人，普通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忽略的。我爷爷和我们生活时间很少，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家的三个孩子甚至没有带孝，而就在此前不久，我们还为逝世的国家总理佩戴过黑纱。关于爷爷去世，我能记起的情景只有模模糊糊的一段：父亲从符离集回来，我妈妈问了问葬礼的情况，父亲似乎解释了几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父母的叹息声中睡去……爷爷去世，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唯一的不同是，那年春节，父亲没有给我买鞭炮。
但是，爷爷的影子又会经常出现在我父辈和兄长的举手投足之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比照我对爷爷的了解，而得出哪些是这个家族的遗传，哪些又是变异，在这种辨析中，我能感到自己渐渐融进了这个大家庭。亲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一生太苦了，他没享过一天福。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一点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的伯伯、姑姑们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起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我父亲已经有了单位的公房，也还几次试图买块地盖个房子，这可能就是对我祖父窘迫一生的反动吧。 几年前，父母回老家，说是要多花点钱，把爷爷奶奶的坟修葺得稍微像样一些，从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我原不赞同这种做法，再说以前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下了这么多儿孙的名字，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又得到过什么呢？但父母主意已定，我自然不敢违拗。后来，每年一次清明时节的返乡，碧绿的冬小麦和灿黄的油菜编织着浓浓的田园图景中，上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家族每年一次的相聚。而且，对于我一个没有祖屋和祠堂的人，王牌坊的那片坟冢慢慢变成了我很多时候的寄托。
从去年起，我开始尝试写关于我爷爷的文章，我十分卖力地追述一个和我生命并无密切关联的老人，最初的动机源于我三十五岁之后如沉渣泛起的虚无感。未来无法把握，则寄托在记忆中求解，而每每梳理清来路的脉络，又不得不陷入对命运的慨叹。人生大抵如此，我想爷爷也不应该例外。今年，王牌坊坟前的小树已经长高，满野的油菜花香之中，我继续聆听。长辈的述说，又把我带回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晨。
父亲记得，爷爷下葬后，他说了句“入土为安”，磕了三个头，便跟着大家下山，到符离集吃了点东西之后又向梅庵赶。到了梅庵爷爷的住地，小叔叔陈民回忆说，“正看见有村民正在挪院子里的水缸，他们的意思是反正人也死了，留着水缸也没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爷爷在当地地位的卑微。大家把爷爷不多的几件东西简单分了之后，就准备各自返回，堂兄陈永亚记得“没有了主人的小四眼看见俺们要走，一下从屋子里窜出来，寸步不离地跟在三叔的自行车后面，怎么都甩不掉。”走了好几里地之后，“小四眼叫声都是哑的了，三叔只好把它抱上自行车，带回了芦岭（我大伯家）。”三叔陈锋说，“那条狗知道我们是一家子的。”
就这样，祖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关于他的文字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想提一下那条小狮子狗，半年后，我和妹妹去芦岭煤矿大伯家过暑假时见到过它（不好意思的是，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它曾经是爷爷的“身边工作人员”）。我还能记得，那只狗眉毛上有两个白点，看上去像有四只眼睛，它见到我和小妹不会狂吠，而是静静地流眼泪……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一遍一遍走到他的面前，不断让他的眼泪流出来，甚至欢天喜地地邀请了邻院的小朋友过来参观……
而今年清明，当知道了它离奇的身世之后，我突然像明白了些什么，进而又有些绝望：在那个年代，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在“通人性”的方面，似乎还真不如一条狗。 9/8/2008 无人值守道口 故乡地理（33） 四十岁那年，爷爷陈凤起曾经对全家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但最终，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一九六七年秋天，当他穿过铁路去往梅庵的时候，已然孤身一人。
