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北五天，乐乐只学会了一句老家话，“搁哪喝唻（在哪里喝呢）”，意思相当于how are you。我经常一半的时间都在喝酒，基本不清醒，嗜睡，博客自然无法更新。找到一篇旧文，说纪录片的，从中能感到这里的酒风浩荡。这几天，我就是那位张三一。下面是正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独立制片人温普林在一个纪录片研讨会上放映自己的早期作品《青朴》，与会的一位老师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希望大家相信，其实温老大拍的这种东西，在严格的意义上只能称作专题片。十几年后，温老大在回顾梳理自己的纪录片道路时还特意把这件事儿拿出来让大家主持公道，足见当时他是被“伤了自尊了”。也难怪，在咱们这儿，吃纪录片这碗饭的，拍的东西如果被别人说成专题片，那就相当于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指着一个小提琴手说：你丫以前拉二胡的吧！

　　事实上，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分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命题，专家甚至还进行过历时一年的专门的学术研讨来确定两者的“麦克马洪线”。尽管你甚至不容易找到一个特别确切的英文单词来与“专题片”相对应，但圈儿内人都大概明白“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别。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刚刚入电视行的时候，在一家市级电视台实习，做的就是专题片。当时我的老师是当地专题片的大拿，叫张三一（为了保护已成年人，文中采用化名）。“三一”其实是张老师的外号，张老师当时说了，好的专题片就是把画面拍得漂亮一点，把解说词写得优美一点，把音乐配得煽情一点，“三一”嘛。

　　不过，张老师的外号还有一个民间注解，老张好酒，而且是“一请就到、一到就喝、一喝就高”。那时候我跟着他满世界拍专题片，题目大致都叫《前进中的哪儿哪儿哪儿》。那时候，被拍的单位——我们叫基层——的同志们热情啊，每次拍完片就直接坐到了酒桌旁，所以如果我去参加那次概念界定的学术研讨，我一定会发言说拍片时有人陪同有人请客的就是专题片。

　　每次酒过半巡，张老师就高了，一高了就闹笑话。我亲眼目睹过两回。

　　一次是去一个煤矿，当时煤矿待客的最高待遇是去“贵宾浴池”烫澡，所谓的贵宾浴池实际上就是比矿工的大澡塘迷你一点的几个小盆塘，遇到来客，分别加热。我们陆续下了池子，酒后的张老师却径直进了一个没有加温的凉水池,同志们都在惊讶之际，张老师却心安理得地洗开了。约五分钟后，老张突然严肃而坚定地从水里站起来，高喊着矿长的名字：“老田，今儿的水温不对！”

　　第二个笑话是送张老师回家。忘了交代了，张老师的太太叫小琴，人和她的名字一样温柔贤惠，但张老师有个毛病，一喝醉了就不愿意回家。这次我们好几个人硬是把他送到了家门口，小琴师母打开了门，张老师却拼命往外躲。嘴里喊着：“这是哪儿？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来？”我们耐心地解释说这是您家啊，这不，师母在这儿呢。张老师定定神儿，打量一下小琴，很凝重地压低声音对我们说：“不对，这个人我不认识”。得！我们全傻在那儿了。这时候小琴师母，不慌不忙地在门口冰箱上的一打纸条里取了一张，镇静地对老张说，好吧，我给你打个收条。张老师看见收条竟像妖精见到了神符，哧溜一下钻进了屋。你肯定惊奇那摞纸条上到底有什么内容吧？当时我也是。只见上面写着：

　　收条 　今收到： 醉男人一名，其生死与组织无关。 　　收件人：小琴

　　当然，尽管张老师闹了N多与喝酒相关的笑话，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电视专题片的造诣。几年后再见到张老师的时候是他来北京领奖，“政府奖！”他说。这时的张老师评了高级职称，解说词被结集出版，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

