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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009

    和乐乐聊天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叫李易的同学,就是现在号称“李三本儿”的配音大腕。李易的爹是我们的老师,记得上学的时候去他家,经常能看到李爸爸和李易坐在沙发上聊天,爷俩还一起抽烟。那情景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此前见到的家庭都和我一样,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很严肃,少有这样像兄弟一般相处的。后来,去冯唐家做客,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冯爸爸和冯唐称兄道弟的,相互说着带口头语的话,觉得很温馨,让人觉得有个儿子很幸福。
     
      我现在就感觉到了这种幸福。有一天我情绪不好,陈乐就跟我说:“老爸,别烦了,我跟你聊聊天吧。”为了让我开心,陈乐跟我说了一个他三年级的糗事。那是在科学课上,老师让大家做实验,每人发一杯碳酸水,然后把一粒曼妥思糖放进去。“别人的杯子都咕嘟咕嘟反应得特剧烈,只有我的没动静。你猜是为什么?”我问为什么啊,“原来啊,”陈乐说:“在这之前我就把糖给吃了。这么好的曼妥思,做实验,多可惜呀!”见我哈哈大笑,陈乐说:“你开心就好,不过别把这事儿写在博客上哦!”……你看,陈乐有一个多不靠谱的爸爸啊。
     
      一开学,陈乐就当了班里的京剧课代表,看他摇头晃脑地唱京剧是我最大的享受。比如有一段,叫“叩罢头来谢罢恩”,他一边唱还一边搞戏曲欣赏:“这个‘谢’字儿呢,你如果唱成谢,那就错了。你得唱成si,快结束的时候再改成ai……”说老实话,我不是戏迷,也不知道他唱得对不对,到网上搜了也没能dawn下来。哪位有,可以发到我的邮箱hizi1788@163.com,谢了。
     
      脸红脖子粗地唱了一段时间京剧,陈乐有点儿盯不住,前两天辞职了。“不过我现在还是语文课代表哦!”他很自信地说。陈乐的作文大有进步,让我改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唯一的遗憾是汉字写得不好,和他六叔有一拼,这方面还得再收拾收拾。
     
      十一,我爹妈要带我外甥去安徽农村忆苦思甜,我因为有事儿不能去,结果乐乐一定要等我出差回来。他答应一定在我回来之前把作业做完。我劝他:“你豆豆哥哥在那儿可没人玩哦,你不去陪陪他?”他“切”了一声:“我哥嘛,不过也就是个三单,哪有你重要?”从他那里,我又学到了一个对人表示不屑的词儿,“三单”,第三人称单数的简称。
     
      还没最终想好长假期间带乐乐去哪里,哪儿的人都那么多,最好能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能按顺序满足这几个要求:有好吃的东西;有个十几岁能和乐乐一起玩的小朋友;能让乐乐拍几张照片,写一篇作文。这地方,我还得想想。
    9/26/2009

    手机回忆录

    学张发财老师,twitter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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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用过那种大砖头一样的能打电话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买手机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运营八位数的(模拟的是七位数)数字信号手机了。
     
      第一只手机购买日期是1994年,型号是诺基亚2280,购机费加上入户费、选号费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这,还是托了一个朋友打了折拿到的价格。买完我就去办公室上班,心情挺复杂:万一电话响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当时用手机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财,我一个小编辑哪好意思显摆?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实都有了手机,只是平时不打开,或是置于静音模式,弄得跟地下党似的。
     
      刚成为移动用户不久,就赶上电话升位,原先交了选号费的对称号码一下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很不好记,沮丧!不过和我们领导的号码相比,我的还算好记——他那时经常给我打电话,核对自己的号码,不然打不了寻呼台。当时寻呼台也足够落后,连来电显示都没有。
     
