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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007 故乡地理 （25 ） 群专 前些天，同乡来京相聚，席间聊起去年灵璧的一起挺有名的案件。此案取证牵连到全县多个乡镇几百名基层干部。“办案的都是外地人，把和案情相关的人都集中到县城办学习班，不交代就打。”同乡长叹一声说，“真好像‘一打三反’时候的‘群专’” 。
在座也有灵璧籍的年轻人，听到“群专”两个字，面露疑惑，作为过来人，我不免要给他进行一下历史普及工作。 “群专”，其实全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灵壁县革命委员会群众专政指挥部。1968年，和全国一样，灵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所谓的“三结合”的产物，有军人（来自支左部队）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原干部、造反派以及学生（当时县革委会副主任吴恒侠就是灵璧中学的在校学生）。彼时司法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群专就成了灵璧的的法律执行者，直属县革委会领导。
群专的地址我记得在从隅顶口往西不远处，那是一个红砖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很高，从街边要上四五个台阶才可以进门。门口进进出出的有很多手持红白棍的人，红白棍也叫文攻武卫棍，是文革中常见的刑具，不知道多少人深受其毒。经常能听到大人用群专来吓唬孩子，也有两个人吵架时会说，“把你送到群专去”。
我从来没有进过那个院子，但有印象他们倒的炉渣已经是蜂窝煤的了，而那时灵璧人才刚刚烧自己打的煤球。之所以不敢进那里，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个打人的地方，很多游街批斗的犯人也是从那里押出来的。
害怕群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爷爷的问题－－当时爷爷在邻县的一个农村劳动改造。以那时候的阅历，我不可能弄清楚爷爷具体犯了什么错误，但他显然不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爷爷来我家的次数不多，每次来，最多也就住上一、两个晚上。父亲喊爷爷叫“大”，只在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我爹说出这个称呼，而平时，尽管我年龄很小，但也能感受到父母对爷爷的疏远。
我这一代人从小学起就要填写各种表格，其中最让我发怵的就是“家庭出身”一栏。第一次填表我爸爸就在这一栏里帮我填上了“小贩”两个字。同学看到后，都过来取笑：“他家是小贩，他家是小贩子耶!”我知道这是从前爷爷的职业，我感叹自己真倒霉，摊上一个这样的爷爷。但同时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群专的人真的到我家里把爷爷带走。
群专的凶残是出名的。1970年，县革委会宣布破获“灵璧特大特务网”，仅我们一个县（此案涉及苏、鲁、豫、皖四个省、六个市、九个县），就挖出所谓“特务组织”70个，1000多人被宣布为“特务分子”。当时我只有五岁，只记得县城和界沟到处都在办“学习班”，搞清查。长大了后，我看到了这起假案的资料，真让我不敢相信这些事情居然发生在人间。
资料说，这起案件是当时灵璧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策划制造的，这位负责人是肥东人，和来京同乡说的一样，是“外地的”。为了“彻底清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灵璧共办大小“学习班”1629期，被关进“学习班”审查的人达28.3万人次，要知道灵璧当时的人口还不到60万啊！资料显示，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群专使用了“双拇指高吊、梁上荡秋千”等50多种酷刑。这次案件直接或间接致死一百二十人，致残一百人。楼庄王某“被吊在梁上活活饿死”，胜利大队朱某“被逼用菜刀剁下中指写血书证明自己不是特务”，范柳大队谢某被逼死后，又被“挖坟围棺批斗三天”……为此案平反的文件，使用了这样的文字：此案“使灵璧一度变成了一座监狱”。
据记载，这宗假案当年作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还在合肥举办展览，以让全省各地“仿效”。同样荒唐的是，这件波及面甚广、牵扯人甚多的案件，居然在最新版的《灵璧县志》里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述！
群专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暴力机构，尽管七十年代初群专撤销，人们仍然活在恐惧的各种运动之中，“群专”，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爷爷又来了。这之前，我爹已经给我看过“毛著”的第一篇，《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里面有句话，“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销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革命也与贫农相同”。贫农，那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啊，我爹的意思是小贩出身并不丢人。那爷爷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姑父给了我答案。 那次爷爷在时，大姑父也来到我家。姑父是宿县二机厂的工人，老干部的后代，那天他和爷爷聊天时我一直在旁边。姑父说的主要内容是希望爷爷在农村认真接受改造，不要到处乱跑。他说：“你现在是我们全家的心病，你看，某某（我爹的名字）一直都入不了党，不都是因为你的历史问题给耽误了？”爷爷唯唯诺诺地连忙点头称是，并说：“这几年表现都有记录，我一直是老老实实，干活最积极的那个”。 我明白了，爷爷其实是有“历史问题”的（对此我会另写一篇文章）。从那次谈话后，爷爷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被归类成另一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我有异样的感觉，这是那个时代教育的结果。 有一本连环画，内容是这样的：上海的一个红小兵，她的叔公从国外回来探亲，还给她带来了国外的糖果、饼干，但这位红小兵警惕性非常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这位叔公每天给国外写信，最后，英勇的红小兵在一个邮筒前和叔公进行了殊死搏斗，并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叔公送进了专政机关。这本小人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原因是我也想像那位红小兵一样，监视一下我爷爷有没有什么破坏活动。但令我遗憾的是，每次爷爷来，只是孤单地坐在窗前，长时间地发呆。我的跟踪行动也就不了了之。
5/28/2007 陈乐的艺术节 “今晚，人民大会堂里飘荡着爱的旋律，这是我们学校第七届艺术节的现场，一切就像晚会的主题：共谱爱的乐章”。
很像新闻联播的解说吧？但这是陈乐同学的周记。乐乐他们学校很有派，其实就一学生汇演，却选在人民代表举手的地方，而且贵宾如云高朋满座，啧啧……昨晚乐乐同学尽管没有任何节目，但照样乔装打扮，弄了个“人样子”。看来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是容易让人脑袋发昏的，陈乐回来后十二点多还不愿睡觉，很激动地写下了一篇周记，周记的结尾是，“我来二小快一年了，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存在。我爱二小”。
陈乐确实是热爱他们的学校，当一年级部要选择一个学生家长给孩子们照相的时候，乐乐同学对我的举荐显得格外迫切，主要是说他爸是学婚纱摄影的，照相特别“清楚”（他简直不知道他爸有多忙）。而且这个事情我一直到演出前两天才知道。那天，电话显示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却是乐乐，我问他在哪儿。“我在语文办公室，”我以为他又被老师批评了，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把你的身份证号码告诉我。”“要身份证干什么？”我问。那边他显然不耐烦了，“叫你给就给，我们马上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你负责照相。”最后，他叮嘱说：“可不许不来哦。”就挂上了电话。
就这样，我又重操了旧业。不过，到了现场，我一点儿都不郁闷了：晚会主持人是该校学生家长罗京和张政，穿得人五人六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么说，选择大会堂，不会是是管理局也有子弟在这个小学上学吧？不过孩子们的演出还是有相当水准的，灯光舞美也像模像样，四个机位带轨道摇臂的转播，台下还有领掌的导演……没有演出的孩子们也都像陈乐一样，格外认真。一会儿站起来和台上合唱，一会儿挥动萤光棒和幸运星，相当的投入。
我忙前忙后地照了几百张照片，但也有时候真的沉浸到孩子们的演出里面去了，有两段我甚至相当出神。一段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参加的家长合唱《红星歌》，另一段是孩子们的京剧表演，一个小黑头站出来就吼：“霹雳的一声春雷响，平原上谁不晓，工农的儿子赵永刚……”天呐，这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舞台上表演的丫。
这些天在重读年鉴学派的著作，布罗代尔认为，人同他周围关系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尽管时间过了三十年，尽管地点换在了北京，但一切如昨。 5/24/2007 你大声点！ 和菜头是我认识人中最讨厌的一个。他今天的博客摧毁了我多年在体制内保持的隐忍，而不得不像老六一样正襟危坐地说“我不得不说两句了”。
丫贴了一个视频，NHK拍的纪录片，名字叫《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视频下载点击这里），应该说这个片子很真实，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我鼻炎犯了，鼻涕眼泪横流，三次。我看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如果我现在还是二十多岁，这个片子或许会改变我的人生。
《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涉及的是中国的现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的财富呈几何倍数积累，而另一些人，则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全片使用平行交叉的结构展示了两种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分析，没有结论，但看后不免让人喟叹，小学毕业的同学可能还会联想到烂熟的那句，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这其实正是中国的现状。
片中的那位李先生是北京富豪，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关于他一个故事。李富豪的女儿在北京某小学读书，李先生很慷慨，给这个学校的所有教室都安装了空调，作为回报，学校对李家姑娘也是百般呵护。比如，一次学校的汇报演出，李姑娘参加合唱，但她迟到了，而且，没有穿着学校要求的统一服装。这时，老师走过去，找了一个和李姑娘身材相仿的女同学，对她说：“你，把衣服脱给她。”没有参加演出的那个孩子哭泣着走了，没有反抗。我听到这个故事，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你为什么不大声说，说出你心里想说的？
李先生在这部片子里面很光鲜，派头就和那些经常参加《对话》或是《新闻会客室》的成功人士如出一辙，这都是我喜欢的栏目，经常看，时间长了，朦朦胧胧真的觉得咱们大国已经勃起了。和菜头在写这个片子的观后感时，特地写了一段让我脸红的话。