　　“现在我不再拍企业宣传片了，主要是给省里、市里拍一些有文化底蕴的专题片，现在的领导每天逼着你介绍他的政绩。”张老师显得有些踌躇满志，关于专题片也有了更多的心得。

　　“一定得选最好的撰稿，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说人话那种的，全国一流的摄影师，必须会航拍的，能用胶片就别用录像。规模最小也得二十集，什么大炮啊、轨道啊、特技呀，动画呀，能给他用的全给他用上。包一宾馆，最少住上一年，弄几辆车，全喷上字儿，越大越好，再印几千件汗衫儿，满世界发去，这叫宣传。片头有主题歌儿，片尾有片尾曲。找俩电台的主持人，插着花儿解说，一口地道的播音腔！完事儿再搞一台晚会，主持人用最火的，光穴费就万八千的，就是一个字儿——贵 ！你说这样的片子，一集你得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五万块钱吧，五万块钱，那是成本。十万块钱起……”

　　我明白，张老师是混成“大腕”了，他甚至有了拍《资本论》的冲动：“音乐电视不是叫MTV么，我打算做一个‘理论TV’”，他说，“给领导们作决策参考嘛！”

　　我特别没出息，只惦记着搓大盘子的事儿，就问三一老师现在还喝酒么？张老师一脸的无奈：“应酬啊，不去的话，人家觉得你有架子哩。”

　　不久之后，我便听到关于张三一醉酒的一个更精彩的段子，说老张醉酒后自己骑车回家，半道上酒劲上来了，便扶着自行车出酒，之后实在站不起来，只好枕车自行车座儿在路边睡了……这时候不知道哪儿来了一条野狗，顺着老张的秽物舔啊舔啊就舔到了张老师的嘴角，只见老张用胳膊肘无力地推狗的头部，歉疚地嚅喏着：“太晚了，太晚了，要不明晚好不好？明晚吧小琴……”

　　我是喝酒喝坏了胃，工作以后才改拍纪录片的。纪录片很多人都知道，没什么人请你吃饭，更不用说喝酒了。做纪录片这么多年还真的很少有什么人像以前一样天天陪着你吃饭，每天的拍摄对象不让你请他就不错了。前几年，我们栏目的导演还真的遇上了每天请吃饭的一个活儿，而且一吃就是六十天。不过地点不太好，地坛医院，而且在SARS肆虐期间，俩编导呆在里面拍片就没出来。

　　唉，纪录片做久了，有时候还真的怀念和三一老师天天扶醉而归的轰轰烈烈的专题片时代。 　　

　　拍自然类的动植物纪录片对女人来说是件残忍的差事，这种残忍不仅体现在前期拍摄茫茫的林海中，同样体现在后期编辑的森林集中营里。要知道，我们请了一个手艺不错的湖南妹子料理大家的伙食，这位小妹做菜像模像样，而且经常调换口味，但只有一样一成不变，那就是鲫鱼汆汤。小妹的出发点是善良的，希望给大家恶补一些营养，但鲫鱼汤还有一个外号，叫前民政部长－－催奶夫啊，鱼汤进入每个人的胃里，作用却大不相同。

　　有一天，摄制组吃中饭的时候，红包七仙女对剧组两位年轻的父亲王路和李太山说：“把你们的小BB带来我看看，好不好？”两个人的孩子，一个四个月，一个两个月，闻听此言，纷纷解释孩子太小，带到剧组太麻烦。周卉急得脸红脖子粗，说：“有什么麻烦的？放到篮子里一拎，不就带来了吗！”这位红包七仙女是个心直口快的重庆姑娘，但此时却露出了哺乳动物般的羞怯，欲说还休的表情让两位年轻的爹很是尴尬。作为过来人，我一下子看出了端倪－－原来因为喝汤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女编导们开始有了生理反应。

　　和周卉相比，三姑娘小冬要内向得多，总是不言不语，但她绝对是一个特有主意的人。就在周卉还叽叽歪歪，要求奉献母爱的时候，剧组却静悄悄地多了一个人－－那是小冬的老公孟晓程来了。

