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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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2008 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爷爷终于和奶奶相聚了。地点在符离集王牌坊村后面大黄山的山坡上，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八号早晨，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八。
爷爷是一天前被火车撞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十里铺的铁路道口旁，在认可了铁路相关部门的赔偿协议之后，一部分人把爷爷的遗体运回梅庵村。我爹从灵璧县城搭熟人的摩托车赶到现场，据他说，刚到不久，他就和我的一个叔叔急忙前往符离集镇，买了一身新衣服，而我另一个叔叔则去买了棺材。
入夜，一大家人聚在濉河边爷爷的草棚前。爷爷躺在他的床上，四周是低泣的大人孩子，只有小四眼，那只一直陪伴爷爷的小狮子狗，安静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不久，寿衣和棺材先后来到了，铁路部门的人把赔偿金留下后也先行离去，这一百多元钱足够爷爷办后事的了。二姑陈英看到钱，突然悲从中来：“大（父亲）啊，你一辈子没花过儿女的钱，一辈子没有享过儿女的福，连死了你都把钱准备出来了啊……”说完号啕失声，众人也痛哭一片。
大伯陈钧止住大家的哭声，几位长辈开始商量后事。因为按规定，爷爷这种四类分子要强制火葬，而爷爷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千万别烧我，一定要把我埋在王牌坊。”王牌坊是我大伯母的娘家，一九六四年我奶奶过世后就葬在了那里。由于走得突然，爷爷没有留下遗言，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尊重老人的意见，尽快将他土葬，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众人一面迅速将爷爷穿衣入殓，一面捎信到王牌坊，请人开启奶奶的墓穴。一家人抬起棺木，在漆黑的夜色中出门匆匆上路。
抬棺的是四个儿子，长孙陈永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大声喊到：“俺老，过桥了。”“俺老，上大路了。”“俺老，过铁道了。”“俺老，上山了。”据说这样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记得来路。两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王牌坊，爷爷和奶奶终于葬在了一起。下葬完毕，据父亲回忆说，天才刚蒙蒙亮。
以上的这些段落是根据我的多位亲戚的共同回忆完成的。爷爷去世我并没有在场，那年我十岁，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在五十公里以外兀自度过自己的寒假。第一次到爷爷坟前，已经是六年多之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墓前，算是打个招呼，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看到长辈们日渐苍老，我开始有了探寻这个家族往事的欲望。每次听到长辈们回忆当年，我会同时揿开自己的记忆按钮，努力寻找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断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着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自然，这是我半年前读张大春先生《聆听父亲》后得出的结论。就好像我们不断从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体验中走来，转头又进入似曾相识的怪圈中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东西称作传统或者叫文化传承。然而，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开始接受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自己的发蒙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从记事起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按顺序要爱领袖、爱政党、爱制度、爱政府，偶尔也会提及爱国家、爱民族，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老师，告诉我要爱自己的亲人或者家人，普通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忽略的。我爷爷和我们生活时间很少，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家的三个孩子甚至没有带孝，而就在此前不久，我们还为逝世的国家总理佩戴过黑纱。关于爷爷去世，我能记起的情景只有模模糊糊的一段：父亲从符离集回来，我妈妈问了问葬礼的情况，父亲似乎解释了几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父母的叹息声中睡去……爷爷去世，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唯一的不同是，那年春节，父亲没有给我买鞭炮。