我的六零年代兄长们被称为“最后的理想主义者”，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热爱诗歌，热心于政治。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他们从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中获取了某种精神养分。伟大如天神一般的托尔斯泰因为无法忍受俄罗斯农奴的悲惨命运，八十高龄翘家出走，最后因为受凉罹患肺炎而死于无名小站……理想主义者之所以成为理想主义者，为的就是这种基于普遍人性理解基础上的同情和理解。伟大之所以成其为伟大，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博大胸怀而愿意作出牺牲，哪怕是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中终其一生。
读罢隐隐觉得不适，给菜头打电话核实，果然，他说这段是写给我看的，因为我也是做纪录片的。我觉得菜头高估了我，他是想让我大声一点，而恰恰我是一个懦夫。说老实话，我只能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不说瞎话，仅此而已。尽管自己的栏目更偏重历史题材，但我也一直没做过一部像胡杰的《我虽死去》（视频下载点击这里）那样令人致敬的作品。
今天看到的片子，从技术上肯定不是最好的，而且部分段落－－比如让孩子念“我的理想”那一段－－尽管催泪效果无比强大，但还是能看到很明显的导演痕迹。但日本同行显然比我们更有勇气面对现实，纪录片最重要的是真实，《富人与农民工》就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真实。在真实面前，所谓的结构、所谓的剪接、所谓的用光、所谓的旁白……一切，用老六的话说，“都是垃圾”！
片中在天津打工的内蒙古农民张先生（我们的日本同行很懂得尊重人，片中无论富豪还是平民，都被冠以先生或者女士的称呼）夫妇俩常年在天津打工，拼命挣钱，为的是治疗儿子张欣宇的右手残疾。但上一个春节回家，张先生知道他母亲也病了，两口子一年的辛苦钱还不够治疗老母亲的花费。春节过后，夫妻俩再一次离开八岁的孩子，在那个离别的时刻，欣宇扒在车窗上和母亲打招呼，母亲似乎在说什么，但听不到，欣宇不停地喊：“你大点儿声！你大点儿声”……
孩子的叫喊声让人心碎，画面里的妈妈也在无声地张嘴。那是一辆很豪华的大客车，密封玻璃的。 5/23/2007 故乡地理（24）胜利饭店 这是灵璧唯一的一家饭馆，至少那时候是这样。
隅顶口往南一百米路东，有一个三间的门面，上门板的那种，每次路过这里都能闻到菜籽油和酱油烹炒出的迷人的香味。门楣的玻璃上，写着很大的字：国胜利饭店营，后来明白了应该念成国营胜利饭店。应该说，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个饭馆，男人嘛，总是对第一次心生感念，是不是，土摩托同学？
第一次意识到胜利饭店的存在是在我十岁那年，因为我的一个同学说起了一个故事，是关于……妓女的。那个年代听到妓女这俩字儿，除了鄙视之外，同时也有几分神秘。讲这个故事的同学小名叫“工作子”，显然，他也是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
故事是这样，距离灵璧最近的大城市（相当于铁岭）叫蚌埠，在万恶的旧社会，蚌埠居然是有妓院的。当年有个灵璧的女人就在那里做妓女，后来解放，这女的回到了灵璧县城，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她的过去，即便有人说，她自己也不承认。那么大家怎么知道的呢？说有一天，几个人的谈论闺中秘事，一个女的说：“听讲日本人的JB是三角形的。”结果，那位曾经的小姐跳将出来，说：“哪里的事！他们跟俺们这里都是一样的……”说完，大家都笑了，原来这是个圈套。
吸引我们的不光是故事本身，据工作子说，那女人现在就在胜利饭店门口卖茶！事不宜迟，几个同学听罢故事便跑出校园，赶过去看。那个茶摊我是知道的，就在路边，桌子上摆了一些玻璃杯，里面装的茶。玻璃杯用小的方块玻璃盖着，以保持卫生。摊子的两侧还有一些五香花生米和两种味道的西瓜子－－椒盐的和糖精的。卖茶水的是个老太太，每天笑逐颜开地和路人打招呼。我们到了那里，便一头扎进胜利饭店，坐在方桌旁的大板凳上偷偷打量这位传奇的老奶奶。可能是心理因素，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老太太可能年轻时长得不错，怎么平时就没发现呢？
这时候时候，工作子从饭馆买了一个“油香”出来，黄澄澄的，冒着热气。这种食品在我们那里也叫油旋子，后来还知道湖北人叫它面窝－－实际上是用一种特制的铁勺，舀一勺了加了佐料的面糊糊，放在油锅里炸，面糊受热后最终和铁勺分离，漂浮在油锅表面，边缘部分是柔软的，但中间部分又是脆的。看着工作子一口下去，油香露出了雪白的切面，我很没出息地拼命做着吞咽运动。
工作子父亲是交通局车队的司机，家里条件比较好，因此口袋里总有些零钱。平时他经常吃得到零食，我记得他最喜欢吃的是狗肉，五香的，撕着吃，有时，他甚至会下馆子……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在电影里和舞台上每次看到吃的都会引起我剧烈的生理反应。比如“四两牛肉二两花生米外带胡椒面儿”，还有一出泗州戏《审椅子》里唱到的，“口子酒、东海烟、肉丝、肉片、炒猪肝……”多美好啊。
我从来没得到过家长给的零用钱（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说过，有抱怨父母之嫌，以后不说了），零食都买不起，不是为参观卖茶的老太太，我都不会进到饭馆的里面。其实，在我们呆的这个胜利饭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小吃店，就餐的地方和厨房其实是一体的，炒锅、炸锅和烧饼摊都在眼前。倒是开票的地方在一个单独的屋子里，把钱递进去，服务员会递出来不同颜色的小票，上面分别写着“辣汤”“米稀饭”“油果子”“散子”“油香”“缸贴”……
门口的老太太正在帮助饭店吆喝客人：“来吃啊!这有米粉肉、烩蹄筋、葱烧海参、虎皮鸡蛋……”工作子在一旁无限敬佩地念叨：“真是见过大世面的，居然知道这么多菜！我都是在宿县吃过，灵璧饭馆里根本没有。” 说实话，这些菜别说吃，我听都是第一次听。尤其是米粉肉和虎皮鸡蛋，经她反复地吆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当我真正吃到了这两道菜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它们为什么吸引我这么多年，太一般了也。
但四年级这一次的参观让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自己家里和学校食堂，原来还专门有一个做吃的的地方，叫饭店。那天看到了有人点了一碗烧肚块，一大碗汤汤水水，上面洒着厚厚的白胡椒粉，看上去就让人胃口大开。从此，I have a dream!当然，要实现这样的梦想首先要找一个有钱的同学，比如工作子。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饭馆经历，果然是工作子帮我实现的。说起来不好意思，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工作子的大名叫什么，只记得他姓王。唉，对不住王同学，谢谢你带我走上了美食的革命道路哈。那是个夏天，王同学工作子说好中午放学带我去饭馆吃东西，于是我先回家假装扒拉两口，便迅速往隅顶口跑，工作子正坐在茶摊旁边，我既激动又紧张，毕竟这件事不能让父母知道。
中午的饭店里零零落落有一些客人，门口还有一个要饭的，认识，我们平时叫他憨子。工作子按照要求给我买了五分钱一个的油香，他自己则买了个火食－－实际上就是油酥馍－－八分钱一个。还没等油香炸出来，饭馆里却沸腾了起来，原来，憨子为了能得到客人的一个缸贴子（烧饼），趁人不备往上面啐了一口……在一片喊打声中，憨子从地上拣起烧饼飞快地跑到到饭店外面独自享用去了，我和工作子也拿着我们的食物离开了饭馆，毕竟这里人多眼杂。
油香很烫，我一会儿放在左手，一会儿放在右手，一直走到了文化馆门口的小人书摊，我才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油香吃完。对天发誓，此前我从来没有一顿饭吃过这么多油，很腻很腻，事后和工作子交流心得时我说：“油香太油了，我吃得有点儿晕……”工作子看着我，很怜悯地笑了。我当时想，饭店里最好吃的，或许应该是火食吧－－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邻居家的饭永远最香。
没多久，我百日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两天没吃东西，父母很着急，问我想吃什么，我迟疑了一下，“能不能去饭馆给我买一个火食？”我说，“我太想吃那个东西了。”妈妈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煮荷包蛋好不好？”病得这么重咋还实现不了愿望呢？我哭了……直到我上了大学，寒假第一次回家，父母在家里等着我吃午饭，菜都做好了，主食就是一筐黄澄澄的油酥馍，真难得，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记得。
再后来，我成了一个著名的吃货，饶世界找吃的。但脑海里最诱人的，还是N多年前胜利饭店那一碗洒着很多胡椒粉的烧肚块。有一年，我下决心回去痛吃一顿，可惜，那家饭馆已经不见了。 5/17/2007 关于慰安妇的通信（续） 这两天很忙，今天匆匆打开邮箱，发现居然有朱弘的六封邮件，内容全部还是关于雷桂英老人去世的主题。
其中一封邮件是回信，朱弘几乎给所有留了地址的回帖回了信，相信这些朋友已经接到了老朱的邮件，这让我很敬佩。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和朱弘一样非常较真儿的人，但能做到朱弘这样每信必复的却不多见。调查七十多年前中国所经历的那场灾难，几乎是朱弘现在的主业，或许你会觉得朱弘是一个闲得蛋疼的人，我有时候也会这么想，但我更明白这是他的事业。
那一大堆回信字数太多，就不在贴在这里了。但应朱弘的要求，在这里转一封给“南京鱼头”的回函。“南京鱼头”是看我博客很久的朋友，从回帖看，他也是做媒体的，由于没留下联系地址，朱弘发来的一封信专门要求我回复他（或她），信中朱弘专门附上了雷桂英老人的公证书，我个人认为这是朱弘和鱼头在进行业务探讨，也希望鱼头以及其他人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话，直接给朱弘发邮件，朱弘的邮箱地址为zhuhong721@hotmail.com。
另一封信是朱弘给两位匿名网友的，我也遵嘱贴上。其实朱弘完全可以直接回复的，但前些天在境外牛博网不太正常，原因老罗在他的博客上已经说了，现在，那个倒霉帖子已经被作了改动，我也希望朱弘再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在牛博上回复吧，不要再托我转交，我很忙的。呵呵。
信一：
晓卿：你好！
还想麻烦你一件事——帮助我回应一下“南京鱼头”的留言。感谢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知道内幕的人的留言。
事实是：我就是因为《现代快报》记者毛丽萍的报道，才专门询问雷桂英老人的。我的寻问甚至包括她第一次生理的细节，当然不可能忽视“九岁被日军强奸”这般重大事实。雷老人的回答正如我所写的那样毫无含糊，而且是有人在场可以作证的。随后，我写下了那个《调查报告》，发给了所有相关人员，更包括记者毛丽萍以及她单位的主管人士（我们有过合作）。我当时的愿望，就是希望在今后的报道中不再重复这样的错误。没几天，雷桂英老人就前往江宁区公证处作了公证（去年５月１０日），公正内容根本不包括“九岁被日军强奸”的内容。如果需要，我可以为“南京鱼头”提供老人这份公证书。
记者毛丽萍的回答也是我在前文中如实写下的。我不仅对她说明“关键在于寻问的方式”，还介绍了“被害者容易夸张、加害者总是沉默”的现象，解释说这是调查采访者首先应具备的基本意识。
但结果呢，“九岁被日军强奸”的故事还是延续下来了。我说的媒体责任，在于媒体应该去做进一步的核实，因为他们起码知道了另一种声音——不同的声音。我的调查当然不可能样样准确，我也欢迎任何人的指责——只要它是源于责任心符合科学精神的。但后来的结果很让人失望——当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几个月后开始介入，把老人列入“大屠杀被害者”范畴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的报道！
这位“南京鱼头”说自己“曾经两次采访雷桂英老人。关于她初次遭受日军蹂躏的年龄，她前后两次（中间相隔２个多月）都说是９岁左右。”那么，我欢迎他（她）和我联系，交流一下当时的采访过程。我只能说，我是当场反复核实，并且反复请求老人“实事求是”的。且不论“南京鱼头”当时的两次采访是否“很周全”，我反正认为我自己的调查就远不够周全。