      早期使用手机非常节省,一边打电话一边紧张地盯着液晶屏上的时间,如果刚好是59秒,就像捡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畅。反之,则懊恼异常。来了电话,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机打过去,因为那时是双向收费。后来接电话不要钱了,有的朋友还顽固地坚守着这个习惯,每次遇到这种人,我都在心里鄙视个底儿掉。
     
      手机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个事故,在瞎鼓捣的时候,把语言设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个学外语系毕业的同事坚定地告诉我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学斯瓦西里语的。
     
      最早的手机比较大,两年后我换了个爱立信,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个头稍微小一点、方便。有人看了,问我:“你怎么用了个女式手机?”手机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习惯都是加一个皮套,别裤腰带上。电话一响,一撩上衣,尽在掌握。接完电话,再撩开放回去,相当拉风。但别腰上的缺点是:弯腰时手机容易滑落。我有个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丢了两个手机。直到现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别,他都会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紧紧捂住裤腰的右部——姿势相当难拿——都是当年丢手机闹的。
     
      手机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它你会觉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时候又会觉得无处可藏。王小丫爱睡懒觉,她的一个经典笑话是这样的:演播室来电催马上要录像了,小丫迅速打开临街的窗户,在汽笛齐鸣声中大声解释:“我已经在路上,天哪,二环堵死了!”挂机后,关窗上床,拿个回笼觉。
     
      对我来说,短信是手机进步的明显标志,手机越来越电脑化。最多的时候,我手机里不仅存放了两千多个人的电话,还建立了近一千家饭馆地址、菜肴和联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夹,因为这个方便调阅的短信包,经常现场给朋友推荐吃的,时间长了,他们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机里还存着沈宏非发给我的几百条段子——他是我的黄品源。
     
      手机型号式样越来越多,直板、翻盖、滑道……越来越像时尚消费品而不像通讯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调遥控器带上了班。手机的功能和配件也来越多,一个人在路上自言自语,举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见他带着耳机或蓝牙。有一年我带着武装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机去意大利,发现他们外国人的电话式样相当土鳖……还没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机就被偷了,只给我剩了个蓝牙耳机。
     
      手机信号的覆盖也越来越好,无论电梯还是地铁里都能看见有人在边说话边走柳。就是手机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个小村边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号。不过晚上我正打电话,信号突然终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买东西,抱怨了这事,售货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关了。”说完就去里屋,我手机信号立马满格了!  
     
      去年《见证》栏目做了一个系列《我们身边的三十个细节》,试图从民间影像记忆折射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策划阶段,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机。通讯改变生活,铺天盖地的移动电话让三十年前负责人工插转的的话务员早早转了岗,人和人的沟通变得如此便捷、紧密,这几十年里,好像还没有什么比这个领域的变化更明显吧?
     
     
    《新周刊》的稿子,勿转
    9/25/2009

    相濡以火锅

      天气刚一转凉,我就迫不及待地思念起火锅来。
     
      单位对面新开了一家小肥羊,号称旗舰店,菜价有点偏贵,但环境总算比其他的分店都好得多,而且,经过几次比较,我只要性价比最高的锡盟羔羊肉,这也是最便宜的一种:鲜嫩柔软,入水即熟,久煮不柴。无论服务员怎么威逼利诱其它款式的肉品,我也不为所动。奶白色的底汤,慢慢地看着半透明的鲜肉缓缓在锅里变成温和的食物……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我已经到这里吃了不下四次。
     
      不过这家小肥羊缺点也是明摆着的,遇到人多的时候,他们不提供大锅,每人分别用必须一只小火锅。店方的解释是,这样既干净卫生又时尚——并强调说这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外形非常老是吗?就算我相信前面说的有道理,那可不可以把分开的小锅锅底价格等同于一个大锅呢?显然,他们不干。
     