这时候，爷爷五十八岁，他是骑着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符离集的。爷爷先向南，沿宿符公路到了北十里铺，然后转而向东，穿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这就是他们常说的“道东”了。梅庵大队，就在津浦铁路的东侧，那是爷爷此行的目的地，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而这个无人值守的道口，既是爷爷生命中最后十年多舛的起点，也是终点。
今年清明我来到这里，能看见原来道口的路基还在，只是为了配合京沪线提速，在道口南侧修建了一个公路涵洞，供汽车通行。只见几辆农用车深深扎进桥洞，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从铁路那边抬起头来，向远方驶去。
关于爷爷最后十年的生活，我已经在《梅庵》中做了部分记述。到一九七五年底，爷爷的生活环境和几年前相比有了些许改善，比如他的身份标志－－那个白袖箍－－已经不需要时刻戴在身上。他还是住在睢河边护林员的小房子里。据亲人们回忆，爷爷住着两间向南的草房，屋里有一张床，一只土箱子，一个长条桌，一个饭桌和两个高低不同的凳子，这几件家什是会木工活的爷爷自己打制的，至今那个饭桌和小凳，还在宿县我兰英姑姑家堆放着。门外，爷爷搭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灶台和一个水缸。如果再加上那辆自行车，这就是爷爷所有的家当了。
这一年年初，我曾祖父过世的消息传来。尽管爷爷是养子，尽管天气恶劣，他还是冒着大雪，骑行三百里路赶到涡阳，给他的养父送葬。还是那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那是奶奶离世后爷爷最忠实的伴侣。除了自行车，爷爷还养了一条小黑狗，那是一条不大的狮子狗，据说在梅庵从不离开爷爷左右。我后来在大伯家见过它，眉毛上方有两个白点儿，我们都叫它“小四眼”。
此时，我大伯在宿县芦岭公社供销社做了会计，我爹正在灵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垒梯田。我的三个姑姑都已出嫁，分别在宿县县城、符离集镇和淮北张庄煤矿。我三叔陈峰在灵璧的一个林场做临时工，我最小的叔叔也已经高中毕业，下放在固镇县新马桥农场。就是说，爷爷的七个子女都已成年，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唯有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岸边，身边只剩下小四眼为伴。
尽管文革正接近尾声，但因为特有的政治气候，本来最应该在面前尽孝的我大伯和我爹无法给爷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倒是三个女儿不时过来梅庵看望，给他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她们的家也是爷爷最愿意去的地方。
二姑陈英家就住在符离集汽车站里面，那儿是爷爷最常去的。姑姑的大儿子大生，和我爷爷见面次数最多。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多么困顿，我爷爷总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大生印象最深的是“外爷总带我洗澡，农村没有法洗，他总是骑车十几里地到符离的澡堂子洗，每次都带上我。”大生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爱干净的老人。今天看来，尽管在梅庵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爷爷解放前夕养成的泡澡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
浴室水雾氤氲，爷爷沉浸在热水之中……我经常猜想，对于他，那一刻真的是莫大的享受吗？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力量让他十天半个月就到镇上泡这么一次澡？因为当时洗一次澡要五分钱，而爷爷是个几近赤贫的老人，从不添置衣服，平时抽烟都只能抽最便宜的“丰收牌”，而且要分三次抽完。每年他只能从生产队分到不多的口粮，是没有任何现金的。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照例，爷爷还要一个人在乡下过除夕。元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春节还有三天。那天上午，爷爷把小四眼锁在屋里，准备骑车出门，他打算置办点年货。所谓年货，不外乎以下内容：豆油、肉、香烟、酒、春联、鞭炮，但这对爷爷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没有钱，他必须先去孩子那里想办法。