在所有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中，我特别敬重性暴力受害者的原因在于：她们能够站出来是需要绝对的勇气的！但我们必须切记：她们是伟人而不是圣人！她们的证言中间有着因为年代的久远、记忆的模糊，会产生很多差错甚至相当不小的差错。这就需要我们本着冷静科学的态度去调查、核实，把那些貌似“孤证”的东西还原为历史真相。这才是调查的意义所在，才是负责任的、切切实实地为被害人着想的态度。
在云南，有一位“松山慰安妇”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就是我在那些公开的文字里提到的李连春老人（已故）。老人家的证言包括这样的内容：（大意）“我在赶集时被日本人糟蹋了，……后来日本人把我抓到慰安所。我爸爸因为上前阻拦，被日军打伤致死了。”结果呢，大家可想而知，媒体（包括一些专家）就是这样公布的。但是，一位日本学者进一步前往她几十公里外的老家，发现他父亲早在日军打来之前就病死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位学者作了这样的心理分析——这体现了老人在内心中寻求（来自男权的）保护而造成的绝望，这进一步体现了李连春老人内心的伤痕。
媒体和媒体人的责任在于：如果还存着报道事实的热情，那就应该踏踏实实地为事实负责。
至于“这就是南京的现状”，我这么断定的理由在于我了解这些现状。对于南京鱼头“肯定不惟南京如此”的评论，我不敢妄断，因为我没有掌握到可以扩大到全国范围的事实。
信二：
晓卿：你好！
以下两条留言也是我想回应的，你看情况吧，是不是需要把我的文字贴进去。感谢！
（１）[匿名] 无风 @ 2007-5-12 10:43:10
你们是人吗？９０多岁的老人了还要去不断的打扰她，刺激她。
我的回应：这是一个常见的悖论。我能回应“无风”先生的办法仅仅是两个：
第一，首先要尊重老人的意愿——她是不是把我们这些人的工作看作“打扰”和“刺激”？就我的工作经验和过程而言，我否认您的看法。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您本着为老人着想的高尚情操——亲自去做做老人的工作，然后试验一下老人的反应。第二，请您调查一下日本右翼的态度——他们是欢迎我们这样的人呢，还是欢迎您这样的人？
（２）aa @ 2007-5-12 22:10:38 其实朱弘的文章很扎实，倒是博主一点客观审慎的态度都没有不断的煽动作秀，非常狡猾的通过把视线转移向中国从而客观上达到为日本人粉饰翻案的目的，呵呵~~尽管你隐藏的很小心~~
有意无意的把一位七十九岁老人的脑溢血死亡向政府不作为上引导，无时不刻的传达“日本错没有错需要‘客观的调查’，但首先是中国错了，中国政府错了”的意象，不断的暗示中国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事情发展的努力。 所以在某些人看来，中国永远都做错。呵呵~~慰安所不拆是仇恨教育；拆是忘记国仇家恨；让受害者发话是煽动国民反日情绪转嫁危机；稍有差池则是耻辱的叛国者。 所以他们理想中的中国政府应该具有保证七十九老人永远不会因为脑溢血而死亡的能力，应该具有随时保证这些老人频繁往来于中日的行政效率——这个时候怎么又不关心老人的健康了？就让这些老人成为你们“记录”作秀的工具？
有意无意的把一位七十九岁老人的脑溢血死亡向政府不作为上引导，无时不刻的传达“日本错没有错需要‘客观的调查’，但首先是中国错了，中国政府错了”的意象，不断的暗示中国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事情发展的努力。
所以在某些人看来，中国永远都做错。呵呵~~慰安所不拆是仇恨教育；拆是忘记国仇家恨；让受害者发话是煽动国民反日情绪转嫁危机；稍有差池则是耻辱的叛国者。
所以他们理想中的中国政府应该具有保证七十九老人永远不会因为脑溢血而死亡的能力，应该具有随时保证这些老人频繁往来于中日的行政效率——这个时候怎么又不关心老人的健康了？就让这些老人成为你们“记录”作秀的工具？ 所以右粪总是陷于逻辑矛盾的自抽中。他们在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于体制不满的时候，从来不去想想其中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的东西，而只是象怨妇一样不断的抱怨，抱怨，再抱怨。空气中都能感受到他们那些不着调的低级讽喻。
乏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的狡黠——无论某一事件是否，或者说有必要与体制联系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迅速调整思绪把所有责任推向他们希望引导的那个方向，且视情况不断调整这种推论所需要的话语氛围。
这种貌似“有效”而实质上的思维懒惰非常致命，受过些许教育却拥有异乎寻常“热情”的货色通常会囿于智识水准陷于其中，就如同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投身”于延安的蠢货一样。很显然，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善终并不是智识人士需要关系的问题，真正需要揪心的是这些蠢货智力阙如却长于煽动的低劣本质。
仔细的又看了一遍朱弘的文章，只能用失望来形容。原先仅有的一些好感也随着文中夸饰的自我表白和武断的主观臆断而淹没。
作者首先表现出一种似乎难以理解的“悲痛”，且这种悲痛超出了对于一位高龄老人逝世的关切而更类似一种失去某种“工具”的惋惜。他所希望的、有其全权代表的“持久官司”因此而不得不告一段落，或许这才是那种莫名愤怒的来源。我不想否认我从作者字句中很难读出一丝一毫的哀伤，而只有乖戾的恼怒，并且在寻找着倾泻这股恼怒的渠道，很显然，他最终找到了——“但是，如果真正的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得以实现，这些官员能不挨个倒台吗？”
当然，比起这些个人情绪上的微妙反应，我更加关心给出如下言论的人如何能讲自己同其所声称的那种伟大事业需要的智识水准联系起来： “脑溢血发生的时候，它最需要的治疗是什么？就是最及时的治疗，加上绝对的安静。这个及时的治疗，在汤山当地的医院本来足以解决，但老人一家却奔向了几十公里外的……南京城内的医院” 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作者为何要在在描述脑溢血这一最致命的心脑血管疾病时，要涉及“绝对的安静”这类字眼。如果允许我用常识去判断，作者显然认为这并非一种需要正规大医院（如果作者贯彻了其通篇标榜的某种客观与细致的态度，他应该不难了解“汤山镇”只是南京大市周边的边缘村镇，从而根本不具备抢救危重病人的能力）全力抢救的严重病症，而更多和某些需要静养的慢性病联系起来。我倒是很希望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每每打着正义旗号的人士都是此类水准，我无语以对。 如果有人对我发出“细节难道能影响整体判断吗？”的反诘，我希望原话奉还给作者朱弘。日本人很擅长于此类“学术”手法，我深有体会，他们常常会再现出好莱坞式的细节真实然后得出一个很荒谬的结论——类似于所有矫饰的美国史诗电影。我无法隐藏对这位作者出于同样目的的担忧。是的，无法隐藏。
我的回应：请求“aa@”先生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我可以专程前来跟您进行一次公开的探讨或者辩论。
真理很可能在您那一边，但我仅仅认为：如此不负责任的诽谤是需要公开自己的身份为前提的——这才是唯一公正的办法。条件当然是一字不少地在网上公开——全部公开。如果需要，还不妨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和被害人到场（只要是您能够认可的），也可以在某个大学的礼堂公开进行。这样，我的虚伪自私道貌岸然——都会被您彻底揭穿的。希望您接受我的挑战，首先让我知道：您究竟是谁？ 5/13/2007 故乡地理(23) 民兵指挥部 很多男人的童年时代都对枪有着执著的迷恋（不许联想,这里专指常规武器中的枪及其相类似的玩具），我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我不到十岁时就第一次摸到了真枪，那是在灵璧中学的民兵指挥部。
74年底还是75年初我记不清了，县里成立了民兵指挥部，很快，灵璧中学民兵指挥部也成立了。成立大会场面非常壮观，尽管之前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学军活动，但这次不同：参加游行的中学生们由县人武部配发了步枪，真的枪！游行的时候口号震天：“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为了念得整齐，“要准备打仗”中的“要准”两个字只念一个拍子。我崇敬地站在路边，心旌飘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真的要打仗了，真激动啊！
学生游行队伍的领队周建华是一名学生，和别人不同的是，他的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这就是说，他是灵璧中学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周建华原来是学校武术队的队员，进过县体委摔跤队，功夫特好，长得也精神。在我们那里，如果你有什么特长，都会被人们轻描淡写地评论一下。比如你学美术，大家就会说，“哦，画画儿的”；你练书法，大家就会说，“哦，写大字儿的”；你练武术，大家就会说，“哦，打拳的”……周建华在我们那里，就是一“打拳的”。
学校给民兵指挥部设了一个办公室，就在学校会计室的隔壁。周建华平时除了上课，也在这里“办公”，晚上还会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套间，里面的屋紧锁着，那里是周建华的卧室兼枪械室。就是说，他睡觉的时候，身边是有枪的。
最早给我们中学的指挥部配发的是四支三八大盖，非常沉，我有幸把枪拿过来抚摸过几下，还没看清楚，就听见周建华大叫：“危险！枪口不能对人！”然后就把枪收了回去。那些日子，只要有空，我就跟在这些中学生民兵的后面，看他们训练，最让我向往的是实弹射击，几次射击训练我都没能赶上。终于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看见两辆军车满载着民兵往校门外开，我拼命追赶，但最终还是被远远地拉在了后面。
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开枪是县里要回收那些老式的三八大盖，剩了一些子弹，几个中学生便拿着到学校的鱼塘边往冰面上开枪，每开一枪，冰面就炸出一个很大的窟窿，开枪的人也狠狠地往后一个趔趄，巨大的响声震得我有些发懵。
民兵指挥部经常带着学生们出操，打军体拳，搞各种防空、防化演习。那时候总觉得苏联要扔原子弹过来，所有的民兵都领到了一本防原子弹的小册子，上面有很多图，教大家原子弹爆炸时应该怎么趴着。民兵指挥部还有几件防毒护具，周建华他们会穿出来炫耀，大象一样的长鼻子，吓唬小孩子很有效果。现在想来，当年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大孩子。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约一年，民兵指挥部的训练开始不那么频繁，枪械管理也没以前严格了。时常能够看到周建华他们拿着新发的半自动步枪，骑自行车去打野兔子，收获不是很大，有时的战利品只不过是老乡家的一条狗。用车驮回来，就在指挥部门口的乒乓球台前架起锅，煮狗肉吃，香极了。
1976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民兵指挥部的活动又多了起来，除了以前的那些训练，还增加了爆破。雷管是县里发的，炸药却要自己制造，方法和电影《地雷战》如出一辙，一硝、二磺、三木炭，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试验了很多次都不成功。这时候，妈妈班上的一个学生被抽调来帮忙，他的名字叫戴勇。这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尤其是数理化非常突出。我妈妈就说过，如果还兴考大学的话（当时是推荐上大学），戴勇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
戴勇来到民兵指挥部之后，仔细地研究了配发给民兵的操作手册，把几种原料分别称好，然后在门口的那只曾经煮过狗的大锅里，控制好火，轻轻地翻炒，所有的东西被烘干之后，戴勇认为可以了。他们把这些炸药先用棉布裹紧，再用好几层牛皮纸包好，插上雷管，加上引信，一切ok！
爆破试验地点安排在土城墙上，我自然紧紧跟着他们，趴在一条已经干了的水渠里，等着。一会儿，看到城墙上冒起了一阵巨大的烟雾，接下来才是一声沉闷的巨响。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成功了！”赶到爆炸的地点，地上被炸出了一公尺多的大坑，戴永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从那以后，他也成了民兵指挥部的一员。