　　晓程和小冬这两口子都是《森林之歌》中“胡杨”一集的导演。晓程是上海人，小冬是内蒙人，数年前，他们先后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在涿州的石油物探局电视台。共同的大学经历，让两个外乡人有了更多的话题，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成了同事加夫妻。

　　由于工作的关系，晓程和小东奉命去拍摄新发现的塔里木油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记录石油勘探的同时，两人却被塔河绿洲上的胡杨所深深吸引。1998年，两口子不管不顾地把家搬到了库尔勒，搬到了胡杨树的身边，身份也变成了塔里木电视台的编导。几年里，他们一直在拍摄自然历史类的纪录片，其中，他们完成的《红柳的故事》曾获得了'2002法国儒勒凡尔纳电影节“科技与社会奖”。

　　三年前，《森林之歌》一成立，两口子就进了剧组，和很多幸福的纪录片伴侣一样，他们一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拍摄胡杨林，志同道合得令人羡慕。我和这对夫妻一起在沙漠深处呆过几天，曾经亲眼目睹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白天，两人在酷热的沙漠里奔走、工作，汗流浃背；晚上，小东要担负起为大家做饭的活计，吃饭过程中，我们的背后，晓程已经搭好了露营的帐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帐篷外已经响起夫妻俩催促大家上路的声音……

　　性格上，孟晓程比李小冬更内向，属于八棍子打不出个屁的人，我曾经和他长时间地在一张饭桌上沉默着，他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就是：“来，陈老师，喝酒。”直到把自己几乎灌翻，他才说了第二句：“我陪不了你，下次，让小冬陪你喝。”

　　晓程爱好收藏和田玉，是个嗜玉成命的人。有一天，我看他脖子上挂的一块红色的玉，是我从未见过的，就问他能否让我看看。晓程一边说这是特别稀有的朱玉啊还是赤玉什么的，然后就把玉解下来，挂在了我的脖子上说：“送你了！”所以，我跟很多人说，孟晓程是个典型的外冷内热的人，他不善言辞，外表木讷，但内心十分奔放，自从到了库尔勒，他就和这里的维吾尔村庄、绿洲、红柳、胡杨成了挚友，他和小冬两夫妻更多的时间都生活在西部的旷野里。如果几年前，您去过塔里木河边的那篇胡杨林，相信您肯定见过一对男女，目光呆滞地流连那里，这对神眷仙侣正是李小冬和孟夫子。

　　其实，夫妻之间并不是没有争吵，比如在后期编辑过程中，因为思路不同，小冬索性把晓程赶回了新疆，害得他在剧组连个排名都没有。前两天，晓程来了之后，剧组审看小冬的粗编带，所有的人，包括晓程，都为粗剪片中胡杨的静美和坚韧所震撼，很多其他集的编导都纷纷询问晓冬和晓程，如何拍摄到如此神奇和精致的画面？我是知道答案的－－这些画面是他们数年以来的积累，这两个人已经成了塔里木河的一双儿女。他们对南疆，对塔河，对胡杨的理解甚至超过了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人。

　　一直让我内疚的是，由于常年在我们这里拍片，这对夫妻目前已经被所在单位塔里木电视台解聘，成了无业游民。我很关心他们以后的生活，尽管我在央视人微言轻，但倾尽全力也多少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因此我希望他们到北京来。小冬和晓程倒是非常乐观，他们说《森林之歌》结束后，他们还会在新疆呆下去。我很诧异他们的决定，小冬却说，他们已经离不开那里了。

　　现在，这对夫妻又对沙漠中的一种鸟发生了兴趣，据说那是一种像鸭子一样的鸟，不会飞，但在沙漠中坚强地生存的着。这种鸟很难见到，两口子已经做好了计划，准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长期蹲守……“钱呢？”我问，“这可是需要很大一笔经费，谁会来投资呢？”两人沉默许久，晓程说：“没事，我可以卖玉。”“他把那些玉全卖了，可能也不够拍这个片子的。”小冬笑了，然后很坚定地说“不过，我会跟着他。”