按照姑姑的说法，爷爷原本想去县城东南三十公里处的芦岭，那是我大伯家，但半道上他又改了主意，返回了宿县。到兰英姑姑家时，全家刚吃罢午饭，只剩了一个菜，萝卜烧粉条。姑姑一边热菜一边埋怨爷爷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爷爷笑笑说：“我……这不是也没啥事，只是随便出来溜溜……”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人，爷爷并没有说自己缺钱的事。
一直在兰英姑姑家呆了一个小时，爷爷东拉西扯，就是没提钱的事。离开的时候，姑姑送他出门。在马路边，爷爷磨磨叽叽地说“想去澡堂子”，希望能给姑姑一点“提示”。姑姑完全没有理会，“我这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十块钱，”爷爷立刻显得兴奋无比，但无奈姑姑大喘气非常严重：“可是呢，我不想现在给你，怕你乱花（爷爷确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初一我去梅庵子拜年，一定给你带去。”爷爷十分镇定，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没在宿县洗成澡。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有点生气。那时候洗澡五分钱一次，要过春节了，我六十七岁的爷爷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毕竟他有七个孩子啊！我姑姑后来也很懊悔，她说如果当时给了爷爷钱，或许傍晚爷爷就不会出事了。
不过，现在几乎可以确认，爷爷后来还是置办了年货的。今年在梅庵走访，好几个人都回忆说，那天在符离集街上见到了爷爷的身影，有人说见他“洗了澡出来，还打了招呼”，有人看见他“打了酒，还说刚从闺女家回来”，有人说他“从商店出来，散的是‘东海’烟”，有人还“在卖‘对子’（对联）的地方和他拉（聊天）了一会儿”……总之，爷爷貌似很张扬地买了年货，至于从谁那里借的钱已经无从查证。
爷爷是傍晚出的事。
回梅庵快到铁路道口时，爷爷又遇到了一个熟人，于是又下车聊天－－他总是这样，见到熟人就没完没了地拉呱－－直到那人已经不耐烦了，说“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爷爷才骑上车，准备上坡越过那个无人看守的道口。或许是站的时间太长，爷爷上车有些踉跄。这时有一辆货车由南向北驶来，爷爷盘算了一下，货车应该他到坡顶时将将过去，他努力地想借着惯性越过复线的道口，所以并没有减速，然而，巨大的长龙在眼前消失殆尽的同时，远端那条铁道上，突然有一辆火车头从北边过来……爷爷完全反应不及了，火车头巨大的吸力把刚刚越上铁路的爷爷扇到了路基的沟里。据目击者说，爷爷当时还试图爬起来，但很快就仰面躺下了。
爷爷死于颅内出血，全身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痕，表情平静，他洗了澡的。 8/28/2008 三等小站 故乡地理(32) 一百年前，津浦铁路开始修建的时候，符离集是作为给水站设计的。后来的很多年，许多直达车都在这里经停，为的就是补水。一九四八年春天，一位乘客从符离集车站下车，直接到了不远的后街上，他是找我爷爷的。
陈家的这个客人，听口音应该来自老家亳县附近。爷爷从他说出的介绍人就已经对他的身份猜出了八九，但他没有说，只说是老家来的亲戚，做的是粮食买卖，爷爷管他叫老胡。后来我的不少亲人们都还记得老胡的扮相－－穿长衫，戴礼帽。至于名字，他们有说叫胡严昆，也有说叫呼延坤的。这里就叫他老胡吧。
我也是去年才听到关于老胡的故事，由于老胡的“出现”，原先爷爷一生经历中的很多盲点，在我心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据说，那时老胡有时住在我们家，更多的时候是在外面跑。那年月兵荒马乱，那个三等小站上，经常可以看见整列车地运兵。爷爷却跟着老胡，沿铁路去过徐州，下过蚌埠。老胡有钱，经常请爷爷下馆子、泡澡，以至于后来不管怎么清苦，爷爷泡澡堂子的习惯都没有改变过。
家里人都没见老胡具体做过什么“生意”。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老胡突然对爷爷说，能不能给他准备四十辆大车？说是要运粮食，地点在河南的永城，那里已经是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四十辆马车，对于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爷爷还是向老胡拍了胸脯，说给他几天时间，一定去永城他们约好的地点见面。凭借广泛的人脉，爷爷真的找到了三十多辆马车。但车队刚离开，战争就来了。