戴勇在民兵指挥部“上班”，我更有理由经常在指挥部瞎转，毕竟是我妈妈的学生嘛。有一天，他非常悄悄地给了我两颗弹壳，显然，他们又去打靶了。戴勇指指他的锁骨，很神秘地告诉我，步枪后坐力很大，把他的骨头撞得生疼。这让我对实弹射击更加神往，真希望他下次能够带我去一次。戴勇想了想，真的答应了我。
但我还没能等到真正打靶的那一天，民兵指挥部就被撤销了。1977年底，高考恢复，学校又很不好玩地开始以教学为主，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送出了两批大学生，周建华、戴勇他们也都回到了课堂。戴永应该是78届的高中生，但他却没有那么幸运，就在民兵指挥部撤销，县武装部收枪之前，戴永的堂兄，也是另一个民兵指挥部的民兵，从他们那里偷偷拿出了一把枪，和家里的兄弟几个到城外最后过一次瘾。戴勇的这位哥哥在摆弄枪支时，半自动步枪突然走火，戴永中弹被送到了医院……作为班主任，我妈妈听到消息，一路小跑向县医院赶去，迎面遇到了县里最好的外科医生陈大夫，他对我妈摇摇头，说：“不行了，膀胱都打碎了。”妈妈当时就哭了。
周建华在我印象里是个成绩一般的学生，后来，我听说他考上了大学。不知为什么，我总隐隐地觉得，会不会戴勇在什么地方帮助了他吧？ 5/11/2007 请客吃人 如果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毫无疑问，我是一个革命者。
我曾经有意识地统计过，有半个月，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是十七次，很猛吧？我太喜欢聚众吃饭了，和朋友们在一起，和老男人们在一起，和姑娘们在一起，听他们吹牛，看他们嬉笑，席间充斥着劝酒、划拳和各种八卦。每当此时，我都会端起酒杯说：“嗯，多么美好的周末啊！”尽管这一天有可能是星期一。 前不久，去北京台《搜城记》坐台，李湘小朋友问我，是什么促使我这么热爱吃喝？其实，什么时候吃，在哪里吃，吃什么，怎么吃这四个W我都觉得无所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和WHO吃。因此，我器宇轩昂地说：“其实，世界上最好吃的永远是人。”鲁迅先生就曾经写过，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没有年代，每一页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豆子大的字。 我刚工作的时候，应该十几年前，单位就那么几个年轻人，那时候，大家隔三岔五就出去小聚一下，内容以咒骂领导泄愤为主。难得的是，这七八个人的聚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管谁的生日，只要不出差，大家一定要坐在一起。因此，我对李湘说，在我的年历表里，有这么几个日子是雷打不动的，这就是和那几个老友的相聚：几张老脸相互看着，内容也变成了抱怨部下――现在，他们都分别当了领导或是老板，只有我至今白丁一个。不过这样也好，埋单的任务从来都落不到我的头上。正如范晓萱说的，“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今天你请客！” 说到埋单，这几乎是请客中的华彩部分。结账这事儿我不在行，即便是我张罗的局，也要装傻，偶尔埋个单，也就是个烤翅麻辣烫的路边店。我听说北京有两个以埋单闻名四九城的家伙。一个是小贝贝志诚，尽管他在江湖上的名号叫一毛，是不拔的意思，但据说只要他参加的饭局，谁都别想埋单，否则就跟你急，是真急。另一个是艾青的儿子艾丹，据说他经常一晚上要赶三四个场，吃饭是次要的，主要是去结账，最新消息说，他现在已经改名叫艾埋单了。 为了聚众吃饭的这个事儿，我专门看过心理医生，大夫听完了我的陈述，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你地，害怕孤独的干活！”靠，太一针见血，我哭得啊，隐形眼镜都掉出来了！是的，我是一个害怕撂单儿的人，尤其在吃饭方面，喜欢人越多越好，我甚至已经接受不了两个人的饭局……人多了，我也不用说话，在七嘴八舌中，我就能找到安全感。大夫说我这个叫“饭局孤独症”，不用吃药，继续攒人喝酒就成。 因此，如果你一个人觉得孤单的话，那么就赶紧出来找朋友吃饭吧。张楚不唱过“大家应该互相微笑，搂搂抱抱这样就好”么？他说，孤独的人是可吃的。 《天下美食》专栏 勿转！ 5/10/2007 关于慰安妇的通信 半个月前，南京市汤山镇一位七十九岁老人的病逝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这位叫雷桂英的老太太是迄今为止发现并公开其身份的第一位南京慰安妇“活证人”。
我的大学同学朱弘现在日本居住，近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慰安妇”、“民间对日索赔”等问题，并以此为题材拍摄了数部纪录片。我敬佩朱弘，为他的勇气和毅力所感动，为此我写过“一只避孕套的沧桑”及其“补白”，被很多网站和平面媒体转载。
雷桂英逝世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朱弘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痛哭了一夜，因为那段历史又少了一位证人。“上次回南京，我曾去看望过她。老人告诉我，说自己血压太高，同时埋怨南京那个号称志愿为她免费治疗的医院的种种不便（主要是空头支票太多）。我就问了她最希望的看病方式，拿回了她最信任的治疗高血压的药方（药瓶），打算在日本给她募捐——因为我六月份可能和几个日本人（包括西野瑠美子）过来，在那个时候，我想——我自己可以安排她去一家真正的医院做一次真正的诊疗——用来保命的诊疗。”“但是，我的想法完全落空了！我把老人的病情想得太简单，或者说，探望老人的那一个小时内，我没有看出她任何危险的状况！……这个损失太大了。”
之后，几乎每天我都能收到朱弘的邮件，有感慨历史的，也有对媒体报道不准确的许多评论。比如，关于雷桂英幼年时期被日军强奸一事，他在信中说：“雷桂英老人在９岁的时候并未遭到日军强奸，那是记者的“创作”，也是老人迎合记者的结果之一。我试图纠正媒体的错误，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此把她“公证”为新的“日军大屠杀幸存者”，这符合了双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来说，可能获得相关的救济；在大屠杀纪念馆，这是“最新的成就”。这就是南京的现状，这样的谬误，在当地不是少数！中国挖到了一厢情愿的“深刻的历史记载”，但在国际上看来，这只能使自己打败自己——再次打败自己”。
确实，我不能不佩服朱弘的职业精神，这也是一个纪录片人的良心所在－－不隐瞒、不夸张、不矫饰。
前两天，又一位慰安所亲历者，江苏如皋的周粉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其实，从朱弘的来信以及和他与国内许多关注此事的专家（如经盛鸿、范学贵、苏智良等）的通信中，我了解到，在国内其实还有一些至今不愿暴露自己身世的见证人。我希望朱弘能够写一篇评论，我来帮他联系发在国内的报刊上。很快，朱弘用了一夜的时间回了信，但它更像是一封信，或者，调查报告，而且字数很多，有配发了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这已经不是一家报纸的评论栏里能够发得下的内容了。
经朱弘同意，我把这些文字发在我的博客里。朱弘的采访很扎实，尤其是后面附录的“关于雷桂英老人调查的初步总结”非常训练有素，很成熟也很令我汗颜。朱弘的观点，很多我是赞同的，为此我会另写一篇文章，说一说我对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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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卿：你好！
你让我写的东西，我一夜中写出来了。
拜托你，把它转载在你的搏客里面！
朱弘 拜 ＝＝＝＝＝＝＝＝＝＝＝＝＝＝＝＝＝＝＝＝＝＝＝＝＝＝＝＝＝＝＝＝＝＝＝＝＝＝＝＝＝＝＝＝＝＝＝＝＝＝
朱弘 写在雷桂英老人去世、周粉英老人又勇敢地站起来的时候
关于这位如皋老妈妈的情况——文章写得已经很详细了，但作为“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来看，这样的文章还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因为“慰安妇”和“慰安所”，都等待着我们大家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需要考证的是慰安所——它的位置在哪里（包括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它的作为建筑的缘由（比如说南京那个巨大的利济巷慰安所群，就有房管所的历史档案证明它的前后变迁）是什么？它的原主人是谁、后人是否还健在？它的建筑面积包括平面图能否赶紧测绘出来？它的相关证人、证据究竟有多少——最重要的当然包括当年的受害者、附近的甚至进出过里面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能够相互佐证，才能是立体的科学的。否则一家之言无法驳倒日本右翼。请勿忘记，日本右翼里面不光是喊口号的小小人渣，他们也有整齐的学者队形，甚至是博导级别著作等身的。
同时，需要考证被害人的所有证词——老人家是如何被害的？老人家的经历是否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或者是非正式的慰安妇？或者是长期遭受监禁和奸淫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可怜这个慰安妇问题变成了日军暴行的焦点，但恰恰，这也是我个人极为恐惧的焦点，因为这是本末倒置！日军在他们的占领地域（无论中国还是东南亚、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东南亚人或是对白人）都实施过惨无人道的性暴力，其中包括战争性暴力范畴之内的慰安妇制度。可是，近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把很多属于强奸（包括轮奸、监禁）的事例当作慰安妇问题来处理、来报道、来升华。于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士（当然应属于正义人士）就面临这样的窘境：如果老人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慰安妇，那我们该如何为她们讨还正义？更进一步讲：难道遭受过日军性暴力残害的老人——就一定要统统纳入“非人的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这个范畴才能解决问题、讨还正义吗？在残忍一点地说：如果老人遭受过日军的性暴力但却并没有一个慰安妇的“名分”，那么人类就可以熟视无睹了吗？
我多多少少已经被冠以“慰安妇问题专家”的头衔，但就是我这样的人，却极其反感“唯慰安妇问题为是”的潮流。我身在其中，但反对它成为时髦、被人为肤浅化。用一句十年前的话语，慰安妇问题又被人“媚俗”的倾向。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受害的本身和受害的程度，而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下，我们已经忽视了很多其他范畴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们。
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我们可以假设这样极端的例子：如果在某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有一个混账透顶的右翼分子——他居然敢手指老人毫不留情、毫无人性地痛骂（或痛斥）：“你凭什么在这里造谣？你这个老骗子，你有什么证据敢说自己是什么日军慰安妇？……”那么，老人该怎么回答？我们大家该如何回应？
