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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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2006 一些照片和说明 明天要去外地，不知道那边网络的情况，所以现在临走之前贴一些照片。这些图便是我在老家拍的，谈不上好，但也可以看出当地的风情，贴出来为了和大家分享。
最近space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不时有朋友反映照片打不开，所以今天我把照片贴在了我在牛博的博客上，如果您有兴趣看大图可以到这里去看看。地址是http://www.bullog.cn/blogs/hizi/Default.aspx
长假的几天里，由于我的手电MSN更新有问题（如有高手欢迎指点），那几天有帖子的话，也会在牛博网更新。对给您造成的心理不便以及生理不适，在下表示歉意。 9/29/2006 回来的第一顿酒 回来的第二天，老六叫了一堆朋友给我接风，是以“援非英模报告会”的名义，这让俺有点受宠若惊。饭局设在马连良故居，酸汤鱼，约好的六点半，结果只有我和王军、柴静、范明四人准时到了。除了我人缘特差的原因，每个人几乎都有迟到的理由。
我回非洲不过十天时间，北京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从同志们迟到的原因上能看出一二。
随后到来的是饭局局长老六、副局长老颓。老六的《读库0604》已经在各城市的书店书屋书城上架，新华书店也能买到，基本位于机械制图或连环画或当代散文柜台。这期《读库》我最喜欢的是老颓那篇《老楼的老人》随意的行文中能看出扎实的笔力，不着意臧否人物却意蕴深远，尤其最后一部分写其父杨犁，字字力透纸背，让我忍不住又读了第二遍。说实话以前就知道老颓是一编书的，没想到他自己也能写，而且写得这么好。颓老的形象便如人力车夫般在我眼前一点点高大起来。
老颓的同学王小山进来时照例抱了一大摞《体育画报》，小山因其出色的录音机使用技术成为这家美国刊物的首席记者，并以出色的打字键盘使用技术赢得了开专栏的荣誉。但遗憾的是，这期取消了“王小山专栏”，这让我们忿忿不平，我至今保存着这本杂志的第一本试刊，因为那上面不仅有他的专栏，还配发了一张王小山目光极为淫荡的照片。后经多方了解得知，正是由于这张照片，导致杂志社日夜接到女性问询电话，编辑部不胜其扰忍痛停了小山的专栏。现在专栏和照片换成了张晓舟，电话少了，毕竟，五十岁以上的女同志看体育杂志的，不多。
和小山一同到达的是罗永浩。老罗还在为他的牛博网操心，牛博网编辑部一共就他一个人，他迟到是因为刚才这个编辑部“全体加班”。牛博网开办以来，主要矛盾还是日益扩大的网友需求和服务器智商偏低的矛盾。因此老罗每天的工作是换服务器，为了应付，在密密的树林里，在高高的山岗上，你都能看到罗胖子高举服务器的身影。问原因，他会特别平易近人地跟你解释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王三表姗姗来迟。几天前，《小强历险记》之后的第二个网络电影剧本完成，三表是这个戏的编剧，同时他还强行兼任（简称强兼）了该片导演。我有幸看了文学本，整部电影只有一个男主角，其他的都是女演员，女主角竟达五个，显然这受到了奥运会吉祥物的启发。这些天美术馆五四大街一带经常出没一个脖系五四围巾的眼睛男，这就是三表导演，他出神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女青年，然后拿出裁剪纸样似的剧本反复丈量，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一裁缝捏！
三表短信说找不到地方，我到外面接他时却发现他就站在门口。原来马路上有个看似靠谱的女青年，正张着嘴让三表看是几岁的牙口。等三表到达饭桌的时候，双手布满了牙印儿。
全勇先几乎是在我吃饱之后来的。自从非非姑娘回家之后，泪如全勇先同学的非职业司机生涯就结束了，这让他倍感无聊，因此他现在时不常拉点儿黑活儿，每次北京市内的饭局，他都要从通县住的地方拉满几个客人方才出发。今天他还插空儿拉了个机场……
可以想像，这是一个艰难的饭局，等他们陆续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喝得不着四六了。本来特想见到的小卓姑娘，我走之前她就一直落枕，但小卓身残志坚，坚持写作，在病床上完成了她的新作，书名叫《把一切献给党》，所以现在我们都称小卓姑娘为“中国的宝贝柯察金”。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变化大呀！我从非洲回来，机场趴活的司机大哥就告诉我们泰国政变了，上海市市委领导班子也出了问题，靠，北京人政治素质就是高。到了办公室又了解到，纪录片组织又开了表彰会，《第一线》肖博士格外倚重的美女丽丽也是我格外喜欢的编导，在此次会上，她蝉联了纪录片大奖。少啰嗦，赶快致电祝贺，电文的结尾是这样的：自此，中国纪录片庄严地进入了“丽时代”！更让人感动的是，丽丽姑娘还答应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给我们栏目的编导讲讲课，看来鄙栏目的业务水平近期有望提升，前景美好。
唯一不适应的是，回来几天了，天天泡在酒里，每天回家时都是迷迷瞪瞪的。从这一点上说还是非洲老家好，没人灌酒。 9/28/2006 肯尼亚“干部” Gambo!在斯瓦希里语里是“你好”的意思，也是我们在肯尼亚听到次数最多的话，后来我们也“干部”、“干部”地和当地人打招呼。
在肯尼亚见到的所有人都非常谦和友好，以至于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社会治安不好，夜里不可以在街上遛达我们都将信将疑。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肯尼亚境内的五天时间，车来车往，路况时好时坏，但开车的都相互谦让，我们没有见到一起交通事故，路边也绝没有事故车辆。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肯尼亚的南部自古是他们的少数民族马赛人的居住地，在去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的途中，我们有幸被邀请到了马赛人的村庄做客。马赛人的村庄是由十几间低矮的草房围成的一个圆圈，房间的墙壁是用牛粪砌成，屋里的外侧是牛羊圈，内侧是厨房和人住的地方。
进村时，十几个孩子排成一排，用稚嫩的嗓音为我们歌唱，他们的幼儿园时代就将在游人的参观和自己的歌唱中度过，然后去山那边读小学。孩子的歌声非常纯美，遗憾的是我没能把它们录下来，否则我现在的手机铃声肯定就是快乐的歌声了。 村庄外是马赛人自己手工艺品的小摊儿，东西有些粗糙，我花了十美元买了一条彩色的链子，被同行的耻笑半天。他们说这东西在北京有的是，不过几块钱人民币罢了。 9/26/2006 左眼跳右眼跳 “左眼跳灾，右眼跳财”还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是我从记事以来一直没闹清楚的一个问题。
到肯尼亚第一天住进宾馆，却发现标准间里两张床暧昧地挨着，晚上我不仅听到了康恺同学的呼噜，还感受到了他的呼吸，这情景对背没有断的我来说的确有些尴尬。第二天一早，六点半我就起来洗漱，准备到楼下网吧查一查信，此时我的右眼皮突突地跳个不停，一如少女的心。右眼跳，发财？我一路低着头走，直到商务中心，确认没有捡到钱包。
