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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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2006 机械厂 东辉是我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他家住在东关县机械厂。
机械厂主要生产一些农机具，县里国庆游行的时候，机械厂曾经抬出一大堆产品－－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什么的，但我知道，这些展品几乎都是样子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经常去机械厂视察工业生产，尤其是翻砂车间，做一个模子，倒进去铁水，冷却后那东西便逼真地出来了。
曾经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我用弹弓换了一块木板，然后找学校的木工组的叔叔给我刻了一把手枪，装上橡皮筋儿可以发射子弹。拿着这把木手枪，我和别人换了一把塑料的左轮枪，于是我去找东辉，他爸爸用这把塑料枪在细纱上做出模子，熔进铁水后，一把铁枪便造出来了！这听起来有点儿像用别针换别墅那么复杂，但这把铁枪着实让我狠狠地兴奋了一周。
我和东辉拿着枪回了他家，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俩并排躺在一张软床上，对新玩具爱不释手。需要解释是这种软床，用灵璧话，它叫“软（读Yuan）床子”，实际上，就是用木头钉了一个框架，然后用粗麻绳相互编织绷成了一张床，夏天的时候，一般的人家都把这种床放在门口，铺上芦苇席子纳凉用。
其实，一些类似翻砂、车工、电焊的工艺我们在学校也要学习，这是学工学农的一个部分。很长时间学校里是有工宣队的，他们的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有一期的工宣队队长姓Y，非常胖，大家都叫他Y大胖子.之所以有这个外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Y队长很凶。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的水塘里游泳，不知谁喊了声“Y大胖子来了”，于是所有的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便一路狂逃。
现在看来，Y队长做思想工作是有一套的。比如对一些淘气有限的学生，他批评是讲道理的：“毛主席很担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向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下手，你不会想被他们争夺过去吧？”说得学生后脖梗子发硬。而对那些特别捣蛋的学生，Y队长批评的方式则是疾风暴雨般的呵斥，加上暴躁的、异常市井的咒骂。因此，各种形态的调皮学生都很害怕他，学校领导－－比如教导处主任丁伯伯－－也很佩服Y队长，认为他这种工人阶级的作风很好，立得住。
直到后来Y大胖子被撤职，丁伯伯在全校大会上还非常怀念这位工宣队长。他认为，Y队长如此严厉，实际上是爱护学生。丁伯伯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惯偷临被枪毙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见到他的母亲。他妈妈来到了身边后，他又提出希望再吃一口妈妈的奶。“结果，他一口就把他娘的妈头子给咬掉了！”全场听众惊呼，丁伯伯接着说：“那个死刑犯最后对他妈妈说，如果不是你一直这么袒护我，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需要解释的是，“妈头子”是灵璧人对乳房或者奶头的称呼。
但我一直对道貌岸然的Y队长没有好感，总感觉这个曾经的车间主任对老师和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永远是大嗓门地吼叫着。我被他训斥过两次，每次几乎容不得任何的申辩。因此，当他被撤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听别人说、以及传播他犯的错误。