热情是什么？是殴打谩骂、是发动一场战争来报仇雪恨？……肯定不是。在我个人看来，热情就是踏踏实实地坚持做几件事情：把证据（人证、物证）搜集起来，从历史的漫漫尘埃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再把它考证核实清楚。这需要我们的冷静——无论我们的血液是否热腾或者稠粘，但我们首先必须清醒；无论开水还是溶浆，那种滚滚烫的东西肯定不如冰冷的钢铁更加可靠。老人们的恸哭和泪水，需要每一个面对着的人——以更高的责任心去报答她们——我们不能让老人们白白站出来！在迫使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为此负责之前（看来，首先还要促使我们的政府官员早点想明白自己的种种过失——不作为的过失），我们首先要为她们负责！因为在６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最先面对了中国老妈妈、老奶奶们的苦痛和泪水，那如果我们首先不负责任，我们将没有权力要求日本承担更进一步的、最本质性的责任。就我所知，所有关注（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同时得到老人信任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曾在网上谩骂过他人，使用过“杀”、“宰”甚至更凶狠的国骂。在我看来，有责任的人拒绝谩骂，有责任的人站在文明的高度上。
文明的高度是什么？首先，文明的丰碑不是靠谩骂积累而成就的庞然大物。其次，它不可能是无视他人劳动就肆意转载的文字和图片。我拿不出结论，但我知道有些应该排斥的东西。加上我身在日本，可以为大家介绍日本的经验——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我绝没有胆量把西野瑠美子女士的文字放在自己的网页里，尽管对方是我的朋友和战友。然后呢，我的意思很明显——尽管这项事业需要大量的正义之士的参与，但我个人有责任表态：如果您从明天开始依然在肆无忌惮地转载和抄袭他人的成果（无论文字还是图像），那么恳求您：远离这项事业！因为您不配，因为您不可能是日本右翼的对手并且已经在为这项事业造成伤害。我们的队伍必须是正义的，尽管它目前还十分疏散，需要急剧扩充，可是，这个队伍首先必须洁净。
※ 我这篇文字属于例外，欢迎任何人尽情转载和转发！
就我后面介绍的“朴永心老人中国取证”而言，我能够附加爆料的，是很多朋友都不解的——我为何会在那些天里犯了腰肌劳损、天天需要医生治疗？……原因不仅在于我当时过于劳累（太累了），还因为那个不大不小的考察团里时不时地出现半夜失踪或者小姐阿妹登堂入室的局面！每天必须在凌晨６点半首先起床的我，直到同样是凌晨的２小时之前（也就是直到凌晨４点３０分为止），可能还在为擦那一屁股狗屎而奔波。我守卫过宾馆的大堂（由此阻挡某些熟人牵着来历不明的女孩回房间）、我敲过个别熟人的房门（暗示里面的动静合情而不合理）、寻觅过一个个我能找得到的按摩店（因为有人酒后失踪）……。我兴许是多管闲事，但我组织的那次调查本身，却必须是至关重大的慰安妇问题，我不能不出来干涉！结果，倒在现场的不是那个朴永心老人而是我，而为了保护朴老人而专程赶来的随队医生·日本小松先生倒成了我的专职护理。
什么是“恨铁不成钢”？上面这些文字，大家尽可思量。
另外，就慰安所考证而言，我愿意介绍自己参与的一些事例和经历。
驻扎勐连的日军部队（日军第５６师团·辎重联队·第１中队）的下落以及他们战友会发行的纪念文集，也买到了“星迷膏”——如今，它和那个“突击一号”共同陈列在南京收藏家吴先斌先生的个人纪念馆里面。至于其他的历史资料，我可以公开承诺：一旦滇西成立了真正的历史资料馆，我将无偿地捐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将集中翻译滇西日军的历史资料，希望它们正式出版，实实在在地奉献给国人。目前，面对那些违反版权、甚至肆意夸大史实的做法，我只能深感痛心。
在江苏金坛，我们在范学贵老师的指引下考证过那里的慰安所。终于，我买到了驻扎该地的日军第１５师团·第５１步兵联队的战史——其中清楚地记述了慰安所的存在（甚至有地图和照片）。现在，这本《５１联队战史》已属于金坛人民，在范学贵老师那里发挥着长远的作用。顺便说几句：第一，当年陪伴本多立太郎老先生前往当地下跪认罪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某些方面的监控，或者说是格外好心好意的、对于调查本身毫无意义的特殊关照。第二，金坛也有活着的慰安妇（或者说，在日军慰安所里面生活过的女性），而且还不止一位，但我只能介绍范学贵老师的感想：“难啊！周围那些嘈杂的环境不允许她们站出来！”阻止调查的人士，甚至使用了“请不要干涉人家私生活”这样堂皇的字眼。
至于日军在龙陵松山的慰安所，大家可能都已经清楚——我和世界公认最权威的慰安妇问题专家·西野瑠美子一道陪同朴永心老人前往当地，做过实实在在的人证、物证的考察。朴永心老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留下了所谓的“大肚子慰安妇照片”（被国民党第８军作为“日军的女人”而俘虏，并被美军战地记者拍摄下来）、也留下了裸体照片（在云南腾冲熊维元先生家中被发现）、留下了美军的审问记录（在美国被孜孜不倦的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之后所发现）。不仅如此，我们还找到日本驻军（步兵第１１３联队）指挥官松井秀治大佐的文字，他亲自写下了松山慰安所是如何“因为军司令部命令而建成”的详细经过！同时，我们还找到了日本老兵早见正则（１９２２年生）——他亲口指认朴永心就是当年的“若春”（在日军正规慰安所，慰安妇都有所谓的艺名。朴永心老人在她悲惨的慰安妇生涯中前后有过两个艺名：南京时代的是“歌丸”，缅甸／云南时代的是“若春”）。我们同样找到了生活在松山当地的李正早老人——就是他，带领中国军人“亲手俘虏（解放）”了大腹便便的朴永心。朴永心和李正早两位老人在松山紧紧拥抱——时隔半个世纪的相遇，使他们共同回忆起了我们谁都不可能想到的细节……。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发现了老人当初被害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朴永心老人因为日军的侵华战争而被害（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同时也是大强奸，导致日军正式实施慰安妇制度），因为日军在松山被全歼而获救（那些日本男儿的肉体包括生殖细胞都死光了，慰安妇还会再被需要吗？）——朴永心老人的悲惨经历，贯穿了日军整个慰安妇制度的始终！所以她极其重要，所以我才能斗胆地说：“她是日本右翼唯一不敢否认的慰安妇！”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无法填补这样的历史空白：老人家当年究竟有没有过……收入？！我倾向于“有”。因为朴永心老人承认自己当年吸食过鸦片，因为距离松山几十公里远、同样从属日军第５６师团的腾冲慰安所里面的被害者是有收入的。后者可以鉴证记者潘世征在４４年９月发表的文章《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在他的笔下，慰安妇们堪称富婆，因为日军的战败，大把军票变成了垃圾，也可以参考当地一位老人的证言，大致意思是“（日军占领期间）我经常挑着担子去腾冲城里卖鸡，卖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慰安所，那些姑娘争相购买，甚至全部包下，用来请大家的客”；我这里更可以鉴证日方的证言：在缅甸，当日军崩溃的时候，逃亡的朝鲜人慰安妇居然因为舍不得整整一包的军票（可以买下一辆以上奔驰车）而淹死在滚滚江河之中……。韩国那些老妈妈，可以大胆地述说自己是否拿过钱、是否喜欢过某个日本兵、是否……，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朝鲜妈妈·朴永心老人——她生活在与韩国绝然不同的北朝鲜，她拒绝承认自己有过任何收入。（所有北朝鲜的慰安妇老人，她们都是坚定整齐地否认“收入”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必要做这种“坚定的否认呢”？我认为，事实就是事实。每一个调查历史的人，首先要为历史本身负责。
顺便说一句——在我陪同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１９１４年出生）老人去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时候，在场的大学生中间居然多数不肯相信：日军会有可能释放中国的俘虏兵。我当场插话：“尽管不是绝对的，但我知道这种例子是有过的”。于是，我顿时感受到无数仇恨的、蔑视的目光——它们顷刻间聚集到我的身上。假如我进一步告诉大家，日军部队中还有过露宿街头、决不骚扰中国百姓的例子，大家该怎么看待我这个不大不小的汉奸说客？可我做过的努力，未必亚于那些纯粹的爱国狂啊。大家可以问问日本右翼：是我这样的人更可怕，还是那些在街上砸石头、在网上喊口号的勇士们更可怕？
同样，冷静下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设定这样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慰安所？是因为交通便利、管理方便、房间充足、取水方便（随时可以满足的洗浴条件，是建立慰安所的重要指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因素？再进一步，房子的周围有铁丝网吗？有日军站岗吗？那些日本军人来的时候，手上有没有拿着什么纸票（正规场合之下，日本兵必须得到休假外出的许可证，经过沿途宪兵的盘查才能进入慰安所，而且必须缴纳金钱、接受时间上的相应限制）？那些日军使用安全套吗？（※很多媒体无意间传播了“避孕套”这个词，我坚决反对，因为日军图谋的不是避孕而是安全。）我们还必须关心：房门上有没有编号或者贴着女子的相片？我们还应该试图了解：既然是慰安所，它就一定要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无论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也许还包括日本军人本身）——那么，他们姓甚名谁、是怎样的身份？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询问被害者——究竟有没有收入或报酬、哪怕是一袋面粉或一包咸盐？这些报酬性的事实都不可能损害女性们被侮辱被践踏的本质，但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最后，我们还应该设法核实：当年这支日军究竟是什么部队？因为只有找到日军的“幸存者”，我们才能立体解析那个慰安所、获得详细的证言，并且为今后事业（！）的开展做好铺垫。因为现实的原因，这项事业受到很多人为的、和日本右翼集团毫不相关的集团性阻碍！但，现实的悲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站出来呼吁和纪念一下被害老人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应该有我们首先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
这个责任，在目前，我看就是两个：
第一，搜集并考证每一个证据，公开它们，促成并等待天空放晴的那一瞬间。
第二，珍惜我们面前的每一位证人——特别是关注她们（他们）的健康状态。
我很钦佩今日的日本和韩国，那里的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大部分是女性承担的，她们做得极其出色。但是我们中国呢？大家能看到几位妇女的贡献？慰安妇问题的实质，说到底是个女权问题，是男权对女权的践踏。所以需要站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体制上进行调查和处理。我个人居然成了“慰安妇问题”专家，我为此而难受。因为在我看来，这更需要女性的参与！有句俗话，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那么“让男人走开”（起码不让男人充当主流）的时代——就这个领域而言是绝对亟需的！中国妇联作为一个组织，在世界上是最为庞大的，但恕我直言，（目前的）她们还不配领导这项事业。
现在谈谈具体的雷桂英老人的情况——
在我的脑子里有两种声音，一个是“老人绝对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另一个是“你凭什么如此断言？”