打开邮箱，有土摩托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离开肯尼亚去坦桑爬乞力马扎罗了。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本来约好了在肯尼亚见面，在北京就约好的，我们还特地在去马赛马拉的长途车上给他留了一个座位。看来他乡遇故知是没戏了，这或许是右眼跳的原因。
这天上午有个活动要去拍摄。中国一家医药公司在内罗毕大学设立了奖学金，资助当地医学专业的优秀学生。挺给中国人长面子的一件事儿，肯国的官员以及我们的使馆领导都要去，我因为眼睛跳得厉害，便躲在会场楼下做眼睛保健操。正做着，对面过来一个中国人，看着眼熟，哦，天哪！原来是我高中同桌薛冰。我没头没脑地问，“你来这儿干嘛？”他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进了会场我才明白，他是我们今天到这儿最大的官儿－－驻肯尼亚使馆政务参赞。一时羞愧，右眼跳得更厉害了。
薛冰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毕业后他选择了英语专业，后来分配到了外交部，再后来就不停地被派驻各个使馆，偶尔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约上。现在，他全家都在肯尼亚，老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我已经决定明年暑假带儿子到他家常住。活动结束，老同学又一起吃了午饭，还共同给我们当年的英语老师写了明信片。我们那位老师爱好集邮，几乎每到一地，我都会给他寄上实寄封。他也一直说，薛冰和我是他教书生涯中最得意的两个门生，只是没想到薛同学进步得这么快，而我现在的英语已经和邮票一起都寄还给老师了。
感觉奇怪的是，我和薛冰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这一次完完全全是不期而遇，没有任何征兆。莫非右眼跳是意味着这次惊喜的相逢？问了同事，他们说，很可能，倒霉的眼皮跳其实也分男左女右。
下午没事，我们决定去著名的温莎城堡和卡伦故居。右眼一直跳着，不得已，我往里面夹了一张名片。跳到卡伦故居，不由得睁开双眼，所有的一切“削起来都印司哈”！《走出非洲》是我年轻时代无比喜爱的一部电影，也正因为这部电影我知道了卡伦故居，如今我穿着“return to Africa”的T恤来真的到了这里。
肯尼亚号称非洲的巴黎，是一个温馨浪漫的所在，大英帝国在进行所谓殖民掠夺的同时，把他们的文化深深根植在了这里。就像卡伦故居，保持得依然是那样完好，让人思绪万千：茂密的热带雨林中间开出了一片碧绿的草坪，草坪中央是金合欢树掩映着的红砖的小屋。说实话，我们这样的粗人来这里都有些暴殄天物的意思，准确地说，这儿更适合田小琴同学那样的小资到访，她可以坐在宽阔的草坪上，旁边是高大的仙人掌，在夕阳的余辉中，她合上那本《瓦尔登湖》（当然是英文版的），闭目朝天，啊，内心是多么细密和丰富……
这又是一次重逢。同行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熟悉的景物所感染，汝盛同学的手机适时地开始播放《走出非洲》的主题音乐……俩字：激动！尽管眼皮跳得想拿衣服撑子撑住，我还是忙不迭地伸手往摄影包里掏镜头，刚买的，佳能EF16-35红圈镜头。这时，右眼剧烈地跳动，手也跟着抖了起来，宝贝镜头莫名其妙的从手滑落，我在空中又抓了一下，更加速了它逃脱……“咔嚓”一声，镜头落在石板小径上。
完了，我俩月的工资啊！从镜头盖里面细碎的声音里，我听出了这次肯尼亚之行成本大大增加了。紧接着，抢救，手被UV镜碎片划破，大家都非常关切地围上来嘘寒问暖，包扎伤口。
此时我忽然感觉到了什么。哎，眼皮……不跳了。
9/25/2006 杜瓦拉1日游
办公室里，女白领要男同事写一个既短小又有内涵的黄段子，男士沉思片刻写了六个字“我是I你是you”。如果你理解成“I love you!”之类的掏心窝子话当然也很妥贴，但这个段子有一个更阴险的答案：1日游！ 由于马拉博航班基本不靠谱，我们选择了上午的飞机经由喀麦隆前往肯尼亚。没想到的是这班飞机非常准时，中午时分就到达了喀麦隆的海滨城市杜瓦拉，而下一班去内罗毕的飞机是夜里十二点的！这中间的十二个小时，莫非我们六个人只能坐在狭窄昏暗的移民警署露出弹簧的沙发上？不行，我们选择了每人二十美元的二十四小时签证逃出机场，计划在这个喀麦隆的废都进行“1日游”。 驻杜瓦拉领事馆所有的电话都没人接，还好，使馆经商处的驻杜机构领导，一位热心肠的北京大姐接待了我们。大姐姓马，快人快语，几分钟就安排好了我们的行程。不一会儿，一位叫阿德的温州小伙子便驱车前来，把我们接到了他家的饭馆。 阿德的家位于中国人聚居的商业区，楼上住家，楼下便是饭馆，一进门，阿德的爸爸便号称没有不会做的菜，好大口气。进厨房一看，菜比马拉博丰富多了，配菜师傅还是位黑人，但刀功绝对比刘仪伟强百倍，看他玩了一会红案白案，一行人放心地回到了包间里等待饲养。 菜上来了，我们却大失所望。所有的菜一个味儿不说，而且巨咸无比！不禁想到阿城在《常识与通识》里说的，每当你抱怨温州人做菜的咸淡不合适，厨子总会一脸歉意：“对不起，忘记放盐了哈。”席间老杨吃得撮火，起身直奔厨房，作为重庆人的他看不得这么糟践东西。不一会儿，一道炝莲白便端了上来。显然也不地道，卷心菜被那位非洲庖丁料理得比猫咪胡子粗不了许多！众人次第下箸，面色诡异，尽管老杨表白没太放盐，但菜的确咸得发苦了。 原来，这地方TMD靠海。 和很多西非国家一样，喀麦隆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赤几是个例外），人类学纪录片的许多开山之作都来自于非洲的西海岸，这也是我很想领略这里的风土人情的缘由。饭后，对喀麦隆文化一无所知的阿德开车先把我们带到了杜瓦拉的CBD戴高乐大街上，但当我们要求去广场或社区中走走的时候，他表示意外：“那里有什么看的？”落日之前，我们在这个安详的城市中游走，杜瓦拉的建筑法国色彩非常浓厚，当然，还有很多的铜像和纪念碑也都与法国相关。人群懒懒地晒着太阳，我喜欢这个城市。夜里，登上飞机我依然意犹未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到这个美丽的国家来，毕竟一天的时间太短，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比如喀麦隆火山，比如林贝海滩，还有它的首都雅温得…… 去内罗毕的飞机即将起飞时，舷窗外大雨滂沱雷鸣电闪。正当我们以为又要误机，飞机呼啸着在闪电中飞向高空……这是我经历的最恐怖的一次起飞，但看看旁边的非洲朋友安然地打着盹，想必他们已经习以为常。难怪肯航的所有飞机上都写着：“KENYA AIRWAYS:the pride of Africa”。 9/17/2006 中国式操心 说着说着这国家不靠谱，今晚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马拉博和大陆之间海上的唯一客运交通工具，一艘两千吨级的西班牙籍客货轮，一小时前在公海沉没，人员伤亡情况正在统计中。尽管明天中午就要离开这里，但这个如此落后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充满危险，真够让人操心的。
说到操心，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故事。那一次，我去美国拍片，住在我同事的弟弟徐小禾的家里。小禾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毕业后到密西西比大学任教时，将父母接到了身边。在国内，我就已经和小禾的父母相熟，他爸爸徐伯伯是位老演员，演过《平原游击队》里面那个“二两花生米外带胡椒面儿”的著名酒保，他妈妈则是个老剪辑师，老两口都是老革命。