      从卫生的角度说,我不是中餐分餐制的坚定反对者。早年在南方山区拍片,当地瑶族最隆重的迎客礼仪,是主人站在家门口,双手端着一大碗红薯酒,碗里有一只小调羹,客人进门之前,都用这同一把工具,先从碗里舀出一勺酒,送到主人嘴边,由他吸溜一半,再端给自己一饮而尽。这个……这个……尽管那次我也喝了,但心下还是觉得,似这般肝胆相照的桥段,还是更适合小青年搞对象(也得是热恋吧)时使用。
     
      吃喝不能太近乎,但也不能太生分。餐饮界很长时间都在讨论分餐,似乎只有分餐才够卫生,才够档次,才够国际化。从个人经历而言,我吃的所有分餐制的中餐,无一例外都是装13的。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这部电影,故事发生在美食之都巴黎。在那里,利用午餐时间进行商务会谈和政治磋商是体面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六位巴黎上层人士,大使、主教之类的,相当中产——每当他们事儿事儿地坐在那里想开始搓大盘子的时候,总有噩梦一样的事情意外发生。影评都说布努埃尔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讽刺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虚伪,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更像是是对分餐制的揶揄——随便一点儿,你们早吃上了。
     
      就像火锅,草根特性决定了它的最佳就餐场景:锅子一只,白酒二两,三、四个小菜儿,五、六盘羊肉,七八个弟兄……话题往一起扯,筷子往一处伸。坐在一起都知根知底,又不是SARS爆发的时候,何必还要各找各锅呢?锅里翻江倒海,上空热气蒸腾。幸好火锅出现得晚,否则庄子说的“相濡以沫”弄不好都会有别的解释,甚至那句“相忘于江湖”都可能被忽略了。
     
        吃火锅适合朋友之间,吃四川麻辣火锅就更像交朋友:煮的愈久,口感愈醇厚,所有的锅底汤料非经过整一个时辰的充分交融,味道无法得以彻底彰显。尽管我经常给朋友推荐北京最火爆的火锅店——海底捞,因为它的汤底很清淡,容易上口,特别适合火锅入门,但我自己去的次数并不多。有朋友问原因,我解释说,海底捞是无渣火锅,汤里没有成型的作料,看上去很干净方便,但它就像一个讨人喜欢的自来熟交际花,貌似很容易接近,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交流,可敬而不可亲。
     
        而普通麻辣火锅就不同了,它更像一个内向的人,你需要时间,慢慢等他散发自己的魅力,而且时间愈久味道愈浓……你要是喜欢谁,不妨提前两小时找一家有底料的火锅店,早早开火,想象着郫县豆瓣和葱结姜片蒜瓣以及草果丁香花椒辣椒不断充分交融磨合,小火慢慢熬着,等那个人来吃……当然,“那个人”必须是一个喜欢吃的实在人,吃饭是你们的目的,这样你们才能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享受相濡以沫的人生。相反,如果吃饭只是手段,“那个人”更喜欢情调,我看最好还是去那种分餐制的地方,最好结账也是AA制,这样才匹配。
     
        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官场、商场、名利场的场面人,尽管面和心不合,为了利益也要欢天喜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偶尔夹菜,还要领取一双男筷子——也叫公筷——给对方伺候着,讲究!这时,聚餐已经不是摄食的一种程序,更是某种社交性的礼仪。在特有范儿的场所,吃着特有面儿的菜肴,彼此相敬如宾,心里却盘算着各自的心事……“既然不是仙嘛,难免有杂念”。李宗盛老师形容这类人吃饭的做派是:“刀叉放两旁,鲍鱼摆中间……”李老师的这首歌名叫《凡人歌》。如此吃饭,是够烦人的。
     
    《天下美食》专栏
    9/23/2009

    复兴路十一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我还记得是八月十号,我带着一叠手续,来到位于玉渊潭南岸的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报到。“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接待我的电视台行政科一位老师大声地欢迎我,“你叫陈晓……聊?”就这样,我成为了央视的一名员工。不久我领到了工作证,号码告诉我,当时电视台的全部员工不到两千人,每天播出不到四十个小时的三套节目。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忆那段时光,更多的是感念时光流逝,居然已经二十年了,自己也到了进退失据的中年!这期间,我经历了中国电视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也遇到了业务逐渐边缘化的尴尬。关于电视发展的总结性语言我还真不会说——也轮不到我说——只能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搜寻几个场景,纯属私人记忆,没有褒贬,算凑热闹吧。
     