我通过跟老人多次的接触和采访，至今只能大胆地说：“她属于半正式的、由日本人夫妇经营的慰安所里面的受害者”（请参看添附文件：《雷桂英老人的基本介绍》）。但就是这样，在中国当地（南京郊外的汤山镇）只能找到那个“高台坡”肯定是日军慰安所之一的证词，仅能找到一位从未进入“高台坡”大院的老大爷证实说“在那个大门口看到过（少女时代的）雷桂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没说的，只能也必须去寻找所有必须完备的证据和证言。为此，我们曾经在汤山中学举行过一次报告会，在邀请老人陈述悲惨经历之后，我恳求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来走访当地的所有老人。如果每个志愿者“承包”半条巷子，那么几个班的同学就能问遍整个汤山镇——他们的报告将再现整个汤山地区的苦难历程，也将在相关学者的关注和进一步的参与提炼下绽开丰硕的花骨朵。当时，大家伙激动不已喊声震天，但事后却什么下文都没有……。人们可以为这一结局作出各种解释，但我个人凄惨地知道：如果是日本的孩子们，他们会做得相当彻底！我们的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兴许可以在数理化方面战胜日本的同龄人，但在这方面，他们和他们的老师却远远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但是，能由此而责备那些中学生、责怪他们的正副班主任正副校长大人吗？不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２１世纪怪现状——悲惨的中国现状。因为这样的现状，我已经不止一次阻拦记者对我个人的关怀。我说：“采访我有什么用？我不抗日，我反华。”他们马上会躲得远远的，屡试不爽。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被允许的笔耕面积根本不是问题根本所在，我说了也是白说。是的，我反华——在这个领域的调查过程中，我无数次遭遇到来自中国和中国人本身的拦阻。如果换了６０年前，它们就是背后射来的枪弹。
至于雷桂英老人的逝世究竟是多大的损失？我想大量的报道已经足以明鉴。问题是：那么多事后关心的、事后关怀的、事后又送花又送钱的人们（当然是指那些官员）为什么不能早点出来——像真正的父母官那样地向雷桂英老人问寒问暖（哪怕６０１秒钟）？汤山镇的父母官们根本就没有哪怕是招商引资宣传旅游的初级意识，他们不明白：雷桂英老人的网上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个名声久远的“汤山温泉”！这下倒好，老人家去了，而温泉乡依旧温柔、温泉宾馆依旧欢腾、镇长镇委书记镇政府大小官员依旧高瞻远瞩地带领数万属民直奔小康、大闹和谐。但是，如果真正的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得以实现，这些官员能不挨个倒台吗？本来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雷桂英就足以左右他们的政治生命，但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更多的人则是内心明白但假装不明白）。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事先关心雷桂英老人，她能那么快地“自然死亡”吗？她的家人怎么可能要舍近求远，打车跑到南京城内去求援？脑溢血发生的时候，它最需要的治疗是什么？就是最及时的治疗，加上绝对的安静。这个及时的治疗，在汤山当地的医院本来足以解决，但老人一家却奔向了几十公里外的……南京城内的医院。
请记住以下事实：雷桂英的家距离汤山镇政府大门仅仅５０米，但人家没怎么待见过她；雷桂英脑溢血发作的时候，家人把她拉到了离家最远的医院。
汤山的政府官员啊，请原谅我指责你们：你们太失职太麻木了！
斯人已逝，那么我们活着的人该做些什么呢？除了悲痛，还应该痛定思痛。有学者悲呼：“希望有关部门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制度”——这决不是茫然的呼唤或哀求，这是惨痛的教训（而且是不断反复的教训）的沉痛总结。不仅仅是南京一个地方出现了雷桂英这样的悲剧，上海的苏智良教授、北京的康健律师、云南的班忠义先生（现定居云南）……他们全都目睹过、经历过这等令人绝望、令日本右翼欢欣鼓舞的残酷事实。在云南的保山甚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被迫当过慰安妇的李连春老人准备前往日本进行控诉，她收到了日方邀请函、也得到了充足的路费保障，但她却过不了“办理护照”这一关——政府官员当即把她赶走而且盛气凌人，理由是（大意）：“你还想把老脸丢到外国去！”（还有一说法是：“没听说农民还有出国的，简直开国际玩笑！”）呜呼！日本的签证她能拿到手，但中国的护照却首先不属于她！
这样的反差，这类的政府官员无作为，我们能容忍下去吗？
我在此倡议：
有必要发动大家，群策群力、连绵不断地给我们的中央政府部门（还包括政协、人大）写信——要求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保护日军暴行受害者们身心健康和名誉的政策。如果需要有人挑头、有人得罪政府、有人遭受安全部门的重点保护，我情愿担当这个角色。这个倡议书（或曰请愿书）并不具备公车上书的深度，它仅仅是出于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的信赖。我们本应该做到我们本应该做到的那些，我们本应该保护我们本应该保护的那些人证和物证——因为那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雷桂英老人死了，现在周粉英老人又勇敢地站了出来，但我们不忍心再让这样勇敢的老人在此对社会感到绝望！她们可以对日本人、对日本政府绝望，但不应该对中国绝望！
朱弘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 （参考文件和图片，欢迎各位转载和传送，本人愿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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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雷桂英老人调查的初步总结 第一，老人站出来的前因后果 （1）邻居朱先生——这位邻居了解朝鲜在住的朴永心老人前来南京寻证的事情，多次上门劝导老人，最终说服并向媒体进行了通报。 （2）养子唐先生——这位孝子为母亲灌输了相当的勇气。 （3）专家费教授——汤山炮兵学院的老先生，业余时间自费调查当地日军受害者情况，是汤山最重要的历史专家。费曾多次采访雷桂英老人。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相关的报告，但没有引起南京方面足够的重视。 （4）老人最终勇敢站出来的主要因素，目前看来不仅在于以上三位的采访和劝导，也包括其自身的心理因素：1）雪耻报仇的决心；2）孙女出嫁之后，心理压力的减轻；3）对宗教（基督教）的坚定信仰。另外，她的丈夫早已去世。 第二，老人站出来之后的情形 （1）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引起社会上比较高度的关心，老人为此感到欣慰。 （2）媒体的报道，因为报道者的专业局限和时间限制，也包括急功近利的因素，导致一些失实。但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事情。 （3）希望媒体在今后的调查·采访中，多一些耐心。 （4）自南师大经盛鸿教授之后，上海苏智良教授、南京张连红教授、居住云南的班忠义先生等学者、专家即将介入调查，其调查结果将为社会提供完整的资料。 （5）我·朱弘也将在日本开展相关的调查，主攻方向是：当时的日军汤山驻军的情况、慰安所经营者山本一家的下落。调查结果将随时通知有关各位。 （6）希望有关医院能为老人提供进一步的体检，重点是三个：1）雷老人的健康保障，这需要包括营养专家的介入；2）对雷老人在当年遭受的身体伤害做出定论；3）为老人提供心理治疗，这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 （7）老人的讲演活动——建议社会各阶层、组织邀请雷老人讲演，这样的活动将不仅增强老人的信心和决心，还可以锻炼老人的语言思辨能力，为今后的国际性演讲（包括在世界主要国家进行诉讼）进行必要的基础准备。 （8）附加——老人和养子唐先生都是入教12年的基督徒，建议南京基督教会能邀请她们前往，参加适当的礼拜活动。目前，雷老人每周参加3次社区性的礼拜，1次在自己家、1次在教友家、星期日前往当地教堂。为此，建议在这样的时间段内——不要因为采访和调查而影响老人的礼拜活动。 第三，老人的基本被害情况 关于雷桂英老人沦为“慰安妇”的被害场所，基本上可以判断为—— 位于汤山·高台坡的日军慰安所（现为新建的信用银行）。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1）由日本人山本夫妇经营。山本为日本商人，主要为日本驻军提供食品供应。当年的雷桂英曾跟随他进入“汤山炮校”运送蔬菜。此人经常携带大量现钞（据雷老人叙述情形来看，大概是军票，但雷没有使用过）外出采购。 （2）山本夫妇当时年龄在30岁以上，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山本八郎，当时约7岁，所以可以判断为1935年前后出生（也许可以在日本找到此人的下落）；当时才3岁的女儿可能名叫のぶ子、信子、伸子、宣子、暢子、延子，但查找可能性为零（因为日本女子结婚后通常改换姓氏）。 （3）从山本夫妇一家的生活习性（睡榻榻米、经常吃小烤鱼、“小保姆”雷桂英从未看到他们如厕的场面和地点、甚至幼小的3岁女儿大小便也不让雷桂英介入）上看，大概可以排除他们是朝鲜人的可能性。不过，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询问雷老人：“山本一家有没有吃朝鲜泡菜的习惯？”因为，尽管很多朝鲜人外观、行为很像日本人，也使用日本姓名和日语，但一日三餐都少不了祖宗的“泡菜情结”。盼望各位在今后的调查中，能就此进行了解。（＊注解：一星期后，唐先生告诉我：山本一家完全不吃辛辣食物，反而喜欢甜食，而且饮食中很少放盐，喜欢用日本带来的酱油和鱼罐头，经常食用麦片饭。） （4）根据雷老人的讲述，大致判断山本慰安所——起码是日军军官也经常前来的，因为老人对此记忆清晰：“他们穿着亮亮的马靴，挂着大刀”，老人的头部也是被军刀刀把击伤的。（日军军官，通常称为“将校”。）据老人回忆，他们大多为20至30岁左右，又因为老人“没有看到他们在这里过夜”，所以应该为下级军官。 （5）不过，老人左腿致残（无法弯曲）原因据说是“被日本军人用刺刀戳伤”的，所以很难排除普通士兵（也可以）前来的可能性。对该慰安所有一点点了解的唐家议大爷（他对于内部情况没有丝毫了解）也提到：“看到士兵进去过”。 （6）关于日本军人前来山本慰安所的时间——据老人叙述：日本军人只有在星期天晚上“吃过饭的时候以后才过来，在我们睡觉的时间以前离开”。我为此询问她：“是不是最早的日本军人到来之前，你听到过附近军营里面的军号声？”回答是：“是的。”我又询问：“是不是当最晚的离开之后不久，你也能听到这样的军号声？”回答也是肯定的。日军军营，通常在晚上吹响“晚点名”军号和“熄灯号”。 （7）山本慰安所——起码在雷桂英老人身处其间的约1年半时间里，没有日军的性病检查（通称“黴検”），只有山本夫妇对她们在卫生方面的基本要求——使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洗阴部。所以说，它还不能算是第一级的、标准的日军慰安所。 （8）根据雷老人叙述，日军前来山本慰安所是缴纳费用的（她知道，但没有具体看到），而且军人是自己携带避孕套过来（军人自己把它套上，再进行性事）。使用之后，避孕套丢弃在专用的小篓子里面，没有清洗后再次使用的迹象。 （9）疑问：据雷老人叙述——山本慰安所“里面的女孩子们都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日本军人前来”寻欢作乐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询问：“那么，所有人都光着身子在那样的大通铺上做那样的事情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又询问：“那么有没有日本军人对一个以上的女孩子要求进行持续的性事的时候？”回答是：“没有，他们只找一个人、只做一次，完了就走。”……这样的慰安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感到困惑。 （10）关于山本慰安所的“慰安妇”们有没有金钱收入的问题——据雷老人叙述，她自己肯定没有得到金钱报酬。我估计主要原因在于她是慰安所的小佣人小保姆，因而进一步遭受经营者的经济榨取。老人不知道其他女子（普遍年龄在17岁左右，是外地的中国女子）有没有收入。我询问：“最大的女孩子是多少岁？”回答是：“有一个大姐，年龄20来岁”。我问：“那么有没有吸鸦片的？”回答是：“就是这个大姐吸鸦片，身体瘦瘦的。我们其他人不吸鸦片，但基本上都学会了抽烟。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改掉抽烟习惯的”。……当时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保障，是不可能吸鸦片的。但也可能：此大姐属于特例，或属于老板故意“纵容”——控制对方，使她无法逃离慰安所。 第四，老人的童年、少年时代——贫穷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1）雷桂英老人生于1928年5月6日（折算为阳历），故乡不是现在的汤山，而是距此8公里左右的村庄。老人是13岁左右因为逃荒而落脚汤山的，据说至今从未返回故乡（＊ 后来得知：回去过），而且仅仅进过2次南京城。 （2）当她7岁的时候（1934～35年），父亲去世，母亲被邻村光棍汉按照所谓的抢婚习俗而抢走。