老Y栽在了生活作风问题上，和一个有军婚背景的妇人。住在机械厂的同学，包括东辉对此事的描述都像是亲眼所见一样。据说，那天Y大胖子被捉奸在床，抓到的时候－－东辉描述得非常详细－－Y队长仍然是“一手扶着软床子的沿子，另一只手按在女人的妈头子上。” 11/26/2006 文工团 紧挨着三用礼堂的北侧就是县文工团，当然，这里也叫县剧团或县泗州戏剧团。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永远响彻着竹管笙箫以及吊嗓子的声音。
灵璧的地方戏叫泗州戏，也叫拉魂腔。这是一个流行在淮北及苏北地区的剧种，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乐乐的姥姥当年就曾经追着一位叫李宝琴的泗州戏名角儿巡演，一路不吃不喝，看了十多场。有一次给乐乐解释什么叫“玉米”，我就用了他姥姥的例子。但直到今天，我都没觉得泗州戏的唱腔有多么优美，反倒觉得这个戏种，尤其是它的拖腔有些悲壮和滑稽，急死个谁。
关于这个剧团小院，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特别逗，特别会编笑话，编歇后语，编顺口溜。记得当年学大寨的时候，剧团的人就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县委书记马树良，一天到晚特别忙，别的事情都不管（灵璧话“不管”的意思是不行或不怎么样），开山放炮最在行。”几句话就把灵璧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概括了。
小时候看过县剧团排过几出现代戏，基本上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一出戏叫《审椅子》：一个地主成分的土老财，把自家当年的地契藏在了一把红木椅子的夹层里，火眼金睛的女生产队长丁秀琴“审椅察人”，最后发现了秘密。这个故事想告诉观众的是，阶级斗争要年讲月讲天讲。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出戏里的地主和富裕中农其实挺可怜的。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唱腔，就是那位偷椅子的富裕中农唱的，他的自留地被征用了，中农无奈地唱道：“倒霉倒霉真倒霉，自留地里撒石灰，一根标竿插地上，就好像树在我心里。”农民对土地不就是这点儿感情吗？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戏里演生产队长丁秀琴的是剧团的头牌演员张兴云。她那时很有名，在这个小县城，她是第一个烫了头发的女人，随后，县城广大妇女群众纷纷效仿。当满大街出现了都是用灵璧话叫“烫花头”的时候，张阿姨又把头发拉直了，清汤挂面，卓尔不群。张兴云和我们家很熟的，我们都叫她张姨。
1977年，湖南有一出地方戏叫《园丁之歌》，这个戏曾经被江青批评过，于是，英明领袖便指示在全国推广。我所在的中学积极响应号召，把它移植成了泗州戏，上初一的我被挑选加入了这个草台班子。我在里面没有任何的角色，只是担任幕后的齐唱－－有点儿像川剧帮腔的那种－－也就是当正面人物唱腔出现的时候，给他帮个人场，树立一下形象，壮一下气势而已。张兴云担任我们这出戏的唱腔指导，这也是我第一次系统地领略了泗州戏唱腔的的魅抑或凶残。戏演了几场，便不了了之。
我上大学的时候，张姨的剧团已经开始排演古装戏了，《打龙袍》、《狸猫换太子》什么的，经常演出，我再也没看过，泗州戏此时已经离我远去。但剧团编的顺口溜还是能听到，比如我们的县委买了一辆蓝鸟车，给书记坐的，一个顺口溜又从剧团出来：“八万块钱买个鸟，一座大楼满街跑。”在当时，盖一栋三层的办公楼的费用也只不过是八万元人民币。
这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话语主要针对时事，也是引领我们了解真正社会底层声音的最好通道。直到前些年，宿县地区改设宿州市，灵璧成了宿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我还听到了这样的歌谣：“县改市，换牌子，唉，换来换去还是那些熊孩子。”
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宿州，有一天，已年过半百的张姨到我家做客，见我从北京回来，她便向我父母回忆了我小时候顽劣淘气的一些故事。我坐在一旁颇感不忿，便说：“当初，演《园丁之歌》，我跟您学戏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没想到，张姨已经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我更加不忿，尽管当时我已经音糙嗓厚，但还是憋着嗓子张口就唱：“百花园中花似啊锦，花红要靠啊育花人嗯～嗯～嗯～嗯～，步履朝阳路，心贴工农兵，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哪～嗯～”