但是，爷爷的影子又会经常出现在我父辈和兄长的举手投足之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比照我对爷爷的了解，而得出哪些是这个家族的遗传，哪些又是变异，在这种辨析中，我能感到自己渐渐融进了这个大家庭。亲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一生太苦了，他没享过一天福。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一点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的伯伯、姑姑们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起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我父亲已经有了单位的公房，也还几次试图买块地盖个房子，这可能就是对我祖父窘迫一生的反动吧。 几年前，父母回老家，说是要多花点钱，把爷爷奶奶的坟修葺得稍微像样一些，从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我原不赞同这种做法，再说以前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下了这么多儿孙的名字，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又得到过什么呢？但父母主意已定，我自然不敢违拗。后来，每年一次清明时节的返乡，碧绿的冬小麦和灿黄的油菜编织着浓浓的田园图景中，上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家族每年一次的相聚。而且，对于我一个没有祖屋和祠堂的人，王牌坊的那片坟冢慢慢变成了我很多时候的寄托。
从去年起，我开始尝试写关于我爷爷的文章，我十分卖力地追述一个和我生命并无密切关联的老人，最初的动机源于我三十五岁之后如沉渣泛起的虚无感。未来无法把握，则寄托在记忆中求解，而每每梳理清来路的脉络，又不得不陷入对命运的慨叹。人生大抵如此，我想爷爷也不应该例外。今年，王牌坊坟前的小树已经长高，满野的油菜花香之中，我继续聆听。长辈的述说，又把我带回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晨。
父亲记得，爷爷下葬后，他说了句“入土为安”，磕了三个头，便跟着大家下山，到符离集吃了点东西之后又向梅庵赶。到了梅庵爷爷的住地，小叔叔陈民回忆说，“正看见有村民正在挪院子里的水缸，他们的意思是反正人也死了，留着水缸也没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爷爷在当地地位的卑微。大家把爷爷不多的几件东西简单分了之后，就准备各自返回，堂兄陈永亚记得“没有了主人的小四眼看见俺们要走，一下从屋子里窜出来，寸步不离地跟在三叔的自行车后面，怎么都甩不掉。”走了好几里地之后，“小四眼叫声都是哑的了，三叔只好把它抱上自行车，带回了芦岭（我大伯家）。”三叔陈锋说，“那条狗知道我们是一家子的。”
就这样，祖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关于他的文字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想提一下那条小狮子狗，半年后，我和妹妹去芦岭煤矿大伯家过暑假时见到过它（不好意思的是，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它曾经是爷爷的“身边工作人员”）。我还能记得，那只狗眉毛上有两个白点，看上去像有四只眼睛，它见到我和小妹不会狂吠，而是静静地流眼泪……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一遍一遍走到他的面前，不断让他的眼泪流出来，甚至欢天喜地地邀请了邻院的小朋友过来参观……
而今年清明，当知道了它离奇的身世之后，我突然像明白了些什么，进而又有些绝望：在那个年代，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在“通人性”的方面，似乎还真不如一条狗。 9/8/2008 无人值守道口 故乡地理（33） 四十岁那年，爷爷陈凤起曾经对全家说，从今往后，不管穷还是富，我们一家都再不分开……但最终，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一九六七年秋天，当他穿过铁路去往梅庵的时候，已然孤身一人。
这时候，爷爷五十八岁，他是骑着自己组装的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符离集的。爷爷先向南，沿宿符公路到了北十里铺，然后转而向东，穿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这就是他们常说的“道东”了。梅庵大队，就在津浦铁路的东侧，那是爷爷此行的目的地，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而这个无人值守的道口，既是爷爷生命中最后十年多舛的起点，也是终点。
今年清明我来到这里，能看见原来道口的路基还在，只是为了配合京沪线提速，在道口南侧修建了一个公路涵洞，供汽车通行。只见几辆农用车深深扎进桥洞，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从铁路那边抬起头来，向远方驶去。
