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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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006 点儿背这几天MSN空间超级不稳定，昨晚写了一篇烂东西，保存的时候，页面就变成了“无法显示……”而且没备份。郁闷。发了封邮件，希望逼儿盖茨介倒霉孩子去慈善总会之前把介个事办好。
本来写的那事儿，也是前几天一倒霉事。
上海电视节结束，得回北京了。作为一名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老记者，我知道首先要选大个儿飞机，坐得宽敞，其次要选国航的航班，回北京的时候有廊桥，方便。于是郑重地选择了CA1518航班，空客三四○，下午四点半起飞，所有指标都符合要求，只是机票不能打折，但我没在意，要知道航班的选择的确比大学自习教室占座位技术含量要高得多，贵点就贵点吧。
安检完毕，离起飞还有半个小时，广播里开始通知登机，上海人办事就是利索，四点二十机舱门就关上了。看着廊桥离开，我赶紧关手机，系好了安全带，座位很宽敞，舒服。就在这时，飞机喇叭里开始讲话：“因为航空管制的原因，本架飞机将推迟五十分钟起飞，请大家在机舱里耐心等候。”
搞错没有？三十四度高温，没有空调，三百多人，要待将近一个小时？为什么让我们提前登机呢？机舱里顿时哭天抢地，乱成一团，机组成员赶紧送来了冰水才算把愤怒弹压下去，但仅过了一刻钟后，空姐一脸抱歉地说，冰水没了，冰都化了！在这个所谓的宽体客机里，闷、热、臭让每一个人抓狂，时间真难熬啊，突然一坨乘客站到走道上，愤怒地指责服务员，声嘶力竭。后来，看到黄建翔在德国世界杯的解说，很多人有很多分析，但我坚持认为，那是天热加上外国人体味太重的原因。
乘务长适时地出现了，她很得体地说没有人比他们更着急，现在的问题在机场，她很婉转，风度翩翩：“您看，我们不是也在这里闷着吗？” 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的粉底明显已经被汗水突破。那愤怒的汉子显然也被感动，但此时我脑子里突然搭错了一根线，很低沉地说了一句：“你们在这受罪是挣钱的，我们可是花钱的啊？”
机舱里又恢复了怒吼，乘务长无言地消失了，临走前她恨恨地白了我一眼。后来飞行过程中，我们不幸把京沪之间所有的气流都遇上了，飞机颠簸不止。乘务长路过我座位，看到我惊恐万状的神情，得意而轻蔑地撇了撇嘴角。那一刻，我甚至怀疑这架飞机是她操控，准备和我同归于尽的。
终于，飞机降落了，一颗悬着的心落回原位，所有的人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这个大家伙依然在不断滑行，然后，掉头，接着滑行，路过了航站楼，二十多分钟后在机场三期工程面前停了下来，透过舷窗，首都机场远远地在地平线那端，我简直佩服我的地理老师，三十年前，他告诉我，地球是圆的。
一次难忘的旅行啊。一位仁兄的话让我释怀，在摆渡车上，看着天际线上的候机楼，他说：“值了，这要打车，怎么也得三十块钱吧。” 6/27/2006 往事并不调查，中国农民如烟跟往事干呗！带三个表 @ 2006年06月27日10:22昨天在一家破书店里，翻腾出一本《往事并不如烟》，让我挺惊喜的，买了下来。记得2004年我去长春出差，在新华社吉林分社楼下的宣传栏里，我看到分社领导在介绍推荐《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提示所有记者，这才叫三贴近。但就是几天后，我听到了《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这两本书出问题的消息。 当时这两本书在三联书店的门口摆了一摞，能把人拌一个跟斗，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后来一个朋友打趣说：中国农民不能调查，往事只能如烟。前几天，我又听说，王彬彬的《往事何堪哀》这本书又被下架了。 又是一本跟“往事”有关的书，今天，中国突然很忌讳往事，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忌讳往事，比如，反右、大跃进、文革……把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刨出去的话，1949年之后中国可说的事也就没什么了，这六十来年，中国干的蠢事，犯的错误确实多了一些。 一度，我们曾经很佩服西德总理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的行为。这一跪，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一跪，证明了德国人还是勇于面对历史的。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写了一本《1860：圆明园大劫难》，也勇于面对历史，挺让咱中国人称道的。相反，我们总跟日本人过不去，就是他们总参拜靖国神社，总想复原军国主义，不愿面对历史。 我们有时候瞧不起日本人，跟他们不敢面对历史有关。 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我们是没有勇气的。有些往事，越来越不能拿出来让人看，因为那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但照出来的人却是反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相似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多正视一次历史，就能少重复错误。一次我去大学，跟几个大学生聊天的时候，问到关于文革的事情，他们说，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段历史刚刚过去40年，他们就不知道了，这时候，你不要怪这些大学生无知，甚至，十多年前的历史他们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历史的机会。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到什么时候都是纸里包的火。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我想起了李宗盛写的《当爱已成往事》：“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这仅仅是对爱情的逃避，因为逃避，林忆莲重复了“爱成往事”的历史。当然，这不过是首歌词。但不幸的命运也往往就是因为“往事不要再提”造成的。 越不能面对历史，往事就变的越痛，越痛就越没勇气面对。明明知道身上有病，却不敢看医生，这种恶性循环的心理最终又会怎样？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可以让往事成流水，却没有那个潇洒劲跟往事干杯，所以，只好跟往事干呗。 6/26/2006 城墙 起码有四年的时间，我的家住在城墙上。
我老家灵璧的县城很小，不知哪个朝代修建了土质的城墙，墙外环绕着护城河。从我记事起，那城墙就已经坍塌殆尽，只是在城墙的四个角上还能大致看到原来的轮廓，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说一个人脸皮“像城墙拐弯一样”，意思是说他的脸皮特别厚。
县城的东南和西南角分别是两所中学灵璧二中和灵璧一中，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这两所学校度过的，这与我父母在这两所学校教过书有关，父亲还是后一所学校的校长。
童年时代，我住的校园除了七八排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之外，校园显得空旷而荒芜，城墙下是学校学农的试验田，我和儿时的伙伴在稻田和麦田里粘知了、照青蛙、钓黄鳝、摸鱼……城墙上更是我们的天堂。1948年内战期间，国共双方曾在此有过交战，之后，国军的尸体都被草草浅埋了事。因此夏天的傍晚，我们经常在城墙边拣起死人的胫骨往远处扔，暮色里经常可以见到点点的磷光，这时我们会大叫，“鬼火，鬼啊”，最后总是把自己吓回家里。当然，第二天这个游戏还会继续。