有一天，徐教授热情地带我们去参观“汤姆叔叔的小屋”——当年的黑奴庄园，伯伯和阿姨也一同前往。密西西比是美国的棉花主产区，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棉田。我们去的时候，棉花刚刚收获，但由于是采棉机收的，遗落了大量的皮棉在地里。看到此景，阿姨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劲地抱怨太浪费：“要是我，一亩地至少能多捡十斤棉花！”我们都乐了。小禾说妈妈是典型的“中国式焦虑” ，意思是闲操心。
我倒是能理解阿姨的心思。中国人口太多，加上地大物“薄”，资源匮乏（我在国内的很多农村都见到过巴掌大的田里都插满了秧苗的情形）。几千年和自然争斗的结果，培养出了中国人的民族特点：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克己俭朴……都是美德哈。自己习惯了，也就见不得别人奸懒馋滑，铺张浪费。
我们这次来到非洲也经常有这种“中国式操心”情结。比如见到这里的地荒了就想给他们种上小麦玉米，见到这里没有青菜就想托人送点蔬菜种子，见到这里的人直接吃芭蕉就想告诉他们芭蕉“揽”了以后才不涩……其实，过去我们援助非洲的很多项目都是以这种“中国式操心”为出发点的，但不客气地说，没有一项收到过成效。一位在此二十多年的老外交说，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不禁想起老六，他理解的非洲人就和我不同。老六认为，人的快乐程度其实与物质生活水准毫不相干，非洲人很快乐，只是这种快乐我们无法体会，子非鱼子安知鱼之乐也？想想也是，非洲人吃饭靠大树，穿衣一块布（参与援非的人都知道的顺口溜，后两句是“发展靠援助，说话不算数”哈哈），不需要种田，每天大量时间在那里思考人生……这难道不是快乐？
这次到非洲来拍的系列纪录片，片名叫《燃情阿非力加》，内容是回顾中国和非洲建交五十年的往事。中非交往的这五十年里，前三十年都是以无私援助为主调。你们应该独立，援助！你们应该革命，援助！你们应该发展农业，援助！你们应该全民健身，援助！而恰恰在这些年里，中国自己的老百姓还没有填饱肚子，腰带恨不得穿进肚脐眼啊！尽管这种援助给中国的外交局面带来了客观上的改观，但此类“援交”主观上就是想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去改变别人，带有很浓重的“中国式操心”的味道。幸好现在的中国政府终于变得现实很多，毕竟国家利益才是外交的根本。先把自己发展好了，至于别人，没准儿比咱们过得好呢。可不能像当年的苏联，到处“帮助”落后的国家，最后把自己也帮得不先进了。
鲁巴是马拉博的一个港口小镇，过去就是苏联的军港，今天我在这里见识了赤几人民的幸福生活：一条清澈的小溪横贯小镇，女人们在溪畔洗衣沐浴，男人们则擦拭着他们的汽车，溪水中嬉戏着光屁屁的儿童，溪边的广场上踢球的是无数身穿埃托奥球衫的少年……这种生活难道还值得操心？值得同情？
如果有值得操心的，那就是我自己，尽管这么说有些自恋嫌疑。远处讲，自己北京每天疲于奔命的工作生活是不是幸福指数太低了？是不是需要援交一下？近处说，明天就要前往喀麦隆，乘坐的是赤几人民的糟心不靠谱飞机，哦，天哪！这可真的要操一操我的中国心咧。
PS一下：
这几天的博客多亏使馆何伟大姐提供电脑，在此严重鸣谢。
9/16/2006 贵国比较不靠谱 到非洲的第二天。
昨天，去拍中国人援建的一间医院，拍着拍着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当地人，冲着我们喊了一声：“CUT！”吓得我们赶紧收了机器。一打听，来的原来是赤国的总理、内政部长和卫生部长，昨天我们的采访证件没下来，属于非法拍摄，只能收工。这儿的官员没啥事情可做，事无巨细，啥事都管。一个笑话是，某官员出国开会，差旅费超过了一万美元，回来要总统签字才能报销。汗！
一行人扫眉耷脸地往回走，有些郁闷。回到驻地，我赶紧安慰大家，说尽管拍片被耽误了，但咱不是见着人家国家领导了？搁咱们那儿，别说部长，狗大大这样的局级干部都不是容易见到的不是？驻地的一祖国亲人听见我说这话，笑了，跟我们说，赤几人民可不这么想。
这哥儿们在赤几待了好几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坐飞机去巴塔（赤几的大陆部分），九点的飞机，准点登机，十点半了还不见起飞。一打听，有一部长也去巴塔，现在飞机在等他。再一打听，部长刚起，现在还在家刷牙呢！所以老百姓会想，最好别让我们见着当官的。
还说飞机，这儿的飞机只能提前一天买票，而且只有个大概的时间，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吓人的是他们的国内航班感觉和北京的小巴差不多乱--就是属于招手上车就近停车那种的，超载非常严重，三十人的飞机敢上五十人，没座位的就搬小板凳在过道上加个座--这不是小巴是什么？三年前，有次飞机严重超员，刚刚升空就因为超重一脑袋扎海里了，所有人包括乌克兰飞行员无一幸免于难。
类似的故事我听了一箩筐。比如这国家百分之七十的人不会乘法，如果你买五把香蕉，每把三千西法（中非法朗），那么摊主会在计算器上加五次！再比如，该国电视台转播总统电视讲话，图像声音都没有，只得紧急接来咱们的电台技术人员（甘肃台的）一看，原来音频视频线插反了！再比如我们的农业专家来传授水稻种植技术，专家在稻田里干活，他们站在边上看，专家在丰收之后撤离，他们就把种子吃完了了事……怎么样？基本上感觉这是一不靠谱的国家了吧？
所以，我们援建的很多项目，比如电台、水电站什么的，最终都要留下相关的专业人员维护。今天拿到准拍证之后，我们去拍了一个新建的援助项目--该国广播电视中心大楼--基建和内部设备都是中国援建的，包括前后期设备、演播室等等。拍完了我们立即意识到，这么复杂的设备，他们自己肯定是无法使用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广电总局就会派援外干部到达这里。上次智力支边活动，肖博士就想方设法躲过了去重庆的差事，这次，看他再找什么理由逃脱。对，还有狗大大。狗大大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才混了一个副局级，回去我就劝他报名援非，估计怎么也得当个赤几中央电视台台长。
国家电视台台长啊，那是副部级呢！
9/15/2006 已无限接近非洲大陆
22个小时的飞行，法航的飞机伙食不错，一直在吃。今天清晨5点到达马拉博--几内亚湾的一个小岛。就是说，我已无限接近非洲大陆。 赤道几内亚是我们到非洲的第一站。这个西非小国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70万。国土分大陆和岛屿两部分，首都马拉博就是个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小岛。到了之后，有同胞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国家的情况，挺逗的。 首先知道了这里的总统叫奥比昂，已经干了7届（28年）也不换人，国家的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都是奥比昂家的家人或者亲戚，国家财政就是他们家庭财政。该国曾经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TOP10成员，几年前这里发现了储量甚丰的石油，国家，也就是奥比昂他们家就越来越有钱了。美中不足的是石油由美国人负责开采，每天产多少油总统是没数的。