兰英姑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就发生在那时。据说有部队打过来，镇上的人纷纷逃往“道东”（铁道以东）的栏杆、时村方向。那一天传言兵来得急，爷爷挑了几样家当，勉强塞满了一独轮车，再把小脚的奶奶扶上车，喊上孩子就往道东跑反。大伯和我父亲勉强跟在后面，可姑姑年纪小，跑得慢，眼看被丢下了。爷爷让两个儿子扶好车，回头把姑姑领到街坊老孙家门口说：“这孩子我没办法管了，今后，他就是你闺女了！” 最让兰英姑姑难忘的就是被“遗弃”的那一刻，她说她坚决不从，鞋子都哭掉了一只，最终还是跟着全家到了道东。爷爷把全家安顿在一片树林里，又跟也在此避难的街坊交待了几句，请他们多多关照一下家人，便匆匆离开，追赶车队去了。
去年，姑姑跟我讲述那个深秋的“跑反生活”时，还能回忆起在林子里那些寒冷而难捱的夜晚。树林里非常安静，远处却不时有隆隆的炮声传来。五岁的兰英姑姑依偎在母亲怀里，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全。“邻居有家买了蛙鱼（一种红薯淀粉做成的颗粒状食物，有汤），给俺家端来一碗，那是我平时最肯（喜欢）吃的。但是一心只想俺大（父亲），我一口都吃不下。”姑姑怨怼地对我说，“结果，都让你爸一口气给吸溜完了。”
十几天后，老胡和爷爷把装满三十辆大车的粮食运回了符离。这时，爷爷已经知道老胡的身份，但他不知道的是，运来的粮食正是淮海战役的重要物资，他更不知道的是，黄维军团正是在宿县境内被歼灭的。或许，对爷爷来说，这些都不重要，符离集才是他生活的全部。
不过，对老胡这位地下党，爷爷很是钦佩，并引为好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相识将近一年。一天，老胡请爷爷吃饭，在饭桌上他告诉爷爷，自己已经接到调令，准备去南方，给首长当秘书。吃完饭，照例是泡澡，老胡又说：“我觉得你老哥很能干，你看看能不能和我一起走？”这个消息对爷爷来说很突然，据姑姑回忆，直到那天把老胡送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爷爷还在犹豫…… 当然最终，爷爷留了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爷爷舍不得他们。那天回到家，爷爷借着酒劲，突然对家人意味深长地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解放后，家里还两次收到老胡（这时已经知道老胡只是化名，他本名姓孙）寄来的信，信里希望爷爷有机会去上海找他。我家里几个人都还记得，那信封上有印刷的宋体字，是“华东政务委员会”。
这个故事很令我回味，我仿佛都看到了爷爷当年在站台上徘徊的双脚。历史在这里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穿过去可能就是一片不同的天空。 去年清明后回北京，我曾经向朋友老六复述了这个故事，自然，中间还穿插了我的分析。比如，假如我爷爷真的去了上海，那么我会不会在某个大院里出生？会不会从小过上条件更好一些的生活？会不会在四十岁之后也留恋一下所谓的红色时光？ 老六的回答很简洁：“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如果那样的话，你更有可能是一个傻X。” 8/22/2008 买佛龛 近来老妈成了体育迷，天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比赛，前提是有中国队的比赛。不管什么都看，哪怕规则都不清楚，只要有希望得金牌就行。她愿意等，等到升国旗的时候。
我理解不了这种心理。当年，部办秘书纪大姐整整一上午一眼不拉地看谢军的比赛直播，我特敬佩也特吃惊，在旁边问：“您还会下国际象棋呢？”“我哪懂这个？可咱们小谢军，就快拿世界冠军了！”纪姐头都不回，双手捂着胸口说，“多让人激动啊！”我倒。金牌真这么重要么？
偶尔，老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到昨天还在担心，美国队会不会在金牌榜上超过我们。我反复解释鬼子没希望了，她才稍微放下心来。但我说金牌不重要，她又不乐意了，认为我假清高。我被迫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大Party，大家来乐和乐和就得了，可现在已经成了堂会了……这下我妈真的生气了，她认为我太反动，“金牌多不是意味着我们国家体育强么？难道你就希望我们还是东亚病夫才好？”
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引用刘建宏同学的例子。四年前的雅典，中国队金牌狂飚，回来后，建宏到母校讲座，在座有听众也说到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认为“国运盛体运盛”，金牌多就意味着咱们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了。刘同学一时语塞，只好反问台下，请每周坚持体育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二百多人的礼堂，举手的只有不到三十人；刘同学趁热打铁，继续请坚持每天锻炼的同学举手，结果令人汗颜，只有五个人……刘建宏把双手一摊，耸了耸肩膀，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台下掌声雷动。