      我上班的这个院子叫复兴路十一号,主体建筑是一栋23层的办公楼(也叫方楼),是电视台的办公区,旁边紧挨着制作区是一个环状建筑(也叫圆楼),圆楼的中央是个大天井,种着绿草。我的办公桌在十四层,属于总编室,负责处理地方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而我住的地方就在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上班只需要两分钟。
     
      这种格局注定了我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很多晚上都是在班上度过的。在十四楼那间办公室里,我看了一生中最多的国内国外纪录片,有时一看居然通宵。不看片的时候我也愿意值班或替别人值班,电视台总值班电话就在我隔壁,有好几台电视机播着不同的节目,按距离说,应该是最新鲜的节目吧。有一年除夕,电话自始至终响着,都是代表谁谁给全国人民拜年,我记录得手疼,但心里还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单位多么牛逼啊——十几年前,我不会用第三人称称呼央视,确实也感觉是和它一体的,甚至能隐隐感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因此加班、吃苦自然都是应该,到2002年之前,我甚至没有在家里过过团圆年,不是出差就是加班,而且心甘情愿,这和当时的工作氛围密不可分。
     
      单位里大家关系尤其是上下级关系很随便,记得我刚来时,跟领导打招呼,他很不高兴:“什么主任主任的,年纪轻轻一口官腔,大家都是同事,以后叫我老沈!”以此类推,台长就叫老王、老黄、老杨……官职只有到了开玩笑的时候才会被人叫出来。领导工作也很随意,很重要的片子几乎都是自己审查就做主播出了,奇怪的是,我在的那些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不像现在,稍微重要一点的节目审片的人能做两桌。
     
      当时领导说了,一切以编播为中心,我们这些做节目的地位就比较受人尊敬。领导又说了,要建成世界一流电视台,新闻、文艺(娱乐节目)、社教(专题片、纪录片)要三足鼎立,我们就会觉得“担子挺重”……我这一代接受的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于是就玩命地拍片子,做节目,一旦有了什么想法,总会有领导和同事帮助,慢慢地也就越来越懒散。比如,最不喜欢开会,尤其是行政事务方面的会议,但一个“在家写解说”的借口,你就可以拒绝参加。当然,我这个人天生开不了会,爱犯困,只有扛着摄像机或坐在编辑机前才能连轴转。尽管懒散,但客观效果还不错,做了一些节目,受到观众的欢迎,也给台里挣了脸。当时带我进电视台的师傅韩金度跟我说:“小伙子,就这么干,千万别去当什么官儿。”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但做电视还是个体力活,随着老卖年糕,有些活计开始力不从心。领导说:“你当个制片人吧,带带别人,顺便管一个栏目。”我想了想,答应了,于是才知道,当制片人主要的工作是开会,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时候,电视台圆楼中间的草坪早已改成了一号演播大厅,央视也开始以管理为中心的思路。一个摄制组也要引进ISO250管理规定,报个选题甚至要做ppt朗诵会……唉,我小学数学老师去世得早,遇到这些逻辑性特别强的事儿,还真有些犯难,更多的时候是感到有劲使不上。
     
      电视行业现在更像一个产业,而我曾经当做事业的纪录片,现在也只是我的职业,属于创作者的时代在渐渐远去。由于产业的发展,央视已经成为一个传媒巨头,人越来越多,我的办公室也离开了复兴路11号院,在几里地外安了家。偶尔回到那个曾经熟悉的院落,看着方楼底下新修的露天吸烟室(年初全台办公室禁烟),一堆人坐在那里,香烟袅袅上升,像浮云。
     
