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条街不在台北市，也不做台湾料理。它的正式名称叫玉渊潭南路，因为在我供职的央视北侧，所以被同事们简单粗暴地约定俗成为现在这样。我们说“走，去台北”的时候，一般都是指烟酒饭菜，基本和祖国统一大业无关。
 
　　从前这里叫柳林村，从我十四楼的办公室窗口望去，能看到玉渊潭南岸条状地分布着白色的蔬菜大棚、绿色的麦地以及灰色的密匝匝的平房。彩电中心全面投入使用，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发展提速之后，流动人口急剧上升，村民开始出租和搭建门面房，一家又一家饭馆的灯光开始把玉渊潭南路一点点地照亮。各种风味的馆子开始出现在这里：四川的、湖南的、湖北的、山东的、东北的、北京的……甚至连韩国烧烤也在这儿扎下了根。
 
　　以厨艺来讲，这些路边店大部分属于家常菜的路数，每去一家只能点三四样菜－－那是他们厨子拿手的，如果你好奇心重，点多了几样，只能自取其辱。有一家东北馆子，好像叫“八仙家常菜”，我们单身宿舍楼的一干同事去吃。当家菜地三鲜、大拉皮、汆白肉都被点了两份，有好事者多加一道“酸菜炒粉条”，后厨鼓捣了半天，结果上了一盘“蚂蚁上树”。这让大连籍的毕福剑同学十分上火，撸着袖子就进了厨房。待我们吃完过去看，老毕还在案板前，跟老板娘掰扯。老板娘菜做得一般但口才绝对一流，这不，老毕前后只来过几次就被她训练成了著名主持人。
 
　　最多的时候，从梅地亚宾馆到普慧桥竟有三十多家饭馆，这也是电视业发展的最黄金时期。当时电视台的领导老杨有句口号，“一切为编播服务”。这直接导致做节目的人在单位里比较牛气，甚至隐隐有电视台的主人的感觉，做主人嘛，加班加点不回家太正常了……加班晚了，或是一个节目完成，同事们就会相视一笑：“台北吧？”这时的饭店更像电视台不关门的食堂：这桌是东方时空，那桌是足球之夜，再有一桌是十二演播室……大家流着鼻血吹牛逼，谈的也都是电视专业的切口：谁看了一档国外节目可以借鉴；谁设计了一个桥段可以改变节奏；谁又研究出设备使用的一个小贴士……等等等等，这里简直是办公室的延伸，至于吃的什么菜，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同样，饭馆也在向办公室发展。每天中午，几乎每家饭馆都会往各个栏目剧组送便当。从开始的简单盒饭（一饭两菜），发展到后来的豪华盒饭（饭菜分装还有骨头汤），各家都有高招。经常是你打开这家的盒饭刚刚做深呼吸，却看见另一家饭馆服务员赤裸裸端着一大盆香气四溢的水煮鱼奔隔壁办公室走……这时候的感受就像，你刚跟翠平新婚燕尔，党组织又派了个晚秋跟你招手，造化弄人啊。

 

　　 我们比较固定的盒饭供应商，是一家叫“楚乡”的饭馆。这不仅因为他们的饭菜质量稳定（其中炝莲藕、蛋羹和回锅肉是我百吃不腻的选择），更因为这家饭馆的老板老冯是我的学弟。老冯西北人，学的专业是电视节目制作，曾经在经济频道做记者。看到周遭餐饮业兴旺，忍不住辞职当起了老板，生意煞是红火。老冯脑子灵光，在台北一条街第一个做起了宵夜大排档，他们的麻辣小龙虾一点不输东直门那家著名的“街头暗号”，加上麻辣烫又特别味儿正，对我这种喜欢夜里编片子的苦主儿实在太有诱惑。

 

　　常见的情景是，夜里两三点钟，在楚乡门口的那个凉棚下，我和同事点上五十只香辣小龙虾，一盘子麻辣烫，埋头认真大嚼。夜色阑珊，我们扶着啤酒瓶，微醺地望着路上，旁边“平平歌厅”下班的小姐们鲜活地走过，如果不是小龙虾在嘴里拌蒜，真想给她们敬个礼，说声同志们辛苦了。

 

　　世纪之交，世纪坛的修建，台北一条街开始拆迁，绝大多数饭馆渐次消失，留下马路南边两三家，生意也大不如前。老冯接手了一家贵州馆子，很CCTV地改名“食频道”。我去吃过，仍然能看到单位的熟悉面孔，菜品味道也不错，而且还能找到楚乡的零星痕迹，但小龙虾是彻底没了。问老冯现在还做送餐服务吗，“很少了，”学弟苦笑着说，“不过我们经营范围很广的，刻录DVD、婚庆录像、拍摄企业宣传片、提供熟练电视编导……哈哈。” 老冯都成了中年人了，我们单位也早变成了“以管理为中心”的机构，世事沧桑，能有口饭吃已属不易。

 

　　现在有时带儿子去玉渊潭，我会在曾经熟悉的那个地段停留片刻。看着远处那座滑稽的纪念性建筑，再看看已经变成绿地的台北一条街，心中不禁怅惘。当年那些曾经带给我许多温暖的饭铺酒肆，就这样消散在岁月的尽头，伴随着属于电视的那个纯真、激情的年代，竟然一去不回了。

 

　　唉，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说声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