当然，我妈显然比那些年轻人难以说服。她坚持认为这次堂会相当伟光正，并且举了大量例证－－北京的空气质量，道路交通，治安状况……更重要的是，得了这么多金牌，真的让人从心底感到国家大有希望。她认为我这么大岁数还不懂事，觉悟太低，甚至连陈乐都不如。
我只好闭嘴，继续看比赛。昨天女排发挥一般，被巴西队遏制了，让老妈心情非常不好。我赶紧解释说，比赛总有输有赢，运动员有状态高低的问题，时好时坏。比如，如果今天第一局如果拿下了，就会像股市暴涨，后面也就顺了；没拿下，就有可能像股市暴跌……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近期股市低迷，我们本来让老爸解闷玩儿的炒股活动，结果把老人家套在那儿了，这事情一直让老妈搓火。
果然，我妈关了电视，开始埋怨我们怂恿我爸糟蹋钱。我恨自己多嘴，可也只好听着。抱怨了一会儿，我妈突然问我：“你说，股价都跌成这样了，国家怎么不管呢？”我对炒股一窍不通，只好想像着解释－－炒股是市场行为，可能国家干预的程度有限吧。我妈摇头，表示不信：“别人说的可跟你不一样，政府其实是能救市的。”
“那为什么不救呢？”我问。“还不是因为要办运动会？”老妈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开始吸引我们往里面投钱，都投了，投多了，然后它就缩水。你说这次北京，花了多少钱啊！真是劳民伤财，哪一分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
相关阅读：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选段 8/18/2008 前街 故乡地理(31) 窗外，晴空圆月，几缕淡淡的云彩挂在那里，一副无着的样子。附近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传来，应该又有中国队的赛事吧。我坐在电脑前，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今天中元节，再次想起了祖父，我希望自己能沉浸到记忆里，以便进入几十年前的叙述当中。
连续几年的清明节，我都去了符离集，那里是我爷爷生活过的地方。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希望在当地政府的档案里，查阅到祖父当年被处理的文件或是有关遣送他下乡的决定，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任何正式材料。而从所有知情者那里寻找到的答案，又让我啼笑皆非。事实上，当年镇里和街道上从未对他进行过任何的定性或者处理，爷爷是一个人主动背着铺盖卷到梅庵接受改造的。其中的原因，今天的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仅仅为了所谓的“脸面”。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家从亳县跑反，最终在符离集落脚。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已经在符离集前街租下一个门面，公私合营，爷爷的小商摊被并入符离集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大集体性质），爷爷变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他的小杂货店也成了专门的修理店。几十年前的符离集，背靠火车站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后街多为住家，前街多为商铺。爷爷的修理店就坐落在前街南侧，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马路斜对面就是供销合作社，那是符离集最大的商店，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爷爷从油布伞、煤油灯、锁头到座钟、自行车……都会调理（当地土语，即修理），尤其是修雨伞和汽灯的手艺最为出色，在符离集左近拥有良好的口碑。但这样一间修理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确非易事。尤其小叔叔出生之后，爷爷已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靠修理雨伞显然难以支撑一家的开支。所以，大伯陈均高小毕业后便开始到对面的供销社做营业员，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我曾经询问过长辈们当时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回答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饥饿。