关于爷爷最后十年的生活，我已经在《梅庵》中做了部分记述。到一九七五年底，爷爷的生活环境和几年前相比有了些许改善，比如他的身份标志－－那个白袖箍－－已经不需要时刻戴在身上。他还是住在睢河边护林员的小房子里。据亲人们回忆，爷爷住着两间向南的草房，屋里有一张床，一只土箱子，一个长条桌，一个饭桌和两个高低不同的凳子，这几件家什是会木工活的爷爷自己打制的，至今那个饭桌和小凳，还在宿县我兰英姑姑家堆放着。门外，爷爷搭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一个灶台和一个水缸。如果再加上那辆自行车，这就是爷爷所有的家当了。
这一年年初，我曾祖父过世的消息传来。尽管爷爷是养子，尽管天气恶劣，他还是冒着大雪，骑行三百里路赶到涡阳，给他的养父送葬。还是那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那是奶奶离世后爷爷最忠实的伴侣。除了自行车，爷爷还养了一条小黑狗，那是一条不大的狮子狗，据说在梅庵从不离开爷爷左右。我后来在大伯家见过它，眉毛上方有两个白点儿，我们都叫它“小四眼”。
此时，我大伯在宿县芦岭公社供销社做了会计，我爹正在灵璧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垒梯田。我的三个姑姑都已出嫁，分别在宿县县城、符离集镇和淮北张庄煤矿。我三叔陈峰在灵璧的一个林场做临时工，我最小的叔叔也已经高中毕业，下放在固镇县新马桥农场。就是说，爷爷的七个子女都已成年，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唯有爷爷一个人住在睢河岸边，身边只剩下小四眼为伴。
尽管文革正接近尾声，但因为特有的政治气候，本来最应该在面前尽孝的我大伯和我爹无法给爷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倒是三个女儿不时过来梅庵看望，给他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她们的家也是爷爷最愿意去的地方。
二姑陈英家就住在符离集汽车站里面，那儿是爷爷最常去的。姑姑的大儿子大生，和我爷爷见面次数最多。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多么困顿，我爷爷总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大生印象最深的是“外爷总带我洗澡，农村没有法洗，他总是骑车十几里地到符离的澡堂子洗，每次都带上我。”大生认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爱干净的老人。今天看来，尽管在梅庵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爷爷解放前夕养成的泡澡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
浴室水雾氤氲，爷爷沉浸在热水之中……我经常猜想，对于他，那一刻真的是莫大的享受吗？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什么力量让他十天半个月就到镇上泡这么一次澡？因为当时洗一次澡要五分钱，而爷爷是个几近赤贫的老人，从不添置衣服，平时抽烟都只能抽最便宜的“丰收牌”，而且要分三次抽完。每年他只能从生产队分到不多的口粮，是没有任何现金的。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照例，爷爷还要一个人在乡下过除夕。元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离春节还有三天。那天上午，爷爷把小四眼锁在屋里，准备骑车出门，他打算置办点年货。所谓年货，不外乎以下内容：豆油、肉、香烟、酒、春联、鞭炮，但这对爷爷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没有钱，他必须先去孩子那里想办法。
按照姑姑的说法，爷爷原本想去县城东南三十公里处的芦岭，那是我大伯家，但半道上他又改了主意，返回了宿县。到兰英姑姑家时，全家刚吃罢午饭，只剩了一个菜，萝卜烧粉条。姑姑一边热菜一边埋怨爷爷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爷爷笑笑说：“我……这不是也没啥事，只是随便出来溜溜……”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人，爷爷并没有说自己缺钱的事。
一直在兰英姑姑家呆了一个小时，爷爷东拉西扯，就是没提钱的事。离开的时候，姑姑送他出门。在马路边，爷爷磨磨叽叽地说“想去澡堂子”，希望能给姑姑一点“提示”。姑姑完全没有理会，“我这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十块钱，”爷爷立刻显得兴奋无比，但无奈姑姑大喘气非常严重：“可是呢，我不想现在给你，怕你乱花（爷爷确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初一我去梅庵子拜年，一定给你带去。”爷爷十分镇定，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没在宿县洗成澡。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有点生气。那时候洗澡五分钱一次，要过春节了，我六十七岁的爷爷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毕竟他有七个孩子啊！我姑姑后来也很懊悔，她说如果当时给了爷爷钱，或许傍晚爷爷就不会出事了。
不过，现在几乎可以确认，爷爷后来还是置办了年货的。今年在梅庵走访，好几个人都回忆说，那天在符离集街上见到了爷爷的身影，有人说见他“洗了澡出来，还打了招呼”，有人看见他“打了酒，还说刚从闺女家回来”，有人说他“从商店出来，散的是‘东海’烟”，有人还“在卖‘对子’（对联）的地方和他拉（聊天）了一会儿”……总之，爷爷貌似很张扬地买了年货，至于从谁那里借的钱已经无从查证。
爷爷是傍晚出的事。