    约稿,平媒勿转。
     
    9/17/2009

    实用摄影教程第一课

      陈乐在学校报名参加了摄影兴趣小组,这让我很担忧。
     
      由于数码相机的普及,尤其是拍照手机的泛滥,本来就人才济济的摄影界,又多了电视剧编剧、杂志文字记者、IT人士、博客达人……城管、税务、交警乃至停车收费的。他们都配备了摄影器材,无数人投入到摄影创作中乐此不疲且都声称颇有心得,想混好了比中国足球冲出亚洲都难啊。再者,摄影这东西玩物丧志,败家。你看号称摄影双杰“山高人为峰”的王小山王小峰兄弟俩,为了不断添置和频繁更换摄影器材,一个买了一个十几平米的经济适用房一个索性不买房了,这都是教训啊。
     
      更重要的是,我看不出乐乐有业余时间,就他那个速度,每天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哪有时间拍照呢?这小子还经常偷奸耍滑,课堂上要抄写的家庭作业记事,经常因为犯懒不愿动笔,声称“记心里”,回家就忘干净了,只好再给同学打电话询问,凭空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下决心了,坚决不让他沾摄影的边儿。
     
      周末,当我回去看陈乐的时候,准备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却见他一身的户外打扮,脖子上挂着相机,两手抄在兜里:“作业全部完成,现在你可以带我去拍照了吧?”把我气得火冒三丈,立刻说:“有你这样的吗?……别说,儿子,你真有点像摄影家呢……”真贱啊!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开始教他相机的使用,这是第一次正经八板给他上课。
     
      儿子开始很感兴趣,真诚地表态说自己喜欢照相。就在这时,他的小伙伴玉珍妹妹来了,听到消息,他话都没说就把相机扔桌子上冲了出去……唉,我悲惨的第一课啊!
     
      玉珍的到来是乐乐这几天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首先,不用想的,是才艺表演。
     
      
     
      陈乐驾驶着滑板绕着妹妹转了十几个颇有难度的圈儿。
     
      
     
      真想给滑板上再镶一个马头,再接一段竹竿。
     
      
     
      直到玉珍滑累了,改成走路,陈乐还是没离开她身边。
     
      
     
      趁着他们休息的空当,我及时地提出了摄影课的事情:“你可以拿妹妹当模特儿啊?”陈乐夸奖我,这么好的主意,亏你想得出!
     
      但很快,乐乐就遇到了麻烦,玉珍是一个很羞涩的女孩,相当低调,对陈乐的拍摄拒不配合。更重要的是,玉珍的爸爸是位专业摄影师,小姑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简陋的器材(败家啊!),陈乐童鞋,你有很长的路要走哦。
     
      
     
      乐乐不管不顾拍了许多,基本都是闭眼的或转身的。
     
      
     
      好在陈乐的神经有够大条,转身又投入到花卉摄影创作上了。
     
      
     
      陈乐最后得出结论:“爸爸,花儿比人还是要容易拍一点啊。”
     
     
     
      PS1:珍珍走了,乐乐感叹说,他们全班的女生都没有妹妹漂亮。我心下一动——这个紧紧抱着我胳膊才能睡觉的小子,已经知道喜欢女孩子了?
      PS2:因为流感,昨天摄影小组没有按时活动,但乐乐在学校还是拍了一张照片回来,据他妈妈说,内容是黑板上老师让他们抄写的家庭作业记事!这个懒家伙还得意地说:“看看。学摄影就是有好处吧?”
    9/16/2009

    西部无日餐

      玉珍是我同事的女儿,一个漂亮的藏族姑娘,我儿子陈乐的好朋友。周末,玉珍和陈乐玩了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陈乐自告奋勇地推荐了几处附近的餐馆,玉珍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吃日餐。这下把乐乐给问住了,只好求助地望着我:“吉野家算日餐吗?要么,面爱面?”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别想了,这附近就没有像样的日餐。”
     