今年陪父母回老家，两所学校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学校的布告栏里张贴着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大幅照片，去年，安徽省的文科第二名，理科状元和第三名都出自灵璧一中，这已经是这个学校不知是多少次获得了这个“荣誉”了。摩肩接踵的学生，鳞次栉比的教学楼，这一切和日渐凋敝的灵璧县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完全没有了故地重游的感觉。我的老师们“骄傲”地说，在灵璧，最好的房子，最漂亮的大门，最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最美的草坪都在学校里。但我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在这个地处安徽东北一角的县城，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考上学校离开这里是他们惟一的希望。我上高中的时候，同班同学中复习五、六年高考初衷不改的不在少数，和刘震云小说《塔铺》中所写的一模一样，我真有一个同学姓朱，高考考了八年，大家都叫他朱八届。
对于学校里占将近一半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希望。他们住在特别简陋的由防震棚改建的寄宿宿舍里，每天的饭菜经常是两个馒头和咸菜。同班有一个叫李晋的，一次从食堂买了馒头，悄悄摸到后厨，用手挖了两大坨猪油，塞进掰开的馒头中，一路狂奔了出来，身后是大厨的厉声责骂，而李晋吃着流着猪油的馒头，一脸满足的样子。还好，后来他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并回母校当了一名教师，要知道在这个欠发达的地方，教师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选择。
说起来不好意思，初中毕业我没有达到一中的高中录取线，但由于父亲的原因，我被便“照顾”上了。彼时的我天性顽劣，成绩很差，中考结束的暑假，父母各找我谈了一次话，父亲的谈话很正式也很官方，让我感觉到第一次他把我当成了一个人来对待。母亲倒没有专门找我，只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跟我说了一段话。
我娘说：“以我们家在这儿的关系，将来你考不上大学，我们最多也只能给你在粮站找一个开扉子的工作。”开扉子的意思就是粮站负责开票的。尽管母亲说得不很急切，我还是决定去一趟粮站，看看我的“虚拟的未来”。
按照我的理解，开票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就像一首彩铃里表现的那样：一只翠绿翠绿的圆珠笔，旁一杯翠绿翠绿的绿茶，茶杯套儿是用翠绿翠绿的塑料绳编的……看着外面的长队，很清闲的。但当天下午，当我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直属粮站时，我动摇了。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买米买面的人很少，“开扉子的”是一个瘦弱的男子，他非常困顿地望着天花板，眉毛和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末，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很熟悉的动脑筋爷爷。搬运粮食的工人从他身后穿过，每当有女搬运工过来，他就会转头去淫邪地摸一下她的屁股，然后迅速转身继续望天……
这就是我将来的生活？我会如此困顿无聊地终此一生？正在一个十四岁少年怀疑世界的时刻，瘦弱男突然呲出黄牙，艰难地从鼻孔中拖出一大坨－－翠绿翠绿的鼻屎！并毫不犹豫地把它按在了桌面上……我几乎是一路狂逃回到家，然后，迅速便拿起了数学课本。如你所知，此后我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终于跌跌撞撞考上了大学。
哦！我那被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这次回去，我在学校的大门上见到了这样几个金字：“今天我以母校为自豪，明天母校以我为骄傲”。高考升学率是一个学校最好的广告，也正因为此，我的母校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一万多学生的中学，很多学生都来自农村以及相邻的各县，一万多啊！高三就有24个班，人数最少的一个班级有120人。我看了教室，叹为观止，学生的课桌宽度仅有20公分，每个学生都坐得笔直，父亲的继任者自豪地告诉父亲，每天晚上，这里有七千多人上晚自习，这应该是世界纪录了吧！
对于这些莘莘学子来说，高考是一次集体冲刺，一次集体突围，很狂热，也很悲壮。对他们来说，那座城墙一直都在。 6/24/2006 表和陌生人说话上海版 约的六点半饭局，不到六点，我就下楼，准备打车。
十字路口，木然地站立着很多人，每人手里，拿了一个饮料瓶子……靠，不会是练那什么功的吧！直到我十五分钟打不上车，我才明白，他们和我一样，是在这里等车的。上下班高峰，上海的市中心出租车特别少，像我这样一个外地来的人，唯一的选择就是，等。
半小时后，终于在福州路上见到一辆空车，坐上去我不禁想，车那么少，上海怎么不让出租车调价呢？
话说回来，上海的出租车是我在国内见过的最规矩的。座套雪白，每天都换，司机也带着白手套，透着干净。而且在上海出过这么多次差，从来没有一次挨宰的经历，这让一个在北京挨宰惯了的同志多么的不适应啊！
有一次在上海打车，司机对我说，现在加油站没人，他去加个油，我不同意他就不加，我答应了。在加油过程中，他提醒我已经把计价器打到了“暂停键”上，等开出加油站很远他才重新开始计价，算是对我宅心仁厚的回馈。上海人很精明，很会算计，但从来不会主动占你便宜，这次到上海，我再次领教了。
电视节给我们安排的宾馆在外滩，而电视节的主会场在浦东，每天两个往返，走南浦大桥，每个单程四十五块，正负一块钱，屡试不爽。也巧，会议上发了一份地图，没事的时候翻了翻，嗯？从会场到我住的地方如果走延东隧道可以近不少呢！尽管我对上海的哥们的职业道德没有怀疑，但好奇心让我决定试一试新路线。
执行这次试验的是著名的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师傅，听了我的建议，他不住摇头，说那条路其实很堵的，我说我外地来的，看看明珠塔啦。于是我们一路通畅地接近了陆家嘴，但突然，前面的车再也不动了，我们改成在车海里爬行，尤其进了隧道，车堵得我甚至有了黄浦江水要从上面泄漏下来的恐惧。到宾馆，五十元，而且，比原来的时间多了五十分钟。五十分钟啊，捏脚的小姐都可以翻台了！真是自取其辱。
上海的哥最让我佩服的是，他们从来不主动和你说话，比如我们在路上堵着，司机和平时一样毫无怨言，我能看出他也很着急，但坚毅的嘴角连抽动都没有。我只得主动上去攀谈。
我：师傅啊，你们平时开车都不说话的啊？
他：公司规定，不允许主动和乘客搭腔。
我：我们北京的出租师傅都很爱说话的。
他：是，我去过北京，坐过你们的出租车。
我：……他们说话很有趣吧？
他：是，很有趣。
我：（有点冷）……可以举个例子么？
他：他问我哪里来的，我说上海。
我：（更冷）……然后呢？
他：他就问我“现在你们市委领导班子团结吗？”关他屁事啊。
我：……（寒！）
师傅这才第一次正眼看我，他耸了耸肩，很国际化的样子。车，静静地在车流里缓缓前行。 6/21/2006 同乡牛人 前同事金阳到上海定居快三年了。可能是为了纠正我对上海饮食的偏见吧，昨天他约我吃晚饭。我爽快作答之后，叮嘱一句：“咱们把朱博士约上好不好？”
朱博士朱鸿召，安徽庐江人，庐江那地方出了不少人才，我知道的就有三个。一个是两千年前的一个叫焦仲卿的公务员，家里面婆媳有矛盾，由于当时社会不够合谐，人民群众不够知荣明耻，加上没有妇联做工作，结果两口子变成了孔雀。第二位是煤矿工人出身的前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他是我朋友胥午梅的熟人（哈哈），但当年我们一起做的《远在北京的家》还是被他在大会上骂过，说丟了安徽的人，一点面子没给。这第三位嘛，就是朱博士了。
昨天晚饭就是朱博士找的地方，衡山路上的“杨家厨房”。看到短信上“衡山路九弄”几个字我立刻想到这条以酒吧闻名全国的不夜长廊，进而怀疑会不会又在上海吃到纽约中餐。还好，几道小菜摆上来时，清爽悦目，我的疑虑顿消。
朱博士胖了，脸上的络腮胡子刮的铁青，下巴颏干净得像脚后跟一样，原来在《解放日报》做记者的飘逸形象荡然无存。对了，忘记介绍。去年朱博士从《解放日报》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中心公干，成为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员，搁在二十年前，眼前这位就是著名的罗思鼎或者石一歌啊。我不禁奉承道：“赶明儿博士闲下来，是不是也考虑出个《文化苦旅》什么的啊？”
博士急了：“有文化？那是我们家的狗！”哈哈，朱博士家的确养了一条狗，而且真的叫“有文化”。这是条很小就被遗弃的狼狗，朱博士收养后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名字，还经常带它到办公室转悠。从此，博士身边再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有文化的了，而这时老朱总会洋洋自得地说，我是有文化的朋友。
“你看现在的狗，哪个不打扮得人模人样？”一说到狗，博士两眼放光，“只有我们家有文化怎么看怎么是个狗样子，我就喜欢有文化的兽性。”由于朱狗情感太深，老朱初三正准备中考的儿子醋意大发，多次表示，下辈子希望变成一条狗，不用上学，不用考试，不用挣工资，想干吗就干吗，还有口饭吃。