不过美国人挺够意思，每个月会给这个国家分“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钱”，但这钱要存在美国的银行里，以防止奥比昂用这部分钱做“违背人权”的事情，每次奥比昂以及他的国家要花钱必须报预算，比如修公路，好，批！买军舰，算了。就是说自己有钱，但怎么花自己说了不算——同行的康恺小朋友听到这里就很生气，说：“这那是总统啊？这就是一制片！” 康恺一大早就跑到楼顶，享受这里的大自然。他一会说空气真干净，吸到肚子里有点不习惯，一会又说，阳光真好，这脑袋晒得补钙得紧。不过，8点刚过，他就捂着脑袋回来了，晒伤了。我对这里倒是很习惯，主要是因为在北京住着一直有时差，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这里和北京相差7个时区，我终于成了个正常人儿了。 赤国是天主教国家，人很温和，但这里的规矩也很多。比如我带了一个相机，但要想拍照，尤其是要拍街上的人像的话，那就必须到新闻局办一个证件，这有点像我们的外宣办的风格。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卡拉OK,会不会全国人民只唱几首歌？ 赤道几内亚，吃到几内亚，但刚到此地，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当地菜肴，但据说这里经典食谱饭是木薯，菜是香蕉，放眼望去，山上山下都是香蕉林，如果三天都吃这个的话，估计回北京我可以和你比比爬树。 用使馆一大姐电脑上的网，照片回去再补吧。 9/13/2006 离开几天  病来如山倒，我现在处于抽丝的阶段。
生病的缘由很简单，一场春梦，梦见和一美女去滑雪，妈的，冻透了！雪道特别陡，我犹豫半天不敢下，丫照我屁股就是一脚，我就开始无休止地往下滑，寒风刺骨啊。醒来的时候，我缩成一团，窗户大开着……真是的，北京都降温了，居委会居然没通知。
当天下午就开始发烧，晚上一个漫长的应酬之后直奔医院。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嗓子疼，发烧。医生说：“别是扁桃腺发炎吧？”我说：“扁桃腺没了，只剩前列腺了。”结果确诊咽炎，打吊瓶。没想到活了四十多岁，打了三十多年青霉素，现在居然过敏了，只好换了另外一种药，一吊就是一通宵。回家的时候，我浑身剧痛，毕竟老了。
生病最大的影响是不抽烟了。有朋友打电话来，我总是说：“不吸了，现在改注射了。”每天规规矩矩地去医院吊两次水。吊水的地方跟饭馆似的，人巨多，每次坐到那儿昏昏欲睡的时候，都会接到狐朋狗友的电话，问题几乎都是相同的：“今儿晚上哪儿喝去？”每当我说我在生病住院，喝不了了，这帮狼心狗肺的家伙都假装关心地说：“看来你是吃伤了，得歇歇。”唉，交友不慎呐。
从成都吃回来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北京“倒食差”。回来的当天，新京报一小男孩说要采访我，我本来约了老六和三表，于是一起吃了一顿。小男孩叫赵子云，是新京报的美食版编辑，有点儿赵云赵子龙附体的感觉，去哪儿吃饭都不要钱，别说吃几个臭西瓜。那天，他选了“三个贵州人”作白吃对象，和子云小朋友交换完电话号码，我立即把他加入了号码分组－餐馆，估计他知道了会感觉到很悲凉。
那天，由于三表老六的干扰，其实，小赵的采访压根儿就没有展开。可怜的小伙子居然第二天从我博客里摘吧了几段东西，加了照片，就把我归在了《新京报》的吃货版里面（看这里）。为此，我后几天打吊瓶的时候没少接电话，基本上是有关餐饮资讯。
吊了三天水，去复查。复查前我就觉得身体还是不对劲，因为十三号我要去一趟非洲，特想知道这身子板到那儿去之后会不会散架。说起非洲，那是我无限神往的地方，打小别人就说我是从那儿逃出来的，现在终于有可能看到故乡的云了。我特地买了一件印着“return to Africa”字样的T恤，准备唱着《常回家看看》，到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上去找土摩托，他已经在乌干达先期埋伏好了。
但血常规检查让我非常失望－－我被扎了四次末梢血，但每次我的血都把验血的设备给堵塞住，到最后结果也没能出来。谁听说过这么邪性的遭遇？化验的小姑娘已经快成惊弓之鸟了，在那块大玻璃里面不停地冲我无奈地耸肩膀、抱歉地呲牙，意思是我的血太稠。现在明白了，我还是个中国人，不都说中华民族血浓于水不是？
尽管没有结果，尽管今天仍然在打吊瓶，我还是决定回一趟“老家”，明天就走。那边不知道能不能上网，估计博客这些天更新有难度。如果有好的照片，我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9/10/2006 师生是缘 教师节快到了，儿子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给老师准备了一张贺卡。
贺卡很漂亮：一个小朋友呆在左下角用望远镜往上看着，满天的星斗，星空里儿子歪歪扭扭的写了“老师节日好”几个字。第二天，他拿着贺卡欢天喜地去了学校准备接受表扬。放学时，我问他老师喜欢不喜欢那张贺卡。“什么贺卡？”儿子一脸小熊维尼的无辜，“哦，我给玩儿忘了”。
一翻书包，果然卡片又被他带了回来。唉，已经是小学生啦，怎么还丢三落四的？这只小傻熊！
不过和儿子相比，我进小学的景象要惨烈得多。三十五年前，１９７１年２月，我五岁刚过，父母嫌我太淘气便把我送进了上小学。尽管智力上没有任何阻碍，但生活上却经常闹笑话。当时我还穿着开裆裤，胸前虽然别了一条手绢，但鼻涕仍旧拖过了黄河，脏得像土豆一样。
这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她叫甘怀兰。甘老师个子不高，因为得过天花，鼻子两侧有一些细细的麻子。甘老师的孩子比我略小，没有上学，每天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蹶着屁股（同样开裆），从讲台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爬回来。有时甘老师烦了就说：“甘宁，到你青哥那儿去。”我便腾出点座位给他，和他一起玩不出声的游戏……那时候，学校不像现在这么规范，但也正因为这种随意让学校显得很有生机，趣事不断。
最惨烈的事发生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全校文艺会演，我们班的节目是男生小合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十几个秃小子排成两排，我站前排最中间一个。我们列队拿着红宝书，齐声喊着“敬祝……万寿无疆”的口号上了台，班长喊立定，向左转……全校炸了窝，原因当然是我的开裆裤太前卫，视觉冲击太强烈！当我们唱到“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的时候，全场已经笑倒一片。很多年后，一些高年级女生见到还拿此事挑衅我，我过强的心理素质就是从那时开是培养的。
甘老师带过我两年班主任，在她的呵护甚至溺爱下，我甚至当过五好战士（相当于现在的三好学生）。如果让我具体说甘老师对我有多么好，我还真的无法列举细节，让我觉得和她难舍难分是，小学三年级，我遇到了另一个班主任，复员军人，经常体罚我甚至打我，我曾经几次跟父母说我不想上学了，父母问我原因我也不敢说。那时的父母对孩子很少关心，基本上是放养为主，学习就更顾不上了。
只有一次例外。初中一年级，赶上粉碎四人帮，父亲一点也不和我商量就决定让我留了一级。此前上学，成绩从来没有让任何人感觉到任何的压力，所以留级是一件特别耻辱的事情。不幸中的万幸，我来到的这个班班主任叫周仁贵，是我父母的大学校友，从小就对我很好，他两个儿子小松和小柏，平时玩耍时也是我的“手下”，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用怕他。周老师是个大白胖子，讲课很精彩，说到得意处会坐在长条凳上，拿着蒲扇，用肥东话摇头晃脑地念课文。为了防止我走神，我是被他叫起来回答问题最多的学生。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初中，我其他各科一塌糊涂，只有语文课成绩还好，作文还入选过《安徽省中学生作文选》，这是周老师特别引为自豪的事情。