　　面对这样两个疯子，除了感慨，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今天是情人节，我写下这些文字，献给这对胡杨林下的夫妻兼情人，真心祝愿他们能心想事成。

　　张飞飞是我的学友，现在是《走近科学》的制片人，这个栏目在他的调理下收视率在十套一直稳居前茅，红得尿血。前两天，《走近科学》评季度奖，我去当了一把评委，一个文科生活生生地被科普了一下。

　　一共十二期节目，六个小时，我一宿看完的。平时和儿子一样，在十套看《走近科学》，总会被节目吸引。这次这么大规模地连续看，说实话，有点儿伤了，内伤。看看这几期节目的题目，或许你能够理解我的感受：牛下蛋了，78岁的老太太怀孕了，几百年前的干尸复活了，被砍下的蛇头咬人了……我记得以前河北有一张小报叫《大千世界》，专登一些精灵古怪的奇闻，看来，现在它附体到电视行业了。

　　看完节目已经是早上六点半，天已大亮，但我吓得睡不着觉。终于昏昏沉沉进入梦乡，梦里还是大段的解说词，如果……那么……难道……究竟是……然而……为什么……事实上……我彻底被魇住了。

　　科学节目究竟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绝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但我同样看过国外的一些讲科学道理的节目，它们并不都是这样离奇，却同样能够做到引人入胜。比方当年那部著名的《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站在格林威治村，从一个小小的别针说起，最后落脚点讲的是一个关于标准化的大命题，整个段落充满了智者的情趣。

　　而眼前看到的节目，比如《七十八岁老太太怀孕》，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被编导做成了一个悬疑片。悬念设置也叫障碍设置，是在结构此类纪录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它能有效地调动观众的情绪，让你永远不能直接抵达悬念的彼岸。但如果障碍设置过多，过于离奇，那么就有点故弄玄虚，甚至装腔作势了，这个片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有一段，记者带着省城的大夫去医院找那位佯称怀孕的老太太。节目是这样处理的，记者带着专家来到了医院，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急促的音乐起）镜头急摇，一张空空的病床。我的胃口完全被调动起来了，天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紧接着，记者告诉观众，原来老太太回家呆着去了。本来这样平常的一件事，编导非要把它做得惊天地泣鬼神，我由衷地感到自己的智商被严重侮辱了。

　　 科学节目有高端的，有低端的，低端重复的节目比较多，其实正是收视率压力造成的。据我所知，这期节目还是某一周央视十套节目收视率排名的第一。我相信这也是王三表为什么把《走近科学》称作《走近伪科学》的原因。哲学家王三表还认为，心理阴暗，智商低下的观众群其实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但一味取悦观众，一个电视媒体，一个所谓的国际大台，未来的节目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曾经做过一个设想，请参见拙文《为什么总和别人的老公睡觉》。

　　作为同行，我并没有觉得飞飞同学做错了什么，他是在整个电视圈的收视率游戏规则中本本分分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再说，类似的节目再离谱，也总俗不过《梦想剧场》吧？而且，从目前的《走近科学》字面上去理解，“走近”已经做得很好，选题的精灵古怪，真相的重重悬疑，调查的层层揭密，的确非常专业也非常抓人。但我仍想表达的是，目前节目中应有的“科学的外衣”扣子没有扣好。毕竟“走近”是手段，“科学”才是目的。

　　评完节目后，我给飞飞发了个邮件，是用《走近科学》标准的解说词格式写的：如果，一个节目要在央视生存，那么，吸引观众眼球是必要的，然而，收视率飚升，难道，就是我们目标的全部吗？科学节目的终极使命，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飞飞应该找到选题品相更高的节目，从而给贵栏目立一个更加雄伟的牌坊。 