三年前，因为做节目认识了朱博士，几次合作都非常愉快，后来栏目里不管谁到上海来出差都会约老朱出来喝酒，他成了《见证》的上海接待站，这和朱博士平时比较清闲不无关系。老朱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一个叫“上海思想库”的工程，能够想像得到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上海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城市，至于思想，这里是没有多少思想的。
但朱博士是一个有思想的家伙。前些年，老朱潜心研究延安时期的我党历史，可以说，在延安都没有人比他对这座陕北小城更加熟悉，他不仅对当时那一段历史的考量多有见地，就是说起当年的野史八卦，就能让你时而惊诧、时而恐惧、时而爆笑、时而辛酸。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这些研究成果很多并没有能够出版，我也没能饱读其全部，然而一些片断已足以让我震动。比如有一篇叫《只读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在网上只能搜索到目录，我也不便在博客里说得太多，有心的朋友可以从林贤治编的《人文随笔2005秋之卷》中读到。
该说吃的了。昨天我们三人享用美味的餐厅座落在一幢旧式的别墅中，此前我到过类似的洋房餐厅有两个，一个叫“席家花园”，一个叫“吴兴花园”。前者环境好、名气更大，后者菜品更好，两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满为患。
昨天的“杨家厨房”人倒不是很多，而且菜做得十分地道。“米西”（苋菜幼苗）碧绿鲜嫩，浇头的高汤火腿的鲜味若即若离，恰到好处。青豆泥（甜品）绵甜爽口，既有充分的动物性（估计用猪油煸过），又没有腻的口感。两道主菜是酱肋排和目鱼大烤烧肉，浓油赤酱，从形色味各方面满足了我追求正宗上海菜的虚荣心。
带着味觉的满足和对美食判断的自信，我举起酒杯：“谢谢博士，请我们来吃如此地道的本帮菜。”“别客气，”朱博士一脸肃穆，“不过你搞错了，我忘记告诉你，这家的大厨是从台湾来的。”
崩溃！你说，他还在宣传部混，咋这么不会说话涅？ 6/19/2006 上海电视庙会 有次康健宁当着我面给高国栋打电话，祝贺他在四川国际电视节拿了奖。客套一会之后，老康一脸坏笑地说：“老高啊，你怎么总在国内拿国际奖啊？”
要知道，康健宁是我的朋友里最阴险的一个，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十几年前，我的确得过两次所谓的“国际奖”，也都是在四川电视节上。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了电视节的常客，每次都能收获一大堆名片。而国内的电视节只有两个，上海和四川，不过，人家已经把“国际”两个字拿掉了，比如这次的上海电视节。
电视节实际上就是电视界的庙会。在浦东的新博览中心，各家电视台设了很多摊位，水产、蔬菜、豆制品……各村的同志也都来了，红男绿女，煞是好看，2006上海电视节（没有国际）就这样开幕了。
和许多村里的后生一样，在这个大集贸市场中，我漫无目的地游走，见到貌似相熟的邻村姑娘便深情地拥抱，表情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此同时，迅速在大脑记忆存盘里键入“搜索”：这小娘子是哪个村的，叫什么来着？
我是一个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记不住别人的个人信息。前几天参加黄珂的生日PARTY，二百多人，呆了半小时我就想跑。现在在这种几千人的场合里，让我如何待得下去？我要是高衙内也行了，在庙会调戏个把林娘子，但据我观察，这里的同志看上去更像孙二、扈三。
其实来电视节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做生意的，买卖节目；另一种就是做交际的，混个脸熟。而我，的确有点十三不靠。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每次电视节，公家都会不交待一点任务就把我派来，总不能展览自己吧，我个人理解，估计，也许，恐怕领导还是让我来收名片的。
你不得不佩服上海人办事的精明，在乱糟糟的交易大厅的一角，有几间小格段，在那里，可以免费看到这次电视庙会“白玉兰奖”所有入围的影片。我像捡到宝似的先挑了一部片子，文献历史类，《肖像摄影师》（The Portraitist ），波兰的。
这部影片讲述了六十年多前一个摄影师的见闻。当年这个叫格罗希的人像摄影师曾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他拍摄了大量的囚犯和纳粹党卫军的肖像。今天，幸存的格罗希看着这数百张肖像照片，回忆往事，每张照片都有着生的呼唤和死的残酷。纪录片的创作者用这样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表现二战的历史，可谓别具匠心。当现在的电视观众面对着这些黑白陈旧而又略带模糊的肖像照时，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受到震撼的。
影片中不时出现多张面部照片的连续叠画，速率由慢而快，一双双眼睛在讲述人平静的叙说中变得充满恐惧。片子由格罗希复原的一个个细节构成，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即将走上“死亡通道”的犹太女孩坐到照相机前，她向格罗希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在拍摄“标准囚犯照”之后，能否再拍一张上半身的照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艺术照”！“我带了眼纱的。”姑娘说，她甚至提出来把胸露得再多一点。这是个即将去天国的少女在临终前的最后要求，照片的一双眼睛流露的是最美好的渴望。
“我无法忘记那一双双眼睛，”在影片的最后格罗希说，“它们会一直陪伴我，直到我死！”
在如此喧嚣的农贸市场里看如此深沉的影片，还是英文字幕的，我没法不佩服自己以及自己抱残守缺的历史纪录片。
市场关门的时候，在如潮的人海里我见到了两个真正的熟人，都是十几年前拍纪录片认识的，一个是浙江的倪政伟，一个是云南的李鸿宾。老李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也是狂热的纪录片爱好者。我知道从上个世纪他就开始投资两位纪录片人，在云南中缅边境的山沟里跟踪拍摄一个哈尼族村庄的变迁，前年才完成前期拍摄。一见面赶紧问此片的情况，“还没有最后完成，”老李说，“老拍纪录片没钱啊，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在做电视剧，马上我们的电视剧《聂耳》就在你们央视一黄（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这次在这里销售也是不错的。”
倪政伟还是我在《地方台30分》认识的导演，前几天他摇身一变成了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还强兼了总经理，“开始做电视剧了，”伟哥，不，倪董事长腼腆地说，“目标是进军央视一黄。”天哪，怎么都改行了？这对我的刺激太大，索性我也改吧。“倪董，你们需不需要群众演员，我来演个小角色……床戏也行……哪怕只演床呢……”
被我的真诚打动，倪董晚上在豪华的“六号馆”请我吃了顿饭。妈的，拍电视剧和拍纪录片吃饭的地方都不一样。
不过，这家名气甚大的馆子，菜品相当一般。我曾经跟很多人说过，“本帮菜”现在已经是“末帮菜”了，由于上海国际化程度太高，现在上海的中餐和纽约的中餐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道水晶虾仁，居然能从里面吃出奶腥味！国际化不是这样的吧？
说到菜，总要多讲两句。汉民族自古以农耕为主，所以几大菜系里你很少见得到用奶做原料或调料的，更不用说菜品里吃出蛮夷的奶香了。不信你看《随园食单》，十二部分菜品，仅仅在第十部分中“烧饼”和“面茶”里使用了奶制品（还不是奶self）作配料，而这部分的名字还叫“点心单”。中国菜就应该是纯正的中国味，在中国菜里吃出cheese味，估计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汉人都要“气死”。
当然也有例外。我的朋友梁碧波就是个汉人，但从去年开始，他迷恋上了新西兰进口奶，每次一边啧啧有声地吃，一边还说，“suck breast，安逸！ ”不过我怀疑他吃的奶，更大的可能是人奶。
有时候，人想改变自己挺难的。吃饭是这样，其它也是。
《肖像摄影师》剧照 6/17/2006 哈哈，接着转！俺家师妹写的