“每个月只有几顿能吃上白面，剩下只能吃杂粮和红芋骨碌（煮红薯）”小姑顺英回忆说，她是爷爷最小的女儿，“别人家生活也不宽裕，可小闺女总有几件穿得出去的衣服，而我只能拾俺嫂和俺姐的旧衣裳穿。”可以想象，小姑姑当时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她一直盼望着家里也能去裁缝铺给她做一件色彩鲜艳而不是旧得发乌的衣服。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压垮这个家庭，爷爷天性乐观，一大家子人尽管时有龃龉，但日子也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了下来。1964年，我奶奶因病（我母亲说，是因为营养不良）去世，安葬在王牌坊村的大黄山脚下，爷爷过度悲伤导致视力严重下降，但他依然没有倒下。然而，一个巨大的阴影却一直追随着他，这就是他四九年之前在政府当差的经历。每逢大的年节或政治敏感时期（比如斯大林逝世、台湾“反攻大陆”），爷爷都会作为政治上有待结论的人，交由街道“监管”，这种监管只是口头交待，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文件，加上爷爷为人处世的精明，从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爆发，历次政治风暴都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个家庭，其中的主要原因都来自于爷爷的生存智慧。
从长辈们的叙述中，我把爷爷的处世原则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谦恭。在爷爷的语言，尤其是与人交往的言语中，绝对听不到任何的“坏话”，看待任何的事情，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语言上都会千篇一律地变成“怪好的”，“真不赖”，“才不孬”、“来（也）不差”……哪怕是某人把事情办得很糟，大家一致谴责的时候，他也会表示理解地说“也不容易”。第二点是谨慎，从不招惹是非。爷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亏人常在”，这句话在我看来有太多的苟且偷安的意味，但爷爷就是这样，面对所有苦难和屈辱永远保持隐忍。加上爷爷重义气，宁可食不果腹，借钱都要勉力帮助他人。这样，他在街坊邻居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个老好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个没有是非的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人……也正是这个形象，让他和他的家庭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危险。
爷爷的为人处世的精髓，最大程度地遗传给了我大伯和我父亲，在他们的身上，我经常能看到爷爷的影子。伯父得知我打算写爷爷一生的计划，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放弃写作。在说了很多诸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那个年代受苦的又不止我们一家”之类的道理后，最终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怕我惹麻烦。同样在政治高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爹也是这样，前不久我去四川地震灾区呆了一个多月，看到了不少可笑、可悲甚至可憎的现象，回来后在饭桌上随口说给家人听。刚说几句，就被我爹厉声制止，饭后，他又再三嘱咐我不要到外面传播，“更不能写到网上！”语气十分坚决。父亲一生对身边的一切保持着谦和，这么多年，哪怕是对他的学生，我都没有见过他有恼怒的时候。与人交往，无来由的恭维在他那里都是由衷的，有时我甚至能听出些谄媚的味道。
当然，到了我这一辈，这种谦和或是隐忍已经荡然无存。爷爷或许无法想象，他的孙子会有一副毫无城府、敏感易怒的坏脾气，并且有一张尖酸刻薄的臭嘴巴……陈家强大的遗传基因在这里遭到逆反，我至今无法判断是应该惋惜还是应该感到幸运。但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抛开社会演进的因素，单从人生经验上判断，爷爷并没有因为隐忍而在灾难中幸免！
1967年夏天的符离集，一如整个中国一般炎热。前街道路两旁挂满红旗，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文化馆前的广场上大字报铺天盖地……爷爷推着他自己组装的自行车，穿行在红色的丛林中。这次的风暴是他见过的最猛烈的一次，大街上的游斗场面屡屡让他心惊－－被批斗的带着纸糊的白色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后来他反复对孩子们说，这样太丢人了，这样太丢人了。孩子们听着，没有人理解他话里真正的含义－－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