高中我去了另外一所学校，班主任李荣炎和周老师一样，和我母亲在一个教研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用功，成绩也非常好。到高二分班的时候，李老师是专门找我说，“我保证你能靠上合工大，别去文科班。”而我当时脑子里全是钱春绮翻译的歌德诗选里的句子。后来，李老师又找到我父母，通过他们做我的工作，也被我拒绝了，毕竟这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拒绝，这是李老师特别遗憾的一件事儿。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每年回去看望他，他都会提起当年分班的往事。不过总说，“也好，现在每年的挂历总有人负责了。”
我工作的单位每年春节前会发给我五本左右的印着电视台主持人猪头照的年历画，每次，我都第一时间寄给老家的几位老师，年年如此。毕竟，CCTV的主持人，在我们偏僻的小县城还是有号召力的。今年回乡，在路上偶遇李荣炎老师的女儿李加琳，才得知先生已在去年仙逝。加琳告诉我：“每年接到你寄来的贺卡和挂历，俺爷都要奔走相告，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今年我不知先生去世的消息，照旧寄了挂历，收到挂历，加琳第二天就带到了先生的坟前，看着那些主持人的头像不断化为灰烬，加琳对里面的先生说，“阿爷，晓卿来看你了。”闻听此景，我不禁潸然。
李老师和前面提到的周老师、甘老师这几年相继因病去世，我都是很久之后才得到的消息。因为我自己是教师子弟，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和得到的关爱远远比别人要多。今天是教师节，我愿他们在天堂的那端能够安息。如果有来世，我还愿意再做他们的学生。 9/9/2006 神未必这样想 《那场风花雪月的往事》是我们栏目两年前策划的一个系列，今年才开机，《见证》栏目一共就那几位编导，很多策划案就这么长期地搁置，好在是纪录片，而且是说历史的，时效性要求不是很强。
这个系列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或者俗点叫艳史，而且是名人的：鲁迅、沈从文、巴金、张爱玲、肖、丁玲、郁达夫、徐悲鸿、徐志摩、戴爱莲、高君宇……不管做什么的，他们都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跟朋友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在座有一位一拍大腿，说：“好，总题目就叫《名人的下半身》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五四”前后的这一批文化人和现在不一样，大部分是有脑子的。他们的父辈受到的束缚太多，到他们这儿，很多东西刚刚被唤醒，比如恋爱、私奔、离婚，这些过去只在戏书上存在的东西被他们付诸实践了。只是，有时候矫枉过正，有些用力过猛。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看得到一个民族情感生活的觉醒。
无庸讳言，情感生活是私密的，在这个大标题下做文章难免有取悦观众之嫌，这从我们机房的技术员那里就可以得到映证。比如，巴金、萧珊那集做得非常好，技术员却提不起精神；而做到徐志摩、陆小曼的时候，他便两眼放光；而到了郁达夫、王映霞，他简直就要抓狂了。后来，有导演抱着带子去，小伙子便迫不及待地问，“今天这集有第三者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只喜欢看这些？难怪广电总局会急。
尽管我们的栏目没有明确的收视率要求，但电视节目毕竟是做给观众看的，我们心中对观众也还有些许期待，希望他们喜欢纪录片的同时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前些天，和另外一个栏目同仁请一位咨询公司的“智囊”吃饭，这位老兄曾经让很多收视率持续走低的栏目做到了不仅举，而且坚，而且久，所以，他在电视咨询行业里有“伟哥”的称号。他对电视观众收视习惯的分析非常专业而且精准，但由于专业性过强，在说的中途，我有点走神：观众在调查公司只是一个符号，现在每周清晰的收视率数字让我们觉得观众离我们是那么远，于是我们只得在节目中掺杂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噱头、包袱，观众真的需要这些吗？观众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回到《风花雪月》，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那一集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许第二次向鲁迅表白，又遭到鲁迅的拒绝。于是许广平举出鲁迅上课时曾经讲过的－－英国诗人勃朗宁写的－－一个故事：女学生爱上了老师，但老师觉得“上帝认为我们不相称”而拒绝了她，但老了以后，他们却很后悔，觉得神未必会这样想，他们还是可以相爱的。从此，鲁迅接受了许广平的感情。
平时，我们一方面说观众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神；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不停地妖魔化他们，不惮以最庸俗、最下流的心境去揣测这个人群，在节目里人为地加进我们以为他们会感兴趣的所谓“注意力片断”，但这真是观众需要的吗？
神未必这样想。 9/6/2006 访谈，四年前的 因为《远在北京的家》，四年前在上海台录制了一期节目。最近他们准备出书，便把当年的节目内容的访谈部分发给我，让我修改。由于一直忙，昨天才仔细改了一遍。
改完之后自己笑了一会儿，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和今天相比，四年前的我不够低调，什么话都敢抡，尽管这次修改大力删除，还是留有很多印记。从下面节选的访谈里，你或许能够感觉到。
突然想到博客，如果四年前我就开始写博，那个博客的外表肯定是比较张扬的，尽管我写不出“夜深了，祖国你睡了吗？”这样的肉麻文字，但也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多大多粗，所以，人必须经历一些倒霉事儿。人活一辈子，上帝就是让你知道自己有多渺小。我想，每个人临死的时候都会相信这一点的。
以下的文字节选自上海电视台《经典重访》栏目，需要说明的是，那一期节目的编导是陈菱博士，主持人是柳遐美女。
“ 我没有拿起摄像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来表现她们。”