　　昨天，陈乐同学要求吃一个没吃过的地方。慌不择路，我便带他去了前面说的那家安徽土菜馆，顺带着把森林组的诸位兄弟姐妹一并叫上。

　　到了饭店，包间早就没了，大堂居然也有四、五桌在等座儿。如果把眼前的现象归结成我博客广告做得好，似乎有些牵强，但前些天来了这么多次，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景象。正当我们准备吃隔壁秦唐食府的时候，只见一堆人呼啸而出，领头的人说，去永定路分店的跟我走。搞没搞错？这么一个路边店居然还有分号？经不起土菜香味的诱惑，我们只好跟着前面的车一路摸黑到了永定路南端的，几乎一模一样装潢的，所谓的，分号。

　　菜点的还是那几道，土鸡汤，香肠，蒸蛋饺，腊味合蒸，银鱼蒸蛋，炒黄心菜（老家叫菊花心），陈乐同学吃得很爽。我最先吃完，便过去找老板聊天，聊天的动机当然是自我表扬。

　　我：“最近你们的生意很好啊！”

　　老板：“是啊，就这几天，很奇怪，天天爆满。”

　　我：“没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老板：“……还是我们菜做得地道，来的都是安徽人吧。”

　　我：“你平时上网吗？”

　　老板：“不上。”

……说到这您应该明白，我无法把自己对饭馆的贡献向他解释清楚了。我打量着这位穿着皮夹克，叼着红塔山的中年男人，接下来和他聊起了家常。老板是安徽肥东县长临镇人，姓宣，老板说：“WBG委员长就是我们镇上人呐，他弟弟现在还在我们那儿教委当主任。”哦，难怪，这家饭馆的菜单上还有W委员长最爱吃的泥鳅面。宣老板说自己到北京已经二十一年了，一直靠开饭馆为生，从居委会小饭桌做起，现在终于有了两家店。

　　聊着聊着，宣老板突然问我一句：“老乡，你在哪儿上班？”我说了单位，宣老板又紧接着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姓陈？”这一下把我问懵了。

　　见我发愣，宣老板接着说：“有一年，你和安徽电视台，还有无为县妇联一起在北京拍电视，那个名字叫《远在他乡的家》，是不是？”我脑袋嗡地一下，套用那句俗话，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我想起了这个宣老板是谁。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那是1992年末一个寒冷的周末，我们摄制组一堆人来到了沙窝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进门就问：“请问张菊芳在么？”那时我在拍一部叫《远在北京的家》的纪录片，追踪十几个安徽的农村女孩到北京的打工生活，张菊芳是其中的一位主人公的名字。从年初她在别人家做保姆起，我们一直记录着她在北京艰辛的生活。夏天的时候，张姑娘搬到了301医院背后的无为村，开始是卖菜，后来，到了这家只有五张桌子的小饭馆当服务员，而那家小饭馆的厨师兼老板就是……现在我面前的这位宣先生。离奇吧？世界小吧？

　　穿越所谓的时光小隧道，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小饭馆的模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宣老板。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一只取暖的铁炉子，张菊芳拿着黑黢黢的抹布过来抹桌子，给客人上菜……拍完片子，老宣留我们吃饭，我看了看周围，居然找不到能容下我们六个人的桌子。临走的时候，宣老板一再说，下次一定来吃饭啊，不收钱的－－脸上漾着安徽人纯朴的笑……真没想到，后来我还真的来了，只不过这个“后来”是在十五年之后。

　　回忆到此，我请求宣老板让我安静两分钟，以便感慨一下世事无常以及人生何处不相逢。十五年前我们还勉强可以称为小青年儿，而如今，已经变成了老男人两坨了！咳咳……

　　为了来自1992年的邀请，这次宣老板执意免了我们的单（唉，早知道再点俩菜呀，哪怕打包也好）。同样为了感谢十五年前的诚意，我答应给老宣刻一张当年那部纪录片的DVD。相信看到十五年前自己的小铺，老宣又会漾起他谦卑的、委员长一样标准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