她5岁的弟弟因为是男孩子，被男方接去抚养，而雷桂英则被排除在外。 （3）期间，她曾寄宿于母亲后来的婆家（邻村的抢婚者）。那时候，母亲为对方生下一个男孩。临时成为小保姆的她，因为不慎将婴儿摔落地面（轻伤）而遭到老婆婆的暴打，并被驱逐出门。母亲（也同时遭到暴打）对她哭着说：“我的儿呀，妈再也照顾不了你了，你自己出去混日子吧！” （4）这个孤儿的结局是成为童养媳——而且先后两次。第一次，未来的丈夫突然死亡，她被赶出门外，走上了流浪的道路。第二次，则因为不堪忍受对方家人的暴力而出逃，重新开始了流浪生涯。最终，她跟着一个陌生的大叔（可能是小商贩）来到了15里外的汤山（13、4岁／1941～42年左右），从此落脚汤山。 （5）雷桂英流浪的情形是：手上一只破瓷碗，胳肢窝下夹着一双筷子。 （6）汤山流浪期间，有“好心人”告诉她：“你不妨到高台坡那个大院子里面去干活，那里保证有吃的”。于是，雷桂英身陷魔穴，成了杂佣、保姆……慰安妇。 （7）雷老人至今记得很多日语单词，包括山本的读音、花生米等等食品的称呼。但她始终不知道日语里面的“支那人”是什么意思（她对此读音记忆深刻）。在她的记忆中，日本老板夫妇对她没有饮食上的苛刻（几乎和山本夫妇吃一样的食物，仅仅是不愿像日本人那样跪坐在小桌子前吃饭），山本的儿子（当时7岁的八郎）对她很依恋，经常要她带着自己去看“支那人”走巷串街的古装戏，而且她帮孩子购买零食之后剩余的零钱也不索取。雷老人也没有遭受老板夫妇殴打的记忆。 （8）在我的询问中，雷老人说自己“在进入山本家之前并没有遭受过日军的强奸”，日军进攻南京（大屠杀）期间，9岁的“我被日本兵摁倒在地，但后来那个日本兵随后发现了一个大姑娘，所以就把我扔下去追那个女孩了”。但《现代快报》的记者，最先报道雷老人的悲剧并且深得老人信赖的毛丽萍则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她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这种出入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今后有必要仔细地核实，也应该注意提问的方式（避免诱导和暗示）。 第五，老人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过 （1）身为山本家的杂佣、保姆的雷桂英，大约在半年之后初次月经来潮（她对我再次说明：她在那之前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对慰安所里面的事情也根本不懂”）。当她为此惊惶不已的时候，老板娘却微笑着对她说：“恭喜，恭喜”（日语），并给她准备了月经带和当地买不到的卫生纸。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我因为吃的不错，身体已经长得比较健壮了，也还算比较漂亮的……”。 （2）迎来初潮不久，某日，山本家只剩下了4个“慰安妇”（具体情况在下节叙述），但一下子来了5个“带着大刀的军官”。于是，大约14、5岁的她成为了牺牲品！关于具体过程，老人说了两遍，大致为：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我从院子里面拖过去，把我的裤子强行脱掉后扔在右手后面（的大通铺上），我在反抗中把手腕磕出了大伤口（至今清晰可辨）。流了好多血。然后，日本人用两个膝盖压在我的肚子上，把我按在下面左摇右摇地，同时还使用军刀的刀把狠狠砸了我的脑袋（伤口至今清晰可辨。使老人至今感到头昏），最后把我强奸了。而且第一次没有捅进去，戳在我的肚子上……那个疼啊！后来，我大哭不止，其他的姑娘们也跑过来抱着我，大家一起抱头痛哭。她们说：“妹子啊，我们都是苦命人啊！你苦啊，我们也苦啊！” （3）当时，山本老板出差在外，老板娘“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在旁边，后来看到我这个样子也没有说什么”。关于慰安所“人数”——据雷妈妈回忆：“我刚进去当杂佣和小保姆的时候，里面的“姑娘”（外地口音的中国人）有14、5个，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5个，最后又死掉一个。”结果，当一下子进来了5个日本军人的时候，她成了牺牲品。我推测，那个日本军人得到了老板娘的“同意”，甚至有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后来，雷桂英就被迫开始了（据本人说没有任何报酬的）“慰安妇生涯”。 （4）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雷老人自述的“来到高台坡大概一年半之后”，她在一次“那个事情”之后，借口上厕所逃出了山本家。当时，那个日军还躺在床上。雷老人和当地老人共同叙述：山本慰安所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哨兵。雷老人看来是有准备的逃离，因为她还带走了一瓶高锰酸钾晶体。后来，瓶子因为破碎而丢弃。这些晶体，现保管在上海。 （5）关于慰安所的“人数”——为什么“刚进去的时候看到有14、5个姑娘，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5个”？我的推测是因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驻扎南京的很多日军部队先后开拔，很多“慰安妇”也随之调离了南京。关于滞留南京的“朝鲜人慰安妇”有这方面的资料，关于滞留南京的“中国人慰安妇”有这方面的传说。而这个时间，也正好吻合了雷老人的叙述——1928年出生的她，在13、4岁（也就是1941～42年）的时候流浪到汤山，不久“为了有碗饭吃”而进入了山本慰安所。 （6）关于前往山本慰安所的日军所属部队——老人对此理所当然地一无所知，她仅仅知道“主要来自汤山炮校里面驻扎的日本人”。我为此请教过南师大张连红教授和汤山炮院离休的费仲兴教授，他们都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指的是汪伪政权成立之后的，没有任何战事的“平稳时期”）。我的推测是2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因为当地人多次证实“汤山驻扎着日军炮兵部队，他们经常训练，附近还有炮兵靶场”，我推测这个部队可能是当时负责南京周边“治安警备”的日本陆军第15师团的炮兵联队。第15师团正是本多立太郎（92岁）所属的师团。第二种可能：因为2位当地人证实——汤山炮校前后大门分别挂着“荣第9436部队”、“荣第9437”部队的木牌子，而日军没有防谍号为“荣”字的陆军师团，反而恰恰有一个驻扎在南京、和731部队密切相关的“荣第1644部队”，所以它很可能也是一只“诡妙”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和它的老兵是很难找出来的。（该采访记录来自汤山炮院的费仲兴教授。）我目前仅仅知道：有一本栄親会·大沢良平在平成七年出版的《荣部隊誌》——但这本书看来买不到。我将在近期寻求日本各方友人的支持。 第六，老人关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记忆 老人的故乡，正好处在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路（9岁的时候，流浪到汤山的数年之前），那里也遭受了日军的各种残暴。每次提到那段历史，她都会伤心落泪。 我最关注的，则是老人叙述的“个别案件”—— ……日本兵打过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拼命地跑，把妻儿都甩在后面。 做妻子的实在跑不动，又害怕自己的孩子哭叫，只好把小娃娃扔到冰冻 的河塘里面让他们活活淹死。河塘里面淹死、冻死了好几个小娃娃，真 惨啊！我知道今天都记得，有个男娃娃死在塘里面，那个小鸡鸡冻成了 小棍棍，竖着朝天。 战争的罪恶就是这样：弱小的存在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 第七，追记 雷桂英老人总共收养过2个孩子，最大的女子（现年60多岁）据说根本不管不顾自己的养母，其原因不明。老人现在和养子唐先生一起生活，俩人于12年前开始信奉基督教。 雷桂英老人非常勇敢、直率，她反复告诉周围的人：“我一旦说出来了，心里就格外地痛快”。她并希望说服其他的受害者站起来揭露日军的同样暴行。特别是，老人对日本政府进行起诉的愿望十分坚决，加上她的身体看来很好，身材也十分瘦小，精神面貌也比较不错（信奉基督教也使她的心灵得到相当的慰藉），加上周边人们对她的关爱也日益增长。所以，我估计—— 以雷桂英老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在日本打一场“完全由中国人捐助的、肯定会持久下去的官司”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以上。 朱弘 2006-5-4 于东京自宅 5/9/2007 门户餐馆 写点儿高兴的事吧。说到吃，我就特高兴。
长假的第二天，馋宗大师沈宏非同学来北京坐台，晚上我请他吃徽菜，其中臭鳜鱼和泥鳅面让他幸福得直哼哼。席间，第一次见到了老沈的小妹庄雅婷，庄同学在湖上名号叫北京女病人，一落座，庄同学就说，现在呀，病人太多！然后，列举了种种症状，其中一条这样：“有些人啊，一吃饭就惦记着晚上怎么写博客。兜里装个小相机，拍合影，拍菜，然后把吃饭时的话攒吧攒吧，写篇博客。一文化人儿，生把自己弄成速记公司了。”这话说得太有冲击力了，而且简直就是说土摩托或者王小山。
然而第二天，带儿子去眉州东坡，忍不住又犯了庄同学说的“博客病”，没吃几口就拿起手机拍照。原因很简单，我见到了一个很搞的小牌位。
我说过，眉州东坡酒楼是我们石景山矶CBD里的餐饮航母，光员工就好几百人，三层楼，一到节假日，满满当当的，几乎是我们城乡结合部的“门户餐馆”。生意做大了，菜的质量却非常稳定，服务也依旧体贴入微，比如，每个桌上都摆了一个最新的销售排行榜（见图），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牌位”。
这和很多网站整的“最受关注文章排行”很像，利用的是人们的从众心理。但就像收视率不能完全代表电视节目品质一样，点击量最多的文章不见得是最牛X的，起码我是这么看。看眉州东坡的这个销售排行，的确有太多的不敢苟同之处：前两名问题不大，棒棒鸡只能说还行，眉州香肠确是十分地道。第三名酸辣黄瓜皮实际上是显示厨师刀功的，点这个菜有买椟还珠之嫌。往下的五道菜除了东坡扣肉是他们家的招牌菜，豉椒小牛肉可以推荐之外，其他的乏善可陈。至于芙蓉羔蟹和江团鱼，又贵又不好吃，它太像新浪排行里的Acosta，幕后推手隐隐都看得见指甲盖了，有那么多回帖么？这显然是店家糊弄傻逼的。
不过话说回来，眉州东坡其实还是有几道值得推荐的菜品的。肉菜我推荐回锅肉和红汤圆子，回锅肉是川菜的看家菜，百吃不腻，红汤圆子，嫩肉圆温润在番茄浓汤里，鲜香无比。素菜我推荐炒脆尖，这是用新鲜的红苕尖配以爽口的酸菜梗，旺火呛炒而成，清脆可人。紫苏煎黄瓜，这属于西南农家的家常送饭菜，紫苏的辛香，黄瓜的生涩都恰到好处。凉菜可以点折耳根拌蚕豆和眉州双味香肠。汤嘛，看一根汤勺在绿豆南瓜中沉睡，这是眉州东坡的招牌－－绿豆南瓜汤。绿豆糜烂，南瓜沙甜，入夏多吃些清火明目。有这么多好吃的内容，店家却假模假式搞什么所谓的排行，真没必要，也不靠谱。
这几天，眉州东坡正在举办枇杷节，有从眉山仁寿运来的新鲜枇杷，尽管价格不菲（28元/500克），但建议久居风沙之地的人们尝尝鲜，润肺化痰，止咳清脾。其实，这些或许不重要，我吃过很多地方的枇杷，仁寿文宫的枇杷味道最正，难怪四一小朋友一直呆在川西南不愿出来，估计每天和美女枇杷做伴，乐不出蜀了。
这里的枇杷，每只臀部都很标准地凹进去一个五星，很爱国的样子。说到五星，那天和沈、庄二同学吃饭，小山、老六作陪。老六照旧在饭桌上思考人生，我突然问他，五星红旗的一颗大星下面带几颗小星？老六不加思索回答道：“当然是五颗，大星代表啊党，小星分别是工农兵学商。”大家稍事沉默，北师大力学系抬杠专业王小山同学不干了：“一大带五小，这不成了六星红旗了嘛！啊，六哥？” 5/8/2007 黄金总结 大人们正在加班，但孩子们放假了，森林集中营这几天很热闹。李文举的女儿笑笑、贾丁的儿子贾A、朱乐贤的女儿朱朱、我家乐乐、再加上李太山、王路的两个小BB，那叫一个乱。
显然无法正常工作了。看来看去就我一个闲人，开着车，带着仨大一点的孩子，笑笑、乐乐、贾A，在永定引水渠边上找了一块空地儿，放养吧。笑笑十一岁，自然成了孩子王，另外两个傻小子自称是女王卫队，在草地上疯跑……北京已经是夏天的景象，阳光灿烂，遍野都是槐花的香味。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晚上的项目是看《蜘蛛侠3》，电影很烂，标准的好莱坞格式。我不时看看旁边几个小家伙。笑笑很投入，时不时为好人祈祷；贾A双手紧握，表情丰富；乐乐最胆小，过一会儿就趴倒我怀里，瑟瑟发抖片刻。看完电影回到剧组之后，孩子们的表现就更不一样了。笑笑开始在纸上画了一堆类似蜘蛛侠的小人儿；贾A则是跟爸爸抱怨对影片情节的不满，进而想到了《蜘蛛侠4》的大模样，当天晚上，他爹贾丁在给我发编辑台本时，附录了他们爷俩的谈话。