6/15/2006 转：王小山叔叔在德国的直入式抱倒老榕按： 王小山到目前唯一能看的专栏，比ZLY好很多！推荐！
6/14/2006 博客不更新的原因 1 、世界杯期间，写博客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有那么好看的球赛。
2 、球赛多在夜间进行，那是我平时加班后休息也就是写博客的时间。小组赛结束，也就是六月二十三号，博客自然会更新了。
3 、今年本来也不想看球，但有天在电视里看到总理跟一个德国中年妇女早起遛弯儿，总理说，他会半夜里起来看球。为了陪总理熬夜，我决定看球。
4 、我看球是傻看，看完睡觉，不再理会关于球的事儿，也不会写，哪怕是再碎的碎片。
5 、我非常佩服写专栏的人，尤其佩服写球评的人，对那些每天给书家报纸写专栏的家伙，我是六体投地。和写字的同志相比，我觉得我在享受足球。
6 、写专栏的同志不易，比如老六、刘原他们，你们又不象LYC，全靠自己写，希望药引子同志们保重你们的肾。
刘原N年前的文章
妃子的药引子：精壮男子数名——专栏之痛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完了，黔驴技穷了，江郎才尽了。这是前些天偶然想到的一个选题，当时心想哪天写不出专栏了就写码字的艰辛来骗稿费，孰料马上就派上了用场。像这样寅吃卯粮，充分说明我很有当败家子的潜质。 写不出专栏的原因有很多种。我仿佛看到南京的老克编辑用鹰隼般的目光逼视着我，而我只能用电视广告的语气期期艾艾地说：做男人，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身体不对劲……不过这倒不是搪塞，最近广州像一巨大的火锅，把上千万劳动人民一通闷炖，那个热，我估摸桑拿馆都倒闭了--大伙都在享用免费的。老汉我每天睡觉都要被热醒几次，加快了年老色衰的速度。走在路上，我尽量把舌头伸得长长的，看起来像一只发情的公狗，不过书上说这样有利于散热。 我深沉地拖着舌头踱来踱去，还是犯晕，只好坐在电脑前继续枉凝眉，愁肠不仅百结，还拧成了大麻花。我开始深深理解起一位妓女的苦痛：据说台湾有个女作家为了体验生活，毅然下海做鸡，想不到赤条条被警察捉到。我揣测她其实是写干了，想寻些灵感。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台北和广州一样热，她约了一位男士一齐去宾馆叹空调，空调不够力，于是他们脱了衣服再叹。叹空调也会被抓，台湾警察真是霸道。 比较怪异的是那女作家总共也就写了5万字的作品，居然这么快就榨干了。老汉我制造的文字垃圾何止百万，迄今都没去做鸭，可见我是多么爱惜羽毛。当然女同志写文章也着实不易，譬如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阿姨在我们报纸上开专栏，起初四五百字，然后两三百字，末了一百字，像一个声音愈来愈微弱的即将圆寂的老尼。若不是前些天重温《霸王别姬》时发现她竟然是编剧，我差点要鄙夷她了。你不要以为大陆表叔的稿费很好骗就短斤缺两，广大读者的眼睛是贼亮的。 那天给朋友连岳打电话，这厮想过快活日子，去年离开《南方周末》去鼓浪屿隐居，他向我抱怨说：每个月要给七八家报刊写20多篇专栏，比上班还累。我怜悯地说：注意身体，保重肾，你好，她更好。 我这句警世钟是有出典的。风传江湖上一名记，稿纸等身，名声显赫，可怜一彪型大汉，越写越肾亏，虽然名利兼收，但他越好她越不好，终于老婆跑了。这事提醒了我们，写稿也会写得家破人亡。 狗急会跳墙，专栏逼急了会瞎写。那天翻《南方周末》的专栏，在沈宏非的写食专栏下边，赫然是乔纳森的《吃屎的文化》，睹物思人，具体内容我就不推介了，不然女同志读到这里就会干呕，很容易背上未婚先孕的黑锅。总之，乔纳森之于沈宏非，犹如厕所与餐馆毗邻，棺材店与婚纱楼为伍，让你爽呆的同时直面惨淡的人生。当然作为码字骗钱的写手，我很清楚乔纳森是被杀千刀的编辑给逼急了。 《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曾跟我说过他以前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的苦刑，每天都要写，一写上千字，坚挺了40多天后终于绿着脸抱头鼠窜。我也观察过，在《南方都市报》上开专栏的写手一直走马灯似地换，不由想起了一个古代笑话：宫里数名妃嫔苦盼几年，都等不到皇上的甘霖，那叫一个旱。眼看着全都病恹恹的，太医来了，开出一张旷世药方：精壮男子数名。妃嫔们问这是啥，太医说：药引。 几个月过去了（此处删去五千字），宫女在墙角发现几个枯瘦如粉仔的倒仆男人，问妃嫔：这是啥？那丰润逼人媚光四射的妃嫔笑眯眯答曰：药渣。 回到本文的中心思想，我想告诉你的是，但凡写专栏的，都是人渣--被榨干了。 6/8/2006 用身体怀念重庆 和很多男人一样，离开重庆一周了，我的身体还怀念着那里。和很多男人一样，重庆在我的下半身留下了印记。和很多男人不一样的是，我下半身的印记仅仅是指那坨小小的痔疮。
十几天前，当我拿到去重庆的机票的刹那，我就感受到了身体里的生理反应，笃、笃，像敲门那样的声音，好像在提醒我说，“要去吃辣啊？小心我整死你！”我不以为意。
如你所知，一下飞机，我直奔南山的月轩火锅，爆搓了一顿鸭肠。火锅的味道就不摆了，重庆人也很少像北京人那样假模假事儿地点那种带白汤的鸳鸯火锅，全部红汤！重庆人太爱吃辣了。我爱重庆。
西南地区的人民怎么能把辣椒烹制得如此美味呢？没有辣椒之前他们又吃什么呢？虽然我的一个川籍领导曾经指出“四川人从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就开始吃辣椒了”，但我知道辣椒传入中国不过是明朝时候的事儿，在此之前，甚至连“辣”这个字都很少出现。
远古的中国人更能接受的是一种叫“辛”的味道，大概就是姜的味道，后来味觉丰富了之后，他们也吃辣，不过代表性植物是茱萸，至今在广西云南一带，少数民族的泡菜坛子里还能找到它的身影。那时候吃茱萸的地域性不是非常明显，你肯定听过“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说法，意思是九月九号那天，山东某地的辣味聚餐我没能赶上－－这说得有点扯了。
那天吃完火锅，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有痔中年，下身似乎装上了一个螺旋浆，随时有腾空的欲望。后来到巫山，酒菜里也总少不了辣。再过两天，回重庆的途中，在万州吃了包面，那螺旋浆几乎改成了喷气式！
还没到重庆，小魔女周卉就在电话里说，“快来啊，吃青蛙”。周卉是我在重庆的朋友里嘴巴最馋的一个，每天和老公四下寻找各种美食，好在劳动强度不大--在重庆，找一家好吃的饭馆就像在解放碑看到美女那么容易。
青蛙一上桌，三大盆，酱爆、水煮、干烧。酱爆的不辣，水煮的中辣，干烧的爆辣，在用筷子尖儿分别进行了可行性调查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把干烧当成了主要消灭对象。几十只青蛙错落地分布在比它们还多的调味料中，典型的重庆江湖菜。
江湖菜和重庆人的性格很像，刚毅、火暴。当年重庆还是四川的三姨太的时候，重庆人就瞧不上成都人，总觉得成都人不够雄起。比方说，街头上两个人发生纠纷，重庆人已经打完在地上拾掇脑浆子了，成都人的袖口还没卷到第三层。前几年，重庆终于升为直辖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去成都的路口粘了一个标语：“欢迎四川人民来重庆作客”！作了正房大太太的重庆直辖市，市容市貌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重庆的江湖菜也成为这里的标志之一。
所谓江湖，主要的意思是和名门正派有所区别。比方说，我们平时吃饭都讲究个前后顺序，从喝汤，上凉菜到荤素搭配的热菜，最后再来点儿水果垫后，一道道的程序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江湖菜就不同：咣铛一下，一大盆生龙活虎的菜就杵在你面前，没有任何预热就直接进入火辣辣的正题，这种直接而且生猛的味觉刺激往往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艳。
这有点像古典小说里的打斗场面。官府菜是两军对垒，先要来将通名，假装客气一下，然后再真刀真枪地比划。江湖菜则是绿林好汉，走将过来照你面门就是一锤，粗暴得可爱。
新影厂吴琦处长的评价更为精确，他认为，官府菜就像两口子办事儿，铺好床，洗干净，钻被窝，整点儿前戏，闹好了，有那么点儿小情趣，整得不好，也就嘿咻嘿咻了事，翻身睡了。江湖菜则像是搞婚外情，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欲望，直奔主题，汗水，呻吟，疼痛，尖叫，宣泄……直到疲惫不堪。
我终于被两大盘青蛙招呼得疲惫不堪，这家饭店的主打菜水煮魔芋泥鳅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也就在这时，我感到了身体里火车鸣笛般的刺痛……
周卉见我停下筷子，忙把第二天的机票递了过来，我和儿子的。“要不退掉一张得了，我自己飞吧，”接过机票，我对小魔女说：“我怎么觉得我身体后面已经安装了一个火箭助推器呢?”