主持人：《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这是你早期的一个作品，也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从这个片子当中，可以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当时青春的一种激情，那种激情来自于哪里？ 陈晓卿：非常巧，我来这里的前一天， 是我拍这个片子开机（1992年1月7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我们原来摄制组的10个人，从全国不同的地方到了北京，大家吃了一顿饭，我们相互看着，都已经老得不行了。当年的那种冲动、那种兴奋，已经被这么长的时间磨平了，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庆幸，我们能够共同经历、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 说到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安徽人，大学是在北京读的，每一年的寒暑假，尤其是寒假，坐火车都会遇到大量和我一起回家的打工女，她们和我岁数差不多，在火车上，她们相互说着“北京话儿”，故意要表现出一些在北京生活过的印记，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有趣。尽管当时我没有进电视台，没有拿过摄像机，但对她们的生活特别好奇。只是我没有想好或者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表达的形式。后来有一次，看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篇叫《小芳》的小说，哎呀，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东西用小说都说了出来。 后来我又接触了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叫唐灿，读了她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系列论文，我的感触非常深。论文里面一些理性分析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让我对保姆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拍这个特殊群体的欲望。非常巧的是，1991年的年底，我因为另一个节目的事情去安徽电视台出差，和安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再一次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于是，我们商量，自己找钱，来做一个纪录片，用跟踪拍摄的方法记录她们的生活，来看一看这些农村的少女，她们到城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
主持人：我很喜欢你这个片名——《远在北京的家》。这是一个家，它远离故乡，在北京。读到它，我就感觉一下子触动了我们心里，一种暖暖的情怀。其实，片子当中真正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令人神往，那些孩子没有家，要说有家的话，也是非常飘忽的、不固定的、别人的家。 陈晓卿：家，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一种非常永恒的主题，它能够牵动我们很多的情感。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单位里，当时我媳妇在安徽，我很长时间，准确说是九年，一直住在单身宿舍里。每次我们团聚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都要到别的地方借宿。有时候，室友的老婆来我们也得让地方，没地方去，就在大街上遛达。有一次，我们俩在大街上走，她跟我说：“你看北京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家家都亮着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一间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北京有一种隔膜，没有归属感。所谓“满街的华灯，没有一盏属于我。”就这样子，哈哈。 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任何一个纪录片，其实更多的是拍自己的内心。我当时的那种心境，那些生活的际遇，在这个片子里面，都能够找到。为什么把保姆作为我拍摄的客体，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另一个我。 主持人：应该说是反映了你当时的一种心境。 陈晓卿：和北京之间的一种心境。所以后来有一个评论说，“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一次“状态纪录”试验 主持人：这是一个１０年前的片子。我觉得，我们看了，好像吃了一个生涩的青苹果，虽然感觉到它的涩，但是它的那种味觉的冲击力，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强烈。１０年以后回过来再看自己这个片子，您怎么看待它？ 陈晓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宿命感。你说它是味觉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宿命的感觉，是我生命过程中一次难忘的体验。当时其实特别简单：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加上一种探索的激情，想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想让真正的长时间追踪拍摄的“状态纪录”纪录片，在中国有一次实验。它特别像今天有很多热爱纪录片的ＤＶ摄影师，自己拿着小机器，没有钱，但有信念。恰恰是他们，往往最能够记录到生活里面最真实的一面。 主持人：就像自己青春的痕迹。一段激荡人心的生命历程的纪录。 陈晓卿：10年以后，我再回头看这个片子，有两方面的感受。一方面刚才已经说了，感到那种原始的冲动那么值得珍惜，另外一方面，也的的确确为自己当年的那种很笨拙的，主要在技巧上很笨拙的地方感到特别羞愧。好多地方做不到位。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小保姆们第一次走出北京火车站，看到北京的天空、高楼，那种迷茫的眼神、那种向往的眼神。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回过头来我在镜头里找不到这种让我心动的目光，就是说， 我当时没有那么敏锐地去捕捉它，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们片子里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传递给观众的一些特别真实的生活。打比方说， 张菊芳在“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等待顾主等了整整5天五夜。白天等主顾挑选，晚上就住在公司，住宿环境惨不忍睹，大通铺，地铺， 人挤人的。他们这个家务服务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去很直接地拍，所以 我刚才说，真是特别遗憾。