但爷爷是打定主意继续隐忍下去的，他冀望自己能像之前的数次政治运动一样安全度过。的确，运动初期全家生活没受什么影响。然而这个夏天，原先房东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家是租住一对老夫妻的院子，他们早已投奔济南儿子的家。67年初，房东的儿子在济南铁路局被“打倒”，全家被迫一并返回原籍。这样问题就来了，我的叔叔姑姑们逐渐长大，大伯的两个孩子也已出生，房东留给我们的两间偏屋显然承载不下这么多人口。
那段时间，全家人一直在狭小逼仄的两间小屋将就着。不久，供销社的领导同意爷爷晚上搬到商店里住，这样一来部分解决了我们家的住房问题，二来爷爷还可以帮助供销社守夜。但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遭际使爷爷引火烧身。
这年初秋的一个晚上，爷爷在家里吃完饭，骑着单车去古符离找一个朋友，恰巧朋友不在，爷爷只好回转。快到符离集时，他想想家人已经该休息了，便一个人直奔供销社。打开门，他撞见了自己不应该撞见的场景：一位女职工和一个显然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一起，衣衫不整……爷爷脑子一片空白，呆在了那里。很快，两个人迅速仓皇离开，现场留下了那位邵姓女人崭新的小褂子（淮北女人当作内衣穿的短袖上衣）。
我爷爷关上店门，然后迅速找了一张报纸，把那件翠绿色的小褂子包好，准备找机会悄悄还给小邵。说到底这就是一起绯闻事件，而且以爷爷的胆量，不到万不得已，这件事永远也不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事实证明，我的所有家人都是在他下放劳动之后才逐渐弄清楚了事件的真相。
但没两天，街上就出现了爷爷的大字报，署名正是小邵。大字报的主题揭发爷爷49年前的历史问题，相当上纲上线。那些天，不停有人到修理铺，对爷爷重复大字报的内容。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公开的针对自己的“文字”，这次爷爷慌了，他无法想像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母亲听祖父亲口解释过，他害怕像别人那样戴高帽子游街，“要是那样的话，你大哥（我伯父）在供销社得多没有脸面？他正要转成会计呢。”经过几天的商量，爷爷匆匆拿定主意离开符离集到乡下去。家人劝他，索性就去他亲家所在的王牌坊村，比较近，还有照应。但爷爷坚持去了更远的梅庵，他认为离得远一点，给家人的安全就会多一点。
听长辈们说，如果当时爷爷等待革委会的书面处理结果，即便当时受点罪，十几年后，那么爷爷能得到一个（平反的）“说法”。用小叔的话讲，起码工资是要补发的，但爷爷的眼光没有这么长远，他不明不白地自动成了专政对象。
要说爷爷就这么完全自觉自愿地认倒霉似乎也不符合事实。在离开的那天，爷爷给了小姑姑顺英一个报纸包，里面就是那件翠绿小褂儿，他让小女儿穿上它，并嘱咐这些天多去合作社走动……我分析他这么做，一方面有满足女儿爱美之心的考虑，更有平复自己心中隐隐愤恨的初衷。至于小姑这么做有没有收到效果，今天已经完全无法考证。
纵观爷爷的一生，他在1967年走的这步棋显然是不明智的。孩子们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摆脱了牵连，甚至每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入党、升学、升迁什么的，从符离集带回来的“政审材料”几乎都对他们不利。而且，由于爷爷的离开，我的一个姑姑被迫辍学，两个叔叔几乎成了流浪儿……我想，爷爷如果知道会这样，相信他也会后悔当年的选择。
这之后不久，我伯父一家调往另一个公社，余下的兄妹几人也分头离开了符离集，只剩下二姑陈英嫁给了原来的门邻。前街上我爷爷的修理铺永远消失了，后街那个曾经属于我爷爷的家，也已然不复存在，只有大黄山脚下，奶奶的坟茔还孤单地留在那里。
2008年8月15日夜谨记
8月18日改毕 6/13/2008 狗故事 我没养过宠物狗，也不清楚照片上这只小狗的品种。
小狗原先的家，在平武南坝北面的一个小村镇。五月十二号那天，正逢赶场，地震来袭，两侧山体同时崩塌，村子的一半迅速被覆盖在几十米之下，很少有人幸免……两天后，成都军区的一个团向平武徒步开进，最先到达了地图上有标定的这个村子，军人们很快发现，村镇的大部分已经沉在一座新出现的堰塞湖的湖底，剩下没被滑坡侵袭的人家也基本上人去楼空。
带着几位伤者，部队准备继续前行。就要出发的时候，几个战士发现了这只小狗。当兵的也都二十来岁，觉得小狗挺可怜，就给它留下了两根火腿肠，队伍便开拔了。没想到，小狗一直就跟在后面，穿过险峻的峡谷，行程二十公里，直到部队在南坝驻扎下来。而且有趣的是，从此之后，它只跟穿军装的人。
我在部队的野外驻地见到的这条小狗，因为服装问题，它一直对我保持着警惕。在重灾区，此前我根本看不到狗啊猫啊之类的小动物，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它们都成了震后捕杀的对象。这条小狗很乖，自始至终一直呆在军营里，因此幸免了下来。