6/6/2006 798的天空 一干人吃完了天下盐在798院子里游走，说是欣赏欣赏艺术顺便陶冶陶冶情操。
渥德杰夫走在最前面，“典型的包豪斯风格！”杰夫同志大声说，“我们家乡的。” 渥德杰夫是德意志人，为支援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开发房地产。一同来的还有他的漂亮太太伊力奇，为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杰夫给老婆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罗母。
美女罗母睁着她无知的双皮大眼：“啥子叫包豪斯？”狗大大从胁刺里冲将过来，说，“包豪斯的意思你都不懂？领导干部包二奶，干部子女包工程，艺术家就包豪斯，这就叫门前三包。”渥德杰夫赶快制止，说，“其实包豪斯是一种建筑风格，比如说，纽约的帝国大厦…… ”
听着渥德杰夫的解释，看着琳琅满目的各色招牌在798的夜空中写满了“艺术”两个字。其实，不过五十年的光景，这里曾经是另外一番模样。
回到办公室，我备了备课，准备下次对他们进行历史常识教育。
进出历史的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东德人施工的一大片线条明快设计简洁的厂房突然出现在北京东北郊这块叫酒仙桥的地方。他们正在建造的不仅仅只是厂房，也是北京乃至中国的未来。当时，这里叫电子城，它们一概以为718、738、774、798等数字为代号，是当时代表最先进科技的军工企业。新中国的第一只真空管、第一个集成电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话交换机等莫不诞生于此。
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是显摆我的知识渊博，博闻强记，所有的资料背景其实都源于我们正在制作的一个系列片，这个系列片讲的就是北京这个叫大山子的地方的变迁。
这部片子的编导叫李红，和我是校友，在学校我甚至还教过她两天课。那是我第一次走上讲台，紧张得找不到黑板，至于她有没有去听课自然也不敢保证。毕业之后，和李红更多的联系是通过她的男朋友李小山，那是一个相当资深的纪录片导演，也是我的朋友。1996年的时候，一次遇到小山，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帮媳妇拍片子。”我听着诧异，“谁？你女朋友换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李红是一个能躺着就决不坐着的散漫女孩儿。
后来，李红的片子出来了。一天，蒋樾不客气地跟我说：“你看看人家李红拍的小保姆，那才叫做纪录片。你的《远在北京的家》，那叫什么呀！”蒋大师的话让我对李红刮目相看。尽管至今她也没给我看过这部片子，但我从很多纪录片研究文章里经常读到了对这部叫《回到凤凰桥》的纪录片的介绍，片子记录的是几个农村女孩在北京的打工生活，为此，李红和她们共同生活了三年。后来这个片子在“山形”得了大奖，而且被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去年，李红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导演工作，到《见证》栏目报到。不久，她跟我谈了一个选题，是关于798的。李红过去长期在《美术星空》工作，对798的当代艺术了如指掌。因为是“新人”，我特地叮嘱她能否把今天艺术的798做得更有厚重感，更有变迁意味。李红没说什么，走了。
一个月后，她交给了我一个将近两万字的拍摄提纲，我仔细读过，真是抽了我一个机灵，我不知道，在今天798那浮华的艺术面孔背后，竟然有那么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
在李红的策划案里，今天的798变成了一个隐喻，色彩斑斓的幻象背后埋藏了几代人的生命历程。如果让我很确切地用文字语言描述这部片子的话，显然文字是苍白的，我不妨说一说读完文案那天晚上我的梦境，或许你能嗅到这部纪录片的某些气息：
^一个摄影家用高压水枪冲洗空置厂房的墙壁，“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露了出来
^大标语下，五十年前的工人们在机床前工作，突然，他们排成了一队
^吴文光带领的农民工舞蹈团在原来的车间跳舞
^车间变成中山公园音乐厅1961年北京市工人文艺会演
^那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第一代工人，他们用舞蹈诠释着自己，诠释着整个工人阶级，舞蹈的名字叫《欢乐的青年》
^一个女舞者脸上渐渐生出了皱纹，今天，她在电子城宿舍区和一群老人面无表情地晒着太阳
^另一位老人玩着手中的健身球，他曾经是电子城篮球队的中锋
^健身球变成了当年的篮球，北京市工业系统篮球赛，电子工人队获得了冠军，前锋投篮，进了
^篮筐兀自在动，透过篮筐，洪晃和一堆闲得蛋疼的人在弄他们那个叫《乐》的杂志，杂志编辑部就是张永和在原798篮球场的基础上设计的，篮球架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到了午饭时间，杂志的工作人员去另一个由车间改造而成的餐厅吃饭
^这个钟点，1960年的工人们已经离开食堂，这是他们第二次降低自己的粮食供应定量，男工们显然没有吃饱，但他们在做电子管
^最大的电子管像煤气罐这么大，为的是增大功率，向台湾广播
^另一拨工人在全国各地寻找制造电子管的必备原料－石棉，终于他们找到了原料
^一列火车载着石棉和工人回到北京，经东直门从工厂自备的铁路开往电子城
^事故发生了，铁路在798的厂区前突然消失，一道高高的围墙阻断了他们，工人们四处张望，铁道两旁已经盖起了叫MOMA或其他外国名字的商业住宅小区……
在梦里我简直分不清哪是今天，哪是从前。醒来时，我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梦记录下来，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很可笑，感受实际上是李红的文案带给我的。从东直门到大山子，确有一条已经废弃的铁路，工厂改制之后，火车的汽笛早已消失……可贵的是，李红用纪录片为我们修建了一扇可以进出历史的门，让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今天的浮华，更能看到往日的沧桑。时间的是伟大的，也是残酷的。
在李红的文案里，凡涉及历史的每一个段落几乎都表明了源自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某部影片，甚至精确到盘号。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另外一个人，她的名字叫舒世俊。
1990年，我结束了一年的农村教书生活，回到电视台总编室报到，办公室刚刚腾出了一张办公桌。同事告诉我，办公桌的主人叫舒世俊，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刚刚退休。我们看到的元帅授勋仪式、领袖在十三陵工地劳动、尼克松访华都出自她手，当时我对她无比敬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每当有兄弟党的领导人来华访问，政府都会安排他们参观798或者718这些电子工业的工厂，以显示中国的科技和生产能力。每当此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都会派出摄制组随同拍摄，那时，舒世俊就是最常出现在这里的女摄影师，她也是李红的母亲。
在李红查找电子城历史资料影片的时候，舒老师给了她很大的支持。新影厂资料库检索方式非常落后，经常出现影片找不到的情况，这时李红就会拿起母亲五十年前用过的笔记本，说出拷贝编号，老一代人严谨的作风的确让今天的年轻人汗颜啊。
在舒世俊做记者的时候，电子城是北京乃至中国最牛B的地方，工人的待遇、工作环境也是全北京市最好的，用他们的话说，劳保用品都是名牌，能在这里当工人难免有一种由衷的自豪。
而今，这里已经被松下、摩托罗拉等企业以合资的名义进驻，工人们回家一批，剩下的也就当个看家护院的物业。更多的北京人已经不知道电子城而只听说过798，甚至三年前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12大国际城市的理由也是因为798艺术区，《美术星空》的编导更是把这里当成了采访基地。
同一片建筑在两代人的眼睛里呈现出的是不同的生长状态。昨天和今天既有深深的沟壑，又像历史这扇大门的正反两面，它除了能告诉我们容颜的更改，更能让我们体会出许多更深层次的内涵。
在798的空气里不仅有前卫的艺术气息，也有沉厚的人文关怀。这种这种关怀是两代人、跨越了五十年的凝视。对这部纪录片我心存期待。
6月6日的6条短信 狗大大的短信：06年06月06日06时06分06秒是个千年等一回的美妙时刻，在此吉祥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谨祝你顺顺……
改编：有奖竞答－－06年06月06日06时06分06秒是个千年等一回的美妙时刻，在此吉祥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老6会干什么？
转发6人。回信如下：
三表：老6会说，许6个愿吧。
可研：一组画面六个分镜头 1、喝高 2、伸出兰花指 3、说台词“讨厌” 4、手摸胸部 5、哼哼 6、眼神涣散皱着眉头慈祥微笑。
王小山：把天哪天哪天哪喊66遍，高潮中睡66小时6分6秒，醒过来吃6个66粉馒头。
刘原：老6除了拉着自己老婆睡觉庆祝天赐吉日之外，别无它计。
罗胖：肯定在和6嫂睡觉，是真的睡眠，所以是66，不是69。
老六：6里桥坐6路，虎坊桥换66路，到前门6必居，用6必治刷6遍牙，给6个人送6本《读库》0606。
我倒是觉得老6在6月6号下午6点请6个人喝6瓶啤酒的做法比较靠谱。
6/5/2006 小调 今天《龙脊》总算播完了，我真的感觉了结了一桩很大的心事，但龙脊那片大山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当初被龙脊吸引，除了仙境一般的风景之外，最难忘的就是那里动听的山歌。第一次进山，吃罢晚饭，大家围在火塘边听一个瑶族姑娘唱山歌，我脸红心跳：
哥哥生得白又白
脸上冒着桃红色
蓝衣套着青衣袖
难怪妹妹舍不得
我听过表扬的话，但从来没听过这么没原则的表扬，岂止是没原则，简直是颠倒黑白！我听得骨头都酥了。
后来到村里住下来才知道，这地方的山歌还分男人和女人。男人唱的类似于长调，歌词内容是这个民族的迁徙史，用瑶话演唱。故事内容由一人主唱，众人分多个声部叹唱。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山里女人唱的小调，主要的原因是歌词听得懂，标准的桂柳话，就是《刘三姐》那种，曲调却比《刘三姐》更加婉转哀怨，悠远绵长。孩子们也唱山歌，曲调和女人类似，但歌词却活泼得多，比如：
小小娃仔穿红鞋
扑里扑踏上街来
爷娘问我去哪块
到我田中看水来
有一天，两个女子来找我，让我帮她们写封书信，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一个要和丈夫离婚，让我写的是离婚诉状。我说，好，我可以代笔，但她却表示讲不来，只能唱。于是，便唱：
哥哥命好住河南
妹妹命苦住高山
苦命妹妹高山住
见天容易见哥难
桐子花开一片白
哥没良心太不该
架桥本是哥来架
拆桥也是哥来拆
架桥本是哥架桥
杀人也是哥拿刀
刀砍妹身只流血
刀砍妹心妹煎熬
……
一共二十四首山歌，回顾了她的婚姻史以及丈夫的绝情。当然，后来我还是用格式文本给她写了诉状，同时我也搞懂了一件事，这个粮食都不够吃的小山村是富产山歌的。
其实，这种乡村俚调很大程度上源于男女之情。我很小的时候，在家乡就听过那首著名的《摘石榴》：
小奴家在院里头摘石榴
哪一个讨债鬼隔墙扔砖头
将将巧巧
砸在了我的头哎哟
你要吃石榴就拿了两个去
要想谈心你跟我上高楼