贾A对《蜘蛛侠4》的想象：
那个“外星虫”不是让蜘蛛侠给爆炸烧死了吗，“外星虫”大部队看到后说：哼哼，你烧死的是我们的侦察兵小部队，大部队进攻……蜘蛛侠肯定打不过“外星虫”大部队，一个小“外星虫”都把蜘蛛侠打的面罩也破了，蛛蛛衣也开了几个洞，他哪能打过大部队呀？蜘蛛侠肯定牺牲了…… 蜘蛛侠的好朋友，就是那个踩飞轮滑板的那个，他肯定帮不上大忙，他不是已经让敌人一剑到底了吗(贾A对葬礼显然不理解，他以为蛛蛛侠的好朋友还活着）……那个老爱唱歌的那个女的肯定也帮不上忙。她最多就是骗“外星虫”说：“外星虫”我给你们唱歌，你们来听吧……那个“沙子人”后来不是变好了吗，他肯定能打败“外星虫”，“外星虫”要是裹他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泥，就裹不着了……
哈哈，贾A是个小神人，故事多了！我会在“森林人物”写到贾丁时再提到他。
因为被我挤兑胆子太小，陈乐不高兴了。晚上，他解释了扑在我怀里的原因是，这部电影不适合儿童观看。“为什么呢？”我问原因，陈乐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啊，这个电影有点流氓，老半天都不打，动不动就亲嘴……”
“这个这个啊，”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显然需要健康的引导，“他们亲嘴啊，是叔叔和阿姨他们表达爱的一种仪式，比如呢，我就经常亲你不是？”乐乐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对呀，表示喜欢也不至于亲那么长时间丫？”陈乐悲愤地说，“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呀？你想想多恶心，亲得口水都出来了……”
五月初的这几天，人称黄金周，我倒是觉得只有和孩子们一起呆的那天含金量最高。另外，这七天我没有一次醉酒，睡眠都在七小时以上，每天香烟量在十支以内……对此，我很欣慰。 5/6/2007 Life is short 大家放假的这几天，我都在加班，每天到办公室，和往常一样看片、改稿，办公楼里几乎没人，安静得很。网上都是黄金旅游的消息，闹心的居多，有时在这里呆着烦了，看看他们在外面更遭罪，心里便踏实许多。
靓靓姑娘在MSN上发来一个链接，肯航飞机失事，机上有5名中国人。靓靓大呼小叫：“就是咱们坐过的那个航班丫！”我一看，阿比让－杜瓦拉－内罗毕，波音737－800。可不就是我们坐过的？那是去年九月底，我们上飞机时，杜瓦拉机场雷鸣电闪。起飞之前，我甚至以为要延误，没想到英勇的肯航飞行员一点儿没犹豫就冲上了跑道，那一刻，我甚至在手机上写好了留给儿子的话……唉，肯尼亚航空公司，非洲的骄傲啊（肯航宣传语）。飞机一降落，我和同事忙不迭地相互庆幸，靓靓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这种航空公司，不出事才怪呢。”现在，这个小巫婆的话应验了。
我前面有篇博客《杜瓦拉一日游》，记录了这次惊心动魄的飞行，你再看看这次飞机失事的新闻，和我上次所写的情况极为相似，比如这次飞机又是在雷暴中起飞的。报道说乘客里有一位华为的员工，上次我们从赤道几内亚到内罗毕，都见到了华为在非洲做通讯生意的小伙子们。如此看来，我不能不感叹自己命硬。尽管对非洲无限向往，我一直没能下决心去第二次，原因就是这里很多事情太不靠谱，还是土摩托牛逼，每年都去非洲转悠，看来丫比我命还硬。
顺便说一下，杜瓦拉飞内罗毕的那次，我坐在商务舱，和同事不在一起，恐惧无法交流、宣泄。待飞机越过云端，平稳了，长得像我亲戚似的空姐，带着非洲的骄傲神情开始供应晚餐，我要了一份牛排，看上去不错，刀叉并用，入口，靠！比土摩托的命还硬！
这次空难，五位中国人在西非殒命，但听交通台交通新闻，国内的黄金周交通事故更多。前天，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张宏在重庆因车祸罹难。张宏是的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的邻县同乡，他几乎是我们年级岁数最小的一个。闻听噩耗，我的大学同学们都不禁落泪，张宏的妻子丁慧萍也是我们的同学，当年为了张宏，舍弃了故乡，舍弃了自己的专业，分配到安徽省烟草公司，这几天打大丁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不过即使她接了，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人上了岁数，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生死问题。有朋友短信里提醒我，说我的“故乡地理”近期写的内容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是啊，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曾经见证过那么多的消逝，我强调这些，正是为了让自己平静地看待死，愉悦地享受生。
当然或许是因为我写得差，看看冯唐昨夜的这篇“十年一觉”，丫写得真好：Life is short. Play more！ 5/3/2007 故乡地理（22）实小 从前灵璧县实验小学的大门并不是这个样子。
沿南关大街向南，穿过一段矮小的围墙就能看到两组高低不同的立柱，立柱中间是铁丝编的两扇大门，这就是我的小学。我不到六岁起就被父母送到这个学校，每次进门之前，我都会在校门口的茶水摊旁边流连－－那里桌子上摆放着有用玻璃瓶灌的各色的糖精水，一分钱一瓶，有人喝完了，卖水的老太太会把瓶子口在桶里涮一涮，再灌上一瓶。那里夏天里有冰棒，还卖糖豆、瓜子、花生米，有些季节还有新鲜的菱角和莲蓬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勺儿－－这一切，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父母从未给过我一分钱零花钱，在学校门口，我永远是个看客。
穿过校门，面前就是操场，右面是学校办公室，左面是教室。靠近校门有一面巨大的山墙，上面用油漆写着美术体的大字：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就是在这里认识王军的。
那是一场普通的殴斗，一个白净的男孩对四个同学－－显然这位同学是刚转学来的，因为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叫王军的人－－打斗的过程中，王军不时地跳出圈外，把食指和拇指张开摆在胸前，这在我们那里叫“式子”。所谓式子，就是会武术的人出手之前摆的POSE，正如霍元甲、黄飞鸿那样。当时，我流着鼻涕斜挎着书包呆呆地望着这位新来的同学，他非常镇静，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出招飞快，背景是那面写满大字的山墙，直到把那四人打得落荒而逃，走之前还全部嚷嚷“你等着”这种挽回面子的说法。只见王军在“万岁”面前还作了一个收势。就这样，我的生命里出现了第一个偶像。
从那次后，王军经常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成绩很好，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我们班上朗读。它的普通话很纯正，嗓音又好，不久就成了学校广播站的小播音员，在《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的歌声之后，他会给大家念一段国际形势。学校上街游行庆祝“5.7指示”，王军总是排在“学军”队伍的最前面，肩扛着一把带刺刀的假枪，很威风－－这让我看了眼红，因为我每次都在“学农”的队伍里，背着养蚕的筐筐，很逊。
我对小学的印象，几乎都是室外的。对儿童来说，那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我经常上学不带书包，有时带了书包直到放学也不会打开。小学，尤其是四年级之前，我对上正经课的印象十分模糊。因此更深刻的记忆也都在户外。比如每次学校操场上的文艺联欢会，总是以三个女生独唱作为结束：《我爱呼伦贝尔草原》、《我为革命下厨房》和《老房东查铺》，每次都是这个老套路。王军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不仅可以自己唱“甘洒热血写春秋”，还可以在呼哈哈哈的大笑之后到后台换身衣服又和高老师来一段《沙家浜》：“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尽心调理真不差……”有板有眼，中规中矩。
全校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非常喜欢王军，他和老师们也非常熟（能在一起唱样板戏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那时实验小学的建筑格局是这样的，北面是教学区，南面是教工宿舍区，我们没事儿在喜欢往老师宿舍周围瞎转。教数学的徐老师家里，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或许比我大一两岁），是个智障患者。徐老师每天把他锁在家里，同学们都喜欢到窗口招惹他，让他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表演芭蕾舞“常青指路”。
当年的我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过分，经常一下课就到徐老师家窗外做类似的游戏。有一次我正在窗前眉飞色舞，王军走了过来，很严肃地告诉我这样不对，说阿德是一个没有自控能力的人，我的做法不人道。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了两个两分钱的硬币，让我去校门口买四勺糖豆。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完之后，我像被拍了花子一样，没有任何想法就去买回了那些糖，交给了阿德，而且，更难以想象的是我居然没有偷吃。也就是从这以后，我和王军成为了朋友。
在交往过程中，我知道了王军的父母都是外地人，是刚下放到灵璧来支援化肥厂建设的。王军显然比我们这些同龄的孩子都要成熟得许多，但熟悉之后我知道他其实也蛮有趣的。比如当时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走上打靶台，高唱打靶歌，革命豪情震山河……瞄得准来打得狠，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那时，刚看过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一个反面角色富农，叫钱广，王军就把歌词作了一下改动，变成了“钱广赶大车，一路卖私货，不是辣椒就是萝卜……”我当时真的由衷地感觉到和王军的差距，他太“屌能抬”了，这是灵璧话，意思等同于牛逼。
可以这么说，在我的小学时代，王军就是灵璧实验小学所有学生中成绩优秀、体格健壮和多才多艺的三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从前填表格的时候，总有一项“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我想王军的这一栏是肯定填不下的，他受到的表彰太多了。不像我，只能填一个：某年某月，邮政有奖明信片活动，获三等奖……
王军的故事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结束的。那是另一次打架，他为化肥厂的邻居小孩打抱不平，和旁边村里的孩子发生了争执。和学校的打架不同的是，那些村里孩子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把小“抓钩子”（类似铁叉的一种农具）。当然，据说当时王军还是摆好了“式子”，但无情的抓钩子在他的天灵盖上钉下了三个深深的洞……王军下葬的时候，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去了。我听到的说法是王军的父母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而此前王军是从来不戴帽子的。
很快，我也从实验小学毕业。第二年唐山地震，县城里到处搭满了防震庵棚，那年冬天，由于寒冷很多人都从防震棚搬回了原来的住房，这时，徐老师家阿德的故事也结束了－－新年前夕，家人发现他赤身裸体冻死在防震棚里。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纪录片，关于森林的。有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它们的经历难道不像我早年的伙伴王军和阿德？
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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