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我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主持人：要感动别人自己首先要受感动。你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有哪些情节是你自己特别感动的？ 陈晓卿：我觉得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和您的感触不是特别一样。我感觉触目惊心的时候，可能比感动的时候更多。如果说某一件具体的事给我感动，倒不如说是她们整个的生活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动。 主持人：最后，在这个片子中，我们看到是5个女孩子的生活历程。但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从您的创作素材上来说，是不是远远不止这5个？ 陈晓卿：是的。 其实我们追踪的非常多，我们一直在这种忙忙碌碌的、这种追踪的情况下工作着。我们从一开始拍摄 她们，一起上车，我们充满了希望。可是，到了北京就找不到人了，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地方没有我们焦躁的地方多。人我们都联系不上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拍得下去？一次一次，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们不停地在这种寻找－找到－喜悦，又失去联络－失望，在这种不停的过程下挣扎，起起伏伏。 主持人：你让我们看到拍纪录片的一种辛苦。 陈晓卿：我觉得一点都不艰苦。跟这些孩子相比，我们简直是幸福人儿。她们探到了她们生命的极限，而且还在不停地探寻和体验自己究竟能够负重多少，她们不停地试，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在不停地压榨自己。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啊。 这个片子后来在观众心中留下的印象，甚至超出了我们开始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曾经有一个观众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有几句话我还记得。“普通的人渴望稳定的生活，但生活不停地改变着我们。但普通的人不怕变，这片子里面的孩子在经历这种剧变。”信中说 ，“因为只有变，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让他们看到人生的极限，才能看到生命的意义。小到你和我，大到咱们的国家，不正是经历着这种阵痛，并坚韧又充满希望地向前走着吗？”其实，我想，我们可能是讲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一个故事，我们见证了正在变化的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两个人的车站”
主持人：话说到这儿吧，我想观众和我都特别想知道，片中那些女孩子，她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你后来还跟她们有什么联络吗？ 陈晓卿：我想我能交代的大结局――就像电视剧的大结局一样――只能到1997年。1997年，这些小孩基本上和我都失去联络了。后来鞋厂倒闭了，在鞋厂的张菊芳去哪儿了也不知道。谢素萍后来在北京的海淀区卖菜。 当时因为执照的事情，我还去帮她，以北京人的身份帮助解决了一下， 做了些帮助。后来有过电话，她向我提了个要求，她听很多人谈到过她“主演”的这个片子，她非常想看一看，她自己本人没看过。我就把她请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给她一个人放了这个片子。她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包括怎么生意啊， 什么什么。她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泣不成声，没有告别，一句话没有跟我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跟她也没有了联络。 我觉得，像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采访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我觉得和他们特别像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车站邂逅，相遇、邂逅。也许在下一个车站，也许在以后很远很远的一个车站，我们可能还能够见到面。这个可能是人生的机缘。尤其是里面的张红芳，她已经到了上海，不知道在上海播出，她有没有能够看到，也还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 “大哥哥”了。
9/5/2006 我臊着了 自从在牛博开了博客，我文章的病句和错别字渐少，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得到了一位语文老师的帮助。
罗永浩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和王佩老师一样，对文字和语法非常敏感。比如，今天我的博客里有“让……永远望其项背的是……”一句，罗老师立即在MSN上疾恶如仇地郑重指出：“望其项背这个词，永远只能做否定用，要用在否定句里！”我连声说“谢谢老师”，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进博客，修改了句式。作为一个，不，两个中学语文高级老师的儿子，被一个教外文的每天挑出错来，我算是臊着了。
但今天让我害臊的还不止这个。当我在成都不节制地胡吃海塞的时候，回到房间，收到了一封200公里以外发来的邮件，发信人叫徐蓓，是重庆电视台我的纪录片同行。徐蓓老师今年被剑桥大学录取，攻读影视人类学硕士，在英伦即将开学之前，她去了重庆的乡下，然后给我发来了四张照片和一封短信。信中说，“重庆今年大旱。旱情触目惊心。昨天到了附近的大足县，这些照片是我见到的百姓生活。”
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败坏人的胃口，本来要出去吃宵夜的我突然想打点行装，准备提前返回北京。总之，我突然什么都不想吃了。
今年的重庆酷热难当，不断有朋友从那里发来短信报告情况。美女A说“街上的玻璃都晒碎了，差点毁容。”帅哥B说“降温了，今天只有38度……”美女C说“我一天都呆在卫生间里洗澡……”这真让人浮想联翩。但重庆的兄弟姐妹们在这种高温下仍然敢去火锅店整点儿毛肚，说这叫抗旱。
上面说的这几位和徐蓓一样都是我的纪录片同行，面对着百年一遇的灾害，他们用重庆人特有的心态和特有的幽默感来应对，比如帅哥D说：“有人说重庆干旱是三峡工程的结果，那是一小撮人和国外敌对势力的说法嘛，重庆哪里有旱？宾馆游泳池里的水满满的哦！”
帅哥F和美女G是两口子，他们俩刚刚完成《再说长江》中八集的编导工作，便回到火炉般的重庆。F和G家养了一条叫王来宝的小狗，因为高温，来宝每天把舌头伸在外面散热，后来F和G发现这招防暑降温很好用，便在电视台进行推广，后来大家上班都伸着舌头。再后来F来电话，很忧虑地说：“这算不算人类的退化现象呢？”