何必在此
砸我一砖头哎哟
这次回安徽，在地摊小报上，又见到写着“安徽当涂民歌”的歌词：
大姐长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够生猛！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么直白的汉人民歌，也不知道怎么唱。据说三表在研究原生态民歌，下次找他打听打听。
《龙脊》的主角潘能高，他的母亲是龙脊十三寨远近闻名的美女，嗓音和歌声也是一流的。她会唱很多歌，我们的录音师曾经用纳格拉录音机给她录了六个开盘带。但她给我们唱的都是开门迎客、四季更迭以及猜谜语的小调，最精彩的情歌却没有涉及。其实我们也听她唱过“妹似路边凉井水，救了几多口干人”之类的经典小调。
前年我回小寨村的时候，潘能高的妈妈已经被深圳请去长达一年的时间，在那里的中华民俗村“表演”唱山歌，就是说被当作标本“保护”了起来。与此对应的是村里会唱歌的人却越来越少，我在这里居然能教小朋友唱当地的山歌：
小小妹仔爱唱歌
别人嫌我嘴巴多
从小得吃糖泡饭
嘴巴甜来会唱歌
不过十年时间，孩子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调调了。
拍完《龙脊》之后，我几乎无助地迷恋上这里的民歌。那时候我特别崇敬刘半农、周作人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搞起的那个“到民间去”的文学运动，我专门到北图去查阅了大量他们当年搜集的民间小调的文字，但文字记录的只是歌词，那歌声或许永远地消失了。为此，我冲动地写了一个策划案，想拍一个关于中国民歌的纪录片，名字想好了，叫《长歌行》，但这个想法被魏大爷扼杀在摇篮中。
前不久，文化部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希望和我们合作，去谈了以后才明白他们希望我们就在北京拍这些展览。我坚决地拒绝了，庙堂之上怎可能是乡野小调呢？ 想起我读大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一个维吾尔族同学，会唱一堆类似的小调，比如：
爱你爱你真爱你
请个画家来画你
把你画在冬不拉上
抱着冬不拉就抱着你
哦 sigi nasika aza aza
sigi nasika joni baza
sigi nasika 新疆丫头子啊
N多年以后，听到刀郎翻唱这首歌，操，比我同学差远了。民歌是经不起翻唱的，就像喝最好的龙井茶永远要用虎跑的泉水泡制，或是吃最好的蘸水蹄花肯定在成都南门的一条巷子里一样，民歌是离不开那片水土的。所谓文化我觉得更应该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生态系统，绝不可能把其中的某一项单独抽出来示人。如果民歌都和现在的北京四合院一样成为非常孤立的“标本”，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看看，我又扯远了。不早了，睡吧。
睡了吧
明早起来种油茶
哥种油茶妹种豆
油茶结籽豆开花 6/4/2006 热爱法国，热爱纪录片 十几年前就掺和过纪录片的温老大温普林，曾经给上海《艺术世界》杂志写过专栏，我记得其中一篇谈的是法国人类学纪录片，文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几个非洲留学生在巴黎学电影或是学纪录片，他们学到了“新浪潮”宗师让.鲁什的课程，上课观摹《猎河马》、《我这个黑人》这些影像人类学经典。作为现代的非洲青年，看到自己的先辈被问及那么多私密的问题－－“你有几个情人？”“你的size是多少？”“多长时间做一次爱？”“每次做爱多久？”－－他们在大开眼界的同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在接下来的实践课上，几个黑小伙，扛起摄影机在巴黎第六区高尚住宅的楼群中挨家挨户敲门、采访，问题的格式完全拷贝当年鲁什的问话，“你有几个情人？”“你的size是多少？”“多长时间做一次爱？”“每次做爱多久？”……片子剪辑出来，在一家艺术影院放映，很多看了广告的巴黎艺术家、电影人慕名前来。看到熟悉的街区，熟悉的建筑，听着那些问话，巴黎同志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写到此，温老大用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段子结尾：一个人不小心把假眼吞了，而且拉不出来，就去找肛肠科大夫，大夫扒拉开一看，吓了一跳：“靠！我看了一辈子屁眼，今天怎么被屁眼看了？”
呵呵，这就叫乱拳打死老师傅。法国是多少纪录片人心中的圣地啊，这不？法国纪录片展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乌泱乌泱的文化人都来了。
这次影展将放映31部法国经典纪录片，光看目录就让人流口水。据说两年前凌子风的儿子凌飞就开始运作把这些电影弄到中国来放，今才天终于成行。电影资料馆的单万里研究员担任此次活动的国内总操持，为此他已经把单万里的博客变成了本次活动的官方网站。
法国人特会整事儿，开幕式在西单文化广场露天举行，透着法兰西式的浪漫。我和我台法语台花小宋到达的时候，会场里已经站了上百坨人，同志们四处打着法国招呼：“笨猪（bonjuor）！”一转眼，小宋就扎到法国帅哥堆儿里亲嘴嘴去了，我只得悻悻地找了一杯很香的槟，然后很装逼地站在那里想事儿。
法国电影尤其是法国纪录片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一九八六年底我的实习作业曾经被伊文思骂过（见旧文），和大师就那么一次见面，我不以为耻地张扬过许久 ，可见当时对我的触动。后来拍《龙脊》之前，在司徒兆敦家看了候咏、吕乐摄影、法国人导演的《怒江，一条迷失的山谷》，这个片子改变了我原先拍《龙脊》的许多想法。○三年，大师让.鲁什在非洲遭遇车祸逝世，我在巴黎法国人类学博物馆他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可见，对法国肛肠科大夫我和许多中国同行一样充满了景仰。
开幕式上，给这次活动出钱的民生银行的一个鸟人说了很长很长的话，结果老天爷都不耐烦了，小雨开始稀稀落落的飘下，工作人员赶紧给大家发一次性雨衣……哇，新闻通稿都有了：二○○六年六月二日晚八点，法国纪录电影在北京的风雨中拉开大幕，人们站在雨中仰望艺术，远远望去，象一堆巨型安全套……
这些热爱法国、热爱纪录片的人们。
〔旧文〕谒伊先生墓 2003/4/3
陈晓卿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个叫萨特的法国人的影响。所以这次到巴黎参加人类学电影节，我特地带着两个小兄弟去了圣日耳曼大街的萨特故居，在著名的“花神”咖啡馆，假模假式地叫了一杯ESPRESSO，享受着巴黎初春的阳光。整得小兄弟直感叹自己成了文化人，感觉和香榭丽舍大道上疯狂购物的旅行团成员拉开了档次。 瞻仰完故居，下一站自然是拜会萨特现在住的地方。萨特同志和她的革命伴侣波伏娃同志现在摞在一块，住在一个叫“蒙巴纳斯”的公墓里，进大门左手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墓碑上雕刻着他们俩的名字，墓碑下摆满了鲜花，以及各种文字的留言。你不得不佩服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墓园文化”，死人和活人混杂着住在城市里，给人的感觉是死者并没有走远，还生活在后人的中间。墓园里一点儿阴森恐怖的气氛也没有，你能看到市民们悠闲地徜徉在墓碑之间。当然来这里的游客也非常多，他们都和我一样，在找着自己悼念的对象，像玛格里特•杜拉丝、波特莱尔等，他们都和萨特同志住在一个“小区”里。 即将离开的时候，墓园导游牌上的一个名字改变了我们的行程：Joris Ivens, film maker。伊文思，他居然也在这里！这个名字让我一下想起了许多往事。 1986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他的收山之作《风》，应广播学院之邀，他与老师们进行了一天的交流。我作为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见面会，会上，放映了我的毕业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这是一部让我至今想来脸红的片子。节目中有一段给新兵过生日的场面，那个新兵被战友们的热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看完片子之后，伊文思质问我，当时那个孩子哭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大概十分钟吧。他接着问，为什么在片子里只有不到5秒钟的时间？我无言以对，喃喃地说，这个镜头是特写，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来说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伊文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为什么不能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交给观众呢？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振聋发聩，如果说伊文思的那堂课让我真正入了纪录片的门丝毫不为过，而且它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 1991年，我已经是《地方台30分钟》的值班编辑，每天协助领导审看和编辑来自各地方台的专题和纪录片节目。一天，高峰带来了一位宁夏台的编导，这个叫康健宁的编导一直阴沉着脸。他带来一部叫《沙与海》的片子，按照常规，组里的编辑们和领导坐在一起审看这部纪录片。说实话，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看到让我真正感动的节目。看完片后，组里的一位老同志提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修改意见，认为小女儿在沙漠里滑沙子的一段太沉闷了，或者把镜头减短，或者加上“抒情”的解说词。这时，我看见康健宁阴沉的脸上已经写满了阶级仇民族恨，不知道为什么，我脱口说除了伊文思的那句话。 其实，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这也是纪录片拥有它独特魅力的地方。我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所谓“创作经验”强加给另一位创作者。比如我的手下就有一个叫田小资的DV青年。有一天，她发烧了，吃完消炎药之后，便对她家楼下的拆迁居民产生了兴趣。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台家用摄像机，准备实现她的DV梦想。到了现场之后，突然她觉得没法下牙了，于是给我打电话，问我这类纪录片应该怎么拍。我特别诚恳地告诉她，把你看到的，你感兴趣的内容录下来，直接交给观众。此后，她日复一日地拍摄着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并且乐此不疲。我觉得她已经离自己的梦想不远了。 伊文思一生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思考转化为几部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在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显然不会记得在他八十八岁的那年曾经和一个中国青年说过的短短的几句话。但那几句话的的确确影响了那个中国青年对纪录片的认识，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影像的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在离开蒙帕纳斯墓地的时候，我和同行的小兄弟在伊文思的墓上郑重地放了一捧鲜花。走出墓园，已经是中午时分，巴黎人悠闲地带着狗散着步，大狗在叫，小狗也在叫。