      确实如此,北京好吃、正宗的日本料理大都分布在东部,不用说“四叶寿司”,“慢走”这样几乎和日本别无二致的寿司店和居酒屋,江户川、松子之类的普通日料也不少,甚至还有“隐泉”这样的加州风格美式日餐……而在西部,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让我记忆深刻的日本料理。上次和朋友一起去道乐吃日式自助,150元一位,餐厅服务严重迟缓,弄得请客的主人几乎掀了桌子,客人也报复性地点了一批自己根本吃不完的贵菜(如起司大虾)……总之,一顿饭吃得非常不开心。
     
      其实从前,公主坟附近还是有挺不错的日餐的,梅地亚中心的二楼就有间“富士屋”:两个日本厨子带着中国的伙计,老板是一位日本遗孤的女儿,每次见面都会过来轻声地打招呼。这位老板非常喜欢我儿子,每次见到陈乐,或者给他一些糖果,或者把他领到开放式厨房前问他想吃什么。儿子是个土鳖,每次都会指着做卷寿司用的黄咸菜,厨子说着日语哈哈大笑,给他切一细条,让他一路嚼着回来。
     
      梅地亚中心建成后不久就有了这间日本餐厅,原因是该中心是央视和日本广播协会(NHK)合资的产物,一开始楼上有日方的管理机构和雇员。所以,在厨房外面的吧台上方,电视里永远播放的是NHK的卫星台。几个日本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看着电视里播出的相扑、红白歌会等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节目。他们喝着清酒,偶尔会轻声喊几句,攥着拳头在胸前使劲比划一下。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就餐环境,空气里弥漫着某种暧昧,恍惚身在异域。
     
      后来,办公室搬到了梅地亚写字楼,时不常会在这里吃一个鳗鱼饭当午餐,偶尔在这里招待客人时,一般我会点上几种鱼生,一个烤银杏,一碗纳豆外加什锦天妇罗或是鸡素烧。去得多了,就和店员们熟悉起来,点菜前,总有个穿着和服的湖北姑娘过来告诉我:加吉或是黄狮是今天早上刚刚送来的……因为是熟客,她很少向我推荐三文鱼这样的大路货。记得蔡澜在《日本谈吃》里专门写过,日本人叫三文鱼为鲑Shake,多是用盐醃过,煎来吃。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只有在假东洋店里,本地大师傅头上绑着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
     
      去年梅地亚装修,把所有承包出去的餐厅都收归店方统一经营,富士屋也不得不离开,这期间老板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欢迎我去她苏州桥的分店,我当时还唏嘘感叹了一番,但很快因为太忙就把这事儿忘了。
     
      今年初,因为工作应酬,又去了一次梅地亚,富士屋的原址上开的还是日餐,连装潢格局都没有改变,但菜已经今非昔比。生鱼的侧面颜色已经发暗,显然不够新鲜,寿司的米粒也格外松散……坐在那里,我一面感叹“去年今日此门中……”,一面决心去一趟苏州桥那家富士屋正本清源一下。可知情的人告诉我,苏州桥那家已经倒闭,要去就只能去学院路的分店。据说这家走的是大众路线,可能还是客源的问题吧,价格已经降了些许。日本餐馆关键吃的是材料和新鲜,容不得偷工减料,不知那位女老板现在经营的如何。
     
      两周前去日本开会,作为一个日餐迷,我十分享受,日本料理的精致和美味让我流连忘返。回到北京,几次想在周围寻找一下记忆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像这次玉珍提出来吃日餐的要求,我穷尽自己的大脑和手机的餐饮储存,最后选择了金融街的福神东京料理。这是一家拉面馆子,店门就贴着自制手工拉面的字样。面条雪白剔透,爽滑弹牙,汤头是乳白的猪骨汤,回味绵长。另外他们的飞鱼子西兰花和小土豆之类的小菜做得也精致可口。
     
      陈乐同学吃得满头是汗,一边嚼着面碗里肥厚多汁的叉烧,一边不放心地问玉珍:“嗨,你说咱们这吃的是日餐吗?”
     