在吐舌头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的是用镜头记录下今天发生的一切。在三峡工程即将完全竣工的前一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生存、如何行为、如何思索？我的同行们用一如往昔的平和心态注视着……
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汗颜。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徐蓓的那几张照片吧，同时也祝她去英国一路平安。
PS： 忘记如何摆放照片，请点击看大图。
PS2： 同样祝福送给即将去英国的王佩老师。
9/4/2006 荷塘月色的小酒馆 狗大大，狗朋狐友之一，做行政工作的文化人。平日里在一家做电视剧的机构负责管理女演员，只不过，他分管的是五十岁以上的女演员。甚憾。
狗大大酒量好，但在北京却很少喝，因为家里的制度比较严。比如我们一起喝酒，二两啤酒之后，狗大大就关闸门。大家再劝，狗大大就说，后果严重后果严重－－我等平头百姓是不了解的，像狗大大这样的司局级干部，家里都要配备警察，狗大大家还配了俩。一方面负责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还要对狗大大进行管理。具体说就是，每次应酬后，狗大大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递上驾驶本儿、行驶本儿，这时大警察（太太）对他敬个礼，小警察（女儿）拿来酒精探测器：“劳驾，吹口气。”……亮灯了！惨！今晚住卫生间去吧……
所以这次回成都老家，狗大大真是鱼入水鸟投林，酒风浩荡。自由啊！
酒局设在城郊三圣乡荷塘月色的小酒馆，这是一家在成都有些名气的艺术家及小资集散地。万亩荷塘之上，凭空突起一座平台，周遭无数小径通向荷花深处。坐在塘边，目所能及之处，莲叶接天。玻璃杯里“青山绿水”泡起，碧绿的叶子上下浮动着和你打招呼。一阵凉风吹过，裹挟着缕缕荷茎的清香，梁碧波深吸一口气说：“这阵自然风值十元钱！”
小风儿十块钱十块钱地刮着，这是成都秋天里的一个寂静的下午，蜷缩在竹椅里的狗大大不禁诗兴大发。对，忘了介绍，狗大大父亲是开书店的，所谓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哈。“上联，荷月秋风短，下联，青山绿水长。”狗大大摇头晃脑地吟道：“横批，安逸惨了！”
三圣乡这地方位于成都东郊，由于土壤PH值偏低，不宜种植粮食，多年来一直是成都的花卉生产基地。这村桃花那村菊花，我们待的这里便是荷花基地。近些年，这里开发旅游，便在原先的花圃上建起了一座座仿旧的农家建筑，吸引了大量城里人到此食宿，号称“农家乐”。每到周五下午，小了康的成都人民便扶老携幼开着奥拓在出城的道路上排队，场面蔚为壮观。到周末，成都几乎空了三分之一，而郊区却花茶共啤酒一色，扑克与麻将齐飞，内需拉动得好凶哦，一派和谐社会景象。
“小酒馆”没有名字，或者它的名字就叫小酒馆，由于开业时间不是很久，所以人不多，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深藏闺中的去处，全托了成都台一个叫李蓉的美女的福。李蓉四五年前是梁碧波的部下，由于长得太粉，几次去成都，梁碧波都藏着掖着没让我和她见面，主要是怕我定力不够。李蓉还是成都台最著名的小资之一，原则上是可以和我们的田小资一同走上PK台的，但让田小资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是，李蓉对成都大街小巷的美食了如指掌。
今天第一次见到该美女，果然不凡，为了配合荷塘的景色，她特地和梁碧波另外一个长得黑黢黢的徒弟扬益一同穿上了荷花颜色的上衣，一副刚露尖尖角的样子，绕得狗大大这只蜻蜓直扇动翅膀。
小酒馆的菜是不用点的，所谓的大厨就是酒馆老板原先的保姆。天色将暗的时候，酒菜摆在了旁边的小桌上，我们忙不迭地落座。今天的十个人，除了我和狗大大，几乎都是成都台多年的朋友。按规矩，狗司长级别高，他也有这个习惯，饭前谈一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策以及北京的高层动向。狗大大刚一清嗓子，一锅荷叶稀饭却不合时宜地端了上来，大家义无反顾地各自端碗奔去，把狗大大晾在了主席台上。没等狗大大缓过神来，梁碧波一碗粥已然下肚，长叹一声：“狗日这碗稀饭安逸，胃里的PH值一下就调对了”。
菜是典型的家庭小炒，看得出火没好大，回锅肉的青椒居然都煸得卷了边，但我理解的家常菜就是这样，绝不是“天外天”、“郭林”现在那种程式化的流水作业。几道烧菜味道极鲜，尤其是方笋子烧牛肉块，让我毫不犹豫地直奔饭锅，这才想起狗大大的祝酒词还没说呢。抬眼望去，却见狗大大那张沧桑的脸已完全埋进了尖尖的干饭里，这哪里像个局级干部？见我看他，狗大大立刻恢复了一副上级的嘴脸，严肃地对我说，“快去盛干饭，马上没了。”
吃了尖尖的三大碗米饭，然后再放肆地喝酒，这在我生平里是第一遭。
月亮悄悄地从云端露出了李蓉般皎洁的面庞，远远地给无边无际的荷叶打了一层轮廓光。夜深了，无数个空啤酒瓶子横七竖八地摆在地上，大家还在尽情饮着，这时狗大大咕哝了一句话，我只听见了“我”，“好想”，“诗”几个字眼，以为他又要写诗了，我便过去把耳朵凑到了他的嘴边准备记录。狗大大轻声说，“太美了，我……好想……失身……”。
我大吼一声：“警察”！ 9/3/2006 成都，今夜请将我吃伤 已经是子夜时分，梁碧波开着他的破吉普带着我们乱转，最后停在了新南门车站旁，马路对面是那家“半边桥胖老妈蹄花店”，他晓得这里是我的最爱。进门坐下，每人一个猪蹄子，白花花的，晃眼。
我有些呆滞，毕竟这已经是我今天吃的第四顿，而且每一顿都那么扎实。
真的很矛盾，一方面，肠胃已经下班了，我再吃只能往胳肢窝放；另一方面，看到眼前用芸豆煨烂的猪蹄，食欲像海棉体一样不断膨胀……吃！耳畔响起普契尼的咏叹调《多么冰凉的小手》，一曲未罢，那坨热腾腾的猪手便被我亲吻殆尽。理智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脆弱？
“多吃点，在北京受苦了。”梁碧波双手交叉放在微微下垂的胸前，语气里充满了真诚的怜悯，但眼神中却透出几分得意。张艺谋给成都拍摄的城市形象片原来有这样的解说词：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现在被成都人改成了“成都，你来了就逃不脱的城市”。的确，就像这个皮婆娘，早几年在北京有很好的发展机会，都被他一一放弃，现在我明白是他无法舍弃成都这每天宫颈糜烂的生活。
回到成都之后，每年秋天梁大腿都会邀请我来成都作客，他执著地认为秋天是成都最美的季节，所谓丰年成都足鸡豚，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梁碧波每次写文章的时候，都会给自己起一个笔名，叫“我爱秋”。这个名字的意思只有懂四川话的人才能明白。
这次到成都的三十个小时里，我在朋友家吃了家宴，在“凤来栖”吃了石爬子（一种生活在雪水融化区域的小鱼），在三圣乡“荷塘月色”的小酒馆吃了家常菜（将专文介绍），现在又来到胖老妈蹄花店，如果加上工作宴会和宾馆的早餐，我已经吃了六顿，什么样的肠胃受得了啊。然而，当同伴要了一碗“小面”之后，我不争气的食指又开始抽搐起来，我恨不得把它坐在屁股下面……最后，一生气，我也要了一碗。
现在快天亮了，在成都这个温柔乡的一家宾馆里，我不停地爬起来走圈圈，消食。成都，你真的把我撑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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