开幕式照片转贴自曹美女的博客光着梦想 6/2/2006 节目预告今天夜里，不，准确说是明天凌晨，《见证》即将播出《龙脊》 ，一共三集，这将是《时间的重量》系列最后一辑的播出。
《时间的重量》是二○○二年底开始操作的，我也几乎动员了纪录片界我认识的所有朋友加入到这个系列中来（遗憾的是鄙台新闻中心的好片子因为操作的原因没能进入）。目前这个系列已经播出了六十多集节目，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关于《时间的重量》，我曾经地写过一篇煞有介事的长文，后来还在肖博士的怂恿下，根据这篇文章编辑了一期节目作为这个系列的序篇（见下），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时间决定了纪录片的厚重感，但时间也是残酷的，记录者在记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老去。对于历史来说，人的生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在这个瞬间里，除了记录，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哈哈，像个愤青加文青。其实，当你站在你曾经熟悉的地方，你会想起很多事情，但都是一些很具体的，很有趣的场景。你会追忆自己、奚落自己、原谅自己……这次《龙脊》播出，我就想起了很多事。
十二年前，我拍这个片子的动机说来好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安徽小保姆的纪录片，播出后很多朋友和同学指责我说片子摄影太差，简直丢了老师的人，毕竟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婚纱摄影专业学习过七年，手艺不应该差成这样。为了不再丢人，我决定《龙脊》的摄影主要是由我来担当，片子剪辑完了之后，趁热拿到了朱老师家，就等她说出“摄影不错”四个字，结果直到今天她老人家也没说。
在哪里我都忘不了吃。记得当时我们在山里，村民家都断了粮，吃东西很困难，我们的图片摄影李亚石曾经是二级厨师，他花了十块钱从老乡手里买了一条五斤多重的蛇给我们打了牙祭，结果这十块钱引起全村的轰动。第二天一早开门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七八个老乡站在门外，每人手里都拎了一条巨大无比的蛇……
在龙脊每天吃米饭，有一次我把带的面粉打开，准备自己和面烙饼，一群山里的小朋友围在我旁边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然后是哄堂大笑。我问他们笑什么？一个小朋友说：“陈叔叔太好玩，连洗衣粉都吃！”原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叫面粉的东西。
有一种叫“亥菜”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在龙脊，它既是烧鱼虾的作料，又可以直接清炒，味道有些像韭菜，可能就是野韭菜吧。亥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嚼不烂，像口香糖一样在嘴里不停翻滚。后来我还是发现了它的好处，每次吃完饭，我总会挑出一根亥菜，当牙线使。
龙脊水酒是用米酿制而成，远近闻名。但我们去的那一年赶上饥荒，饭都没得吃，酒自然稀缺。村民们为了过上酒瘾，就在略显寡淡的米酒中掺上甲醇，也就是工业酒精。好在剧组一直禁酒，我们没有受到伤害。
离开龙脊的那天，村民们纷纷把家中的酒坛子抱来和我们喝酒，盛情难却，我豪爽地干了三大碗……不到五分钟，我全身抽搐，双目失明！第二天醒来，头重如铅，隔壁制片主任马伟平仍然在抱者一只水桶哭天抢地地呕吐，一边吐还一边说：“这他妈神功元气带怎么就不好用了呢？”
关于十二年前的往事，我能想起的还有很多，曾经对无数人说过无数次，那半年的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难以忘记的日子，我甚至很自恋地记得前采和摄制组开拍的具体日期， 那句话说得好：人总记得自己愿意记起的事情。我记得组里那些可爱的人：康恺和李晶晶早已为人父为人母了，小孟也和青基会的永光同志终成伉俪，录音师王丹戎早已是电影界的大腕，而我也从二十多岁的愣头青长成一个油滑的中年人。
更难忘的是那些老同志：李亚石已在两年前仙逝（李晶晶的纪念文章），刘桂芝、朱继峰、王录、汤玉成也都早已退休。他们曾经给我的帮助让我一直心存感激，就像龙脊的那首山歌里唱的：小小赧蛇落下井，望君捞起又翻身，他年小龙归大海，口中含珠报君恩。
呵呵，感谢那么多人，已经有些像硕士论文的后记了，还是看片子吧。如果你熬不起夜的话，六月五号开始，央视十套下午两点有重播。由于九四年之后的拍摄和寻访都是桂林台的同行所为，这次播出的龙脊只有我一半的劳动。如果你嫌这片子烂，就骂他们好了，如果有表扬的话，别忘了给我留着。
ps：接着播的《这年冬天》也不错。
（附）寻找时间的重量〔序篇〕台本
字幕： 总有少数人在仰望星空 －－王尔德
（电视周报1991年） 这是1991年我在中国电视报上写的一则普通的节目介绍,大概的意思是告诉读者有一部叫《沙与海》的纪录片即将播出，当时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栏目的编辑，节目介绍是我的日常工作。 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则消息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对于很多电视观众来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红遍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然而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工作者来说，1991年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一年的年底，这部叫《沙与海》的纪录片获得了第二十八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这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视纪录片。评委们认为，在中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文关怀的元素。也是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长镜头，同期声采访很快成为一个范本，被跟从者效仿。还是这一年，35岁的四川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王海兵制作的《藏北人家》获得了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并入围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
（《沙与海》片段） 《沙与海》拍摄于1989年，当时宁夏电视台导演，36岁的康健宁将镜头对准了深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农民刘泽远一家，而与此同时，35岁的辽宁电视台导演高国栋也一直关注着辽东半岛的渔民刘丕成的生活。在进入电视台之前，高国栋已经是有二十年军龄的部队宣传干事，而康健宁在此之前曾经是宁夏大学体育系的教员。 （康健宁和高国栋的采访，话题：1、当时中国电视纪录片状况 2、为什么选择普通人作为拍摄对象 ） （《沙与海》经典片段） 康健宁和高国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生活中的最平凡的小人物作为关注的对象。在拍摄中，他们放下了作为电视记者的优越感，真诚的感受自己镜头前人们生活的艰辛和坚韧。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在当时，他们所作的一切显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前屏幕上出现的人以及人的生活都被不同程度地概念化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及《沙与海》这部纪录片，并不是为了评判它艺术质量的优劣。真正想和大家说的是，从康健宁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算起的十几年间，他一直是刘泽远一家最受欢迎的朋友，几乎每隔两年，他就会带上摄像机来到这里，忠实地关注和郑重地记录着这户普通农民的生活。如今，主人公刘泽远早已故去，但康健宁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 其实康健宁只是众多编导者中的一位。在中国，还有一些像他一样的纪录片从业者，数年以来，带着对生活的敬意，始终如一地注视着自己的记录对象，不断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生命的感悟编织到自己的作品中，同时也把它们拷贝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录片人的确是变革中中国的忠实守望者。 （一组相同人物不同时期的连续叠化）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纪录片人也是幸运的，他们目睹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十几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镜头前，少女变成了母亲（《远在北京的家》），孩童变成了少年（《家园》、《毛毛告状》），乡村变成了城镇（《漆山人家》），梦想变成了现实（《飞人》）…… 这种值得尊敬的注视和这种由时间带来的巨大震撼，我们想试着为它取个名字，后来我们选择了“时间的重量”这个词组。 （康健宁不同时期拍摄的沙漠人家的综合剪辑）
（字幕） 秋天的屋顶 时间的重量…… 使石头开花 像一顶王冠 －－海子