回梅庵快到铁路道口时，爷爷又遇到了一个熟人，于是又下车聊天－－他总是这样，见到熟人就没完没了地拉呱－－直到那人已经不耐烦了，说“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爷爷才骑上车，准备上坡越过那个无人看守的道口。或许是站的时间太长，爷爷上车有些踉跄。这时有一辆货车由南向北驶来，爷爷盘算了一下，货车应该他到坡顶时将将过去，他努力地想借着惯性越过复线的道口，所以并没有减速，然而，巨大的长龙在眼前消失殆尽的同时，远端那条铁道上，突然有一辆火车头从北边过来……爷爷完全反应不及了，火车头巨大的吸力把刚刚越上铁路的爷爷扇到了路基的沟里。据目击者说，爷爷当时还试图爬起来，但很快就仰面躺下了。
爷爷死于颅内出血，全身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痕，表情平静，他洗了澡的。 9/3/2008 喝吧，以六零后的名义 老男人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不可考，记忆里我是从○五年底开始参加的。
北京空气污浊的夜晚，东四附近的一间路边小店笼罩在妙曼的木桨子香味中，十来个中年男围着一个火锅，锅里沸腾着贵州酸汤蹄花。腾腾的雾气里，四周密匝匝拢过来凸着静脉血管的人手，不时去撩拨一下肥白的猪蹄子－－好大的反差！这就是所谓老男人局的所在了。
杯子里分别是二锅头和普通燕京，这是在北京能买到的最廉价的酒精饮品，凉菜碟里是拍黄瓜和花生米，总价值十元人民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谈论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这样宏大而沉重的主题，尤其是当话题涉及文化艺术或新闻出版，大家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大很多倍，有时甚至会发生严重的争执。辩论的双方互不相让，各自举出辅佐自己观点的例证，口若悬河。要是有速记公司当场记录下来，几乎就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将其中的酒话删除……则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没说什么，咳咳。
如果争论进一步升级，或者已经有一方意欲起立表达观点。这时座中会有一位坛子脸站起来，歪着脑袋闭着眼睛面向天花板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看来，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这是他小组讨论永远的开场白，“我认为你们的争论一点都不重要，都是浮云，都是垃圾……”如果你想继续说话，他则会突然睁开双眼，断喝道：“shut 你的up！”
一言六鼎的这位叫老六，京城知名交际花，也是老男人局的终身局长。平均每个月，据我不完全统计，老六都要组织这样的老男人局六次以上，可见他魅力之强。现在这个地球运转加速的时代，每个人忙得戴不住帽子，能安下心来攒饭局确实是个技术活。因为老男人饭局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一”才可以成立：找一个由头，张罗一堆人，选一个馆子，还得凑大家都能出席的时间……煞是不易。就是说，发起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但张罗的事只有老六办得到，没他就不可能有老男人饭局。
比方，罗永浩想请大家坐坐，但苦于最近办学校太忙，老六便替他群发“出师表”：“老罗创业未半，而中道想请大家吃饭，今天下午六点，益阳驻京办……”于是，十多人呼啸而来，带着空洞迷茫的胃和欲盖弥彰的酒量，齐整整桌前坐下。但此时，却无动筷箸者，因为主持人老六还没有说话。
在每顿酒之前，老六的规定动作是绍介各位，尽管时间长了大家已然相熟，但不知为何这个仪式至今还雷打不动地保留着。老六业余时间是位不错的主持人，他能凭借强大的记忆功能，准确地背诵在座某位诗人最经典的句子或说出在座某位导演最得意的桥段，即便你没有能唤起大家共同记忆的作品，老六也能敏锐地发掘出你人格方面闪亮的内容。一度，我甚至怀疑这种饭前的书帽，疑似各位自我陶醉的借口，后来老罗说出的原因我觉得也满有道理：老六齿缺，一干人都喜欢欣赏他咬字时关不住门的美艳瞬间。
介绍已毕，老六翘起兰花指，高喊一声：“come你们的on！”大家便开始推杯换盏，闷头吃喝。老男人局的核心成员，也叫常委，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的，就四五位，但它的外围成员则在二十人以上，因此根据聚会地点的变化，人员会有一些出入，但聚会形式却从未有过变化，就是喝酒。偶尔有初来乍到第一次参加的菜鸟，往往会被这些人以灌醉自己为责任的浩荡酒风所震慑，几乎忘记了进食。
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参加这种“局办公会议”的基本以男人为主，更蹊跷的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六十年代生人，而老六是其中年龄最小者，可以撒娇的那种，这让他如鱼得水。这一代人，没有七○后的反叛、八○后的没谱、九○后的猜不透。他们更像是被遗忘的一群，聚在一起，只有酒才能沟通彼此，才能让他们感到依靠。一位六○后的编剧甚至建议大家，等真的老了（现在还不老？），还是这些人，聚在一起相互掐死，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尽管老无所依，尽管no country for old man，但小酒馆还是有的。
老男人局最常见的情形是在子夜时分，没谁有告辞的意向，席间已有不胜酒力者闭目肃坐，另有人开始扶樽低唱……冷酒伤肝，积郁伤肺，老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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