后来的一天，卓别灵在网上给我一个链接，打开看了都是谴责灾区捕杀小狗的。小卓痛心疾首，说人们太狠心。但我知道，当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再拿出多一点关爱给其他生物。看着没有吃喝的流浪狗在废墟里钻来钻去，眼睛隐隐放着绿光，相信谁都会害怕。
临走那天吃早饭，听见当兵的跟小狗说话，大概意思是说，现在它有人照顾，过些天部队走了怎么办呢？我甚至有冲动把它带走，但想想下一站要去更艰苦的青川，只好放下了念头。后来看到韩寒真的领养了一条小狗回上海，真觉得那个小生灵很幸运。
一周后回到成都，整理照片时，又看到那只小狗站在帐篷前为我们送行的形象－－真有点后悔没带它出来。今天打电话给还在那里的同事肖崴，顺便询问了小狗的近况，肖崴说，小狗挺好，前两天有人想领养它，它还不干呢。
6/10/2008 听来的 我们有个摄制组在北川县擂鼓镇拍片，
拍摄对象家隔壁，有个邻居叫温世全。
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发现老温有点神叨，
经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比如，他会突然跑到人家里悄悄对人说，
“你们家房子要垮了，赶紧离开吧”。
“你们家房子才要垮！”听的人都很不高兴。
他却说：“是噻，我们房子也要垮。”
……
说得多了，大家就开他玩笑，
既然大家房子都要垮，问他应该住在哪里。
他居然很严肃地说，庙子不会垮。
说完了，他身先士卒把自己的床搬到了附近一家和尚庙里。
到了五月，在庙里住的老温胡言乱语更厉害了。
他经常大喊大叫：
“咋愣个多武警，爪子嘛？”
“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嗦！”
直到有一天，他说，
“妈哟，直升飞机都来了哈，总理都来了哈……”
家里人彻底吓坏了，把他送进了绵阳市精神病院。
入院日期是五月十号。
两天后……
再后来的事情好像不用我说了吧。
需要交待的是，老温目前已经出院。
他回到了擂鼓镇，住在那座没垮的庙里，精神正常。
直升机来的那天，老温自言自语说：
“你们才是疯子！”
以上是我们一个编导说的，看不出有什么科学依据。
土摩托有意去采访的话，可以找我要电话。 5/23/2008 即赴四川 几天来，没什么事。
每天坐在电脑旁，但也没什么心情更新。
每自比蓝领工人，苦力。
在遇到大地震这样的最需要表明我在现场的时刻，却只能在办公室眼馋别人的图像。
心里失衡，特别愿意挑别人的毛病。
当然，人家拍新闻的，难免仓促。
但我知道，震区的摄像机已经摩肩接踵了。
大把的纪录片人在那里挥汗。
最可恨他们还会打电话来闹心。
“我在都江堰，目所能及的人像极了小川伸介镜头里的面孔……”
“我在拍一所医院，正按照怀斯曼的风格进行记录……”
“再给我讲一遍那个片子，吴乙峰拍的台湾921地震，我看看能不能借鉴？”
……
感觉最近弗拉哈迪、格里尔逊、劳伦斯、伊文思全都在中国附体了。
羡慕的不行！
每天激动同时郁闷着。
只能把自己的一些转瞬即逝想法打电话告诉在前方的人们。
这些想法有的已经落实到了电视屏幕，
有的估计也被记录到了磁带上。
心稍宽。
绝没有想到的是，
两天前，任务来了。
领导要求《见证》拍一个关于地震的纪录片。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傻。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最难熬、最揪心、最宝贵、最改变命运的时间段已然过去，
用韩寒的话说，演艺界人士都在纷纷赶赴成都准备秀呢。
我们去干什么？
连续两天，N个策划会。
本来觉得主意蛮多的，这会儿怎么一头雾水？
曾经心仪一个少女，你夜不能眠。
但命运无常，时过境迁。
现在她来到你身边，却已人老珠黄。
造化弄人。
简单做了一个方案，领导迅速通过。
见证一半以上的人员明后天即将开赴四川，
节目的具体方向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计划，
更多的细节需要到那里落实。
车辆、证件等等后勤保障都更是空白。
前景不明，摸石头下水先。
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方向性的建议，
或者掌握一些第一手的影像资料，
或者可以提供某些拍摄线索，
或者能在当地给我们提供方便。
请在此处留言，
或给我发邮件 hizi1788@163.com
不胜感激！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有可能您提供的拍摄素材或是线索不能立即和观众见面，
但我们还是会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
并且作为文献保存。
我服务的媒体叫中央电视台，
它的播出有自己的原则。
另：
今晚七点，
《森林之歌》校园巡映及主创人员交流活动第四站。
地点：北大英杰交流中心
欢迎捧场。
待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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