    《Timeout 北京》专栏
    9/10/2009

    墙外推特墙内佳人笑

      几个月前,玩饭否有点上瘾,就有人笑话我土鳖,说“干吗不去推特呢?有品位的人都玩推特。”再后来饭否呼吸微弱,又有高品位的人让我在推特上注册一个用户以备不测,高人给我打比方,说推特相当于牛博国际,是境外网站,由于没有引渡条约,咱们现在还不能跨国追捕,因此不会像饭否那样轰然倒下。我无言,但心里想:要是会翻墙,我XX早去了,切,还用你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傻人有傻福。前天,罗永浩老师在msn上向我介绍了一个网站,推特中文圈,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推特吗?还是中文的呢!为了让我能玩好,该老师还亲自运用轻功,跃至墙外,帮我注册,遗憾的是我常用的hizi以及我的名字已经被注册过了,因此我就变成了小清晨,xiaoqingchen。过去在饭否里的哥儿们,如果也有退特,看到消息后可以上来打个招呼。
    9/7/2009

    开学

      好几天没有更新。原因嘛,“每年八月底开始,都会有一段情绪低落……”这是小时候快开学时周期性反应,至今还有阴影。
     
      
     
      是的,陈乐开学了。要告别摩尔庄园、龙珠、敢达三国传……为了安慰他的小心灵,上周一口气给他买了两只三国人物——周瑜和赵云,更重要的是让他在万通的玩具店流连了半个小时,把他给馋的呀……
     
      
     
      日本人闹的这玩意儿十分弱智,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吸引小孩儿,乐乐现在最大的理想是凑齐赤壁之战的所有人物,我估计他心里的三国肯定和吴宇森老师的有一拼。看看,这明明长了一个机器战警糟心样子,怎么可能舌战群儒呢?
     
         
     
      开学一个礼拜,陈乐同学情绪基本稳定。这几天,比他高一个年级的小朋友都去翻纸板组字了。我同事的宝贝女儿就在其中,经常要熬夜走路训练。“我们就负责站在原地组字,最后再向天安门方向跑。注意,这是小朋友们涌向天安门,你要说叫冲向天安门就错了。”同事的女儿认真地解释着。
     
      周末有演练,车倍儿堵,打开收音机,FM876,正遇上一个嗲腻嗲腻的女声:“每天晚上九点,快乐的XX都会陪您,乐~~~呵一小时……”哎呀,这这这,弄得我心里那叫一个文化人说的纠结的那种感觉,宪法没改吧?不是取缔了六十年了吗?我怎么隐约看见了前门楼子西河沿儿了呢?
     
      前一阵子,不厚道的老六和厚道的老罗分别在博客里表达了对时下广播节目的心寒,他们说的我完全赞同。我其实真希望将来闲下来能做一档广播节目,当然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有次饭局,柴静说起自己的理想,说十分想安安静静做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我立即冲口自荐:“那你想过选谁做你的搭档吗?”小柴两眼看天,犹豫都没犹豫:“当然是老罗和老六……”好,受伤的我在心底,相当天蝎地把她咒了个底儿掉。
     
      作为广播的表同行,我家里没有电视,却有一台收音机,开车的时候也经常听广播节目。说实话还是有几档节目很好听,除了老六说的就听好歌不说话,我还喜欢FM974的古典也流行和FM915的摩天轮,不过,要说最喜欢的还是小飞喻舟的飞鱼秀,开始的“每年八月底开始,都会有一段情绪低落……”就是今天早上小飞的话题,不管多堵车,有他们的声音在旁边我根本来不及抱怨北京倒霉的交通,小飞喻舟等着吧,过几天胡总就给你们发和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