从2002年开始，我不断的从各种渠道得到我那些从事纪录片行当的朋友们的消息。他们中许多人依然牵挂着那些曾经被自己的镜头记录下的人物如今的命运。十几年前拍摄《沙与海》的康健宁提出了一个设想：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把那些曾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录片进行一次统一的、集中的回访？因为对于纪录片而言，没有什么比时间的推移更能营造作品真实的氛围。当我们记录的一切凝固成一个个瞬间的时候，镜头前的人物也已经变成了我们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主人公一定和我们一样仍旧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继续前行。那么，有没有继续寻访的可能呢？我和我的同事试探着发出了关于拍摄纪录片集《寻找时间的重量》的倡议，希望能够聚合多年来活跃在纪录片创作领域内的同仁，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完成这一工程。不久，我们便得到了热烈的回应：2002年底，我的许多同行，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分别站到了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远在北京的家》剧照） 我自己真正开始做纪录片是在1991年，也就是康健宁、王海兵获奖的那年，当时我26岁。记得是年末，我认识了安徽电视台的编导禹成明。和很多纪录片从业人员一样，我们的话题一直没有离开过如何用纪录片的形式表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后来，我们一同把目光投向了安徽无为县的一群农村少女，并用一年半的时间真实的记录了她们外出打工的生活。 （多个纪录片剧照·····）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孙曾田也在将镜头对准生活在大兴安岭冰天雪地中的鄂伦春猎人，上海电视台的江宁在上海的一个叫德兴坊的弄堂里穿行，四川电视台的王海兵在巴东地区的崇山峻岭中与纤夫共同生活，中央电视台的魏斌就在离他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拍摄三峡的建设者。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研究水稻杂交的农技师梁碧波开始喜欢纪录片，人类学工作者郝跃骏尝试把曾经是自己研究器材的摄像机变成讲述生活的工具，援藏工作八年的段锦川回到了北京，当然，他选择的也是纪录片…… 此外,辽宁的高国栋、湖北的郭耀华、浙江的沈蔚琴、山东的祝丽华、河北的王海平、吉林的申晓力、程婕等都沉浸在自己新的纪录片选题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一个创作群体：王小平、宋继昌、张昆华、余永锦、李晓、王文黎等一批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工作者，由于上海电视节的举办，他们比别人更早接触了国外的优秀纪录片节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在一个叫刘景崎的中年人的带领下，开始在上海的芸芸众生中间寻找自己的纪录片选题，并且形成了批量生产。当然，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刘景崎采访 话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催生了《纪录片编辑室》的诞生？） 到了1993年2月，上海的电视观众在每晚（具体时间）八点半看到了一档新的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这个栏目创造了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它让上海的电视观众在昔日遥不可及的电视屏幕里，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弄堂里的寒暄，家庭里的欢笑，邻里间的龃龉，妯娌间的争辩···正是这些平凡的日常场景，居然创造了上海电视台百分之三十六的收视率奇迹。这个消息显然令全国的纪录片业者兴奋不已。 （《东方时空》片头） 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在全国有了相当知名度的电视杂志《东方时空》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原先提供生活服务的栏目《生活空间》直接让普通老百姓走上屏幕，再现他们的生活，并在每次节目播出完毕的时候，加上了副标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访谈 话题：小人物构筑的历史） 后来，《生活空间》的名字几乎被“老百姓的故事”所取代。1993年，纪录片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接受。
（《远在北京的家》片段） 1993年对于我也是难忘的一年。那部有关小保姆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在这一年完成了后期制作，那些农村少女在一年半时间内显现出的巨大变化令我们感叹。我们怀着惴惴的心情把他们的故事送到了即将开幕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不久，我们得知它获得了电视节的最高荣誉，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曾经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认可。
（《茅岩河船夫》《最后的山神》《两个孤儿的故事》《深山船家》《普吉和他的情人们》片段） 此时，已经有一批制作相当成熟的中国纪录片问世，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各种荣誉。中国纪录片已经以它的整体规模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
（天安门最早的镜头 ····《中国》 《广场》片段）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500多年来，它目睹了中国的衰败、苦难、抗争和复兴，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天安门几乎就是中国的象征。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天安门最早的活动影像，它是1903年由一个不知名的外国摄影师拍摄的，这是60年代拍摄的风光介绍片《天安门》片段，70年代，天安门出现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80年代，时间和他的纪录片试验小组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他们拍摄的对象，1993年，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段锦川从西藏返回北京，他也选择了天安门。 （段锦川访谈 话题：1为什么选择天安门 2 想通过天安门说什么) 在段锦川的黑白胶片中，天安门变成了一个隐喻。从这时起，许多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开始使用自己的摄像机镜头来观察世界，思考问题。 从《广场》开始，段锦川越来越迷恋影像表达。一年后，他与中央电视台的魏斌结伴回到西藏，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系列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其中，反映拉萨八廓街居委会日常工作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
时间的力量越来越显现出来。从1991年开始，孙曾田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大兴安岭，1995年，一个叫“柳芭”的鄂温克女子走入他的视线。 （孙曾田访谈 话题1：是如何认识柳芭并选择她作为拍摄对象？） 三年后，孙曾田完成了纪录片《神鹿啊神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都市回到森林的鄂温克女子内心的挣扎和矛盾，看到一个古老部落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撞击中的徘徊和无奈。 （孙曾田访谈 话题：纪录片工作者的职业定位）
（三峡拍摄现场的梁碧波 魏斌 蒋樾 梁碧波 徐蓓 曾磊等人工作照 各主要节目片段） 2003年4月，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三峡》剧组进驻三峡库区各主要地点,他们正在纪录的是三峡大坝蓄水前最后阶段的情况。用影像记录重大事件和社会的变迁一直是中国纪录片人引以为自豪的理想。从1993开始，来自全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三峡的关注，这些他们于不同时期拍摄的纪录片为我们留下了10年来三峡地区沧海桑田的珍贵资料。三峡原有的风貌正在变成记忆，而这些记忆也正凝结在我们的影像之中。 （梁碧波谈拍摄三峡的感受） 今年已介不惑之年的梁碧波从199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以远离都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的纪录片，多次获得国内外的各种奖项。1998年，他拍摄的《三节草》获得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特别奖。 (三峡剧组拍摄现场) 也许，一百年以后，我们的某一位子孙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好奇，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工作的意义才会在那一刻真正显现出来。然而，和我们看到的重大历史瞬间不同，纪录片记录社会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琐屑的细节片段构成的。在三峡工地汇聚着许多纪录片拍摄者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在用另外一些方式为变化中的中国做传。 （《山洞里的村庄》片段 最后的马帮片段） 这是一个叫做“峰岩洞”的石灰山洞，洞中有一个已经延续了八代人的村庄。人们在洞中建立了学堂、小店、诊所，俨然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社会。这里曾经是人类学学者郝跃俊的研究对象。在进入云南电视台之后，他用田野人类学的调查方式对这个奇特的山洞村庄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1996年，当云南省境内最后一支国营马帮行将解散的时候，郝跃俊又选择这支马帮作为自己的拍摄对象，在两年的时间中，他多次跟随马帮翻越高黎贡山，其间他们一起经受了生死的考验。 （郝跃俊访谈：记录消逝的文化的意义） （郝跃骏拍摄现场或者剧照） 今年春节，郝跃骏再一次来到“峰岩洞”，为《寻找时间的重量》拍摄寻访部分。这是他在这里度过的第五个春节。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他依然关注着这个山洞和这里的人们。
（字幕）：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艾略特
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组织这一次经典纪录片再记录，30多位纪录片同仁和我们站在一起，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愿意引领大家重回记录现场。想象得出，当这些纪录片人再次站在当年的机位，再次敲响熟悉的大门，一切又都重现了。经过时间的磨砺，重新出现在镜头里的人和事已经悄然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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