张姨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11/25/2006 馍馍山 北山，在灵璧县城以北三公里处，因为它的形状像只馒头，而我的老家把馒头叫做馍馍，所以北山在我们那里被称做馍馍山。
灵璧地处淮北平原，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馍馍山因此显得格外珍贵。其实称它作山都有些可笑，它的海拔高度不过101米，一个巨大的土堆而已。但在灵璧人的心里，北山是一个独特的所在，一则和周围的几座山相比，它是绿色的，山上布满了侧柏；二来这里驻扎着一个工兵团，更多的灵璧人用番号称呼这个工兵团，叫“2X0部队”。
我一直对这个部队抱有一种既神秘又崇敬的好奇。很小的时候就听说，馍馍山其实早已被挖空了，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南京军区一个重要的弹药库，所以，在那里是不允许抽烟的。直到今天，这支部队已经成为属于总装备部的一个基地，灵璧人仍然对他关注有加，他们能从部队的紧张状态来判断台海局势，以至于国际形势。据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支部队连夜加班，目的是把炮弹和飞毛腿上的所有中国制造的印记去除。当然，这只是传说。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部队的营区是小学三年级那年的建军节，全校的同学去给一位烈士敬献花圈。那位烈士名字叫糜双品，是我们灵璧境内最知名的爱民模范。本来不会游泳的他为了救一对在水塘中游泳的双胞胎，自己溺水身亡。后来，他的事迹上了《解放军报》，每年的清明节和建军节，灵璧的小朋友们都要去排队悼念。那次仪式上，还展示了被糜双品救过来的那对双胞胎。我当时就想，真巧啊，烈士的名字里有一个“双”，救上的人也是一对双胞胎。长大了，我才明白，这叫宿命。
当时去北山是有动力的，因为部队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电影放映。放电影是在一个露天的场子上，言下之意，它的免费的。城里的三用礼堂电影票价不过五分钱，但更多的人愿意走上几十分钟到北山去看，电影还是那些电影，但钱却省下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去北边的次数更多了，但我的目的地却不是馍馍山，而是再向北两公里，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那时候，我父亲被任命为“灵壁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筹建小组的副组长，建这个所谓大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一部叫《决裂》的电影。可笑的是，这个大学，尽管有县委书记兼任校长，但它实际上却行政隶属于灵璧中学。
“共大”所有的教学内容只有一个，修梯田，地点就在金山。父亲这个所谓的筹建组，其实就是负责开山放炮工作的，为了每周让全县的学生来搬运石头垒造梯田，他必须准备好石头块儿。我很清楚地记得父亲炸山的样子，山脊上，他带着两个人，在凿好的炮眼上点燃导火索，一次要点三到四个，我远远地看着。那时，父亲很瘦但很结实，看着他一边点引信一边在天际狂奔，我居然很为这个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中学教师感到自豪。我同样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年间，我爹的头发全部变白了。那年，父亲三十四岁。
那段时间，妈妈在家成天提心吊胆，担心父亲的安全。父亲很会哄妈妈，每次都把“共大”描述得像花儿一样：山上能打到野兔子，地里一不小心就能捡到野鸭蛋，所以伙食很好……每周回家，他都在三用礼堂门口买二两花生分给我们，也跟我们说山上如何之好。后来，当我充满幻想第一次来到金山的时候，我有点儿发傻，这不是的大学吗？怎么只有一排砖房？
有一年放麦假，我爹带我在山上住了几天。每天白天他都在炸山，我就和一个叫小胡叔叔的人在一起，他是这个“大学”的会计兼炊事员。或许因为是某领导介绍来的，小胡叔叔不用上山。
小胡叔叔饭量很大。有一天晚饭前，他贴了一锅油饼。所谓的油饼就是把面团擀开，洒上盐、猪油渣和葱花，然后卷起来，均匀地贴在锅四周，出锅的时候很香的。我以为这是大家的晚饭，但小胡叔叔却用匪夷所思的速度，把一圈油饼－－至少有一斤多－－全给报销了。
接着，小胡叔叔又蒸好了一锅馒头，并且烧了粉丝土豆白菜，连汤带水的。等爸爸和其他人回来，胡叔叔热情地张罗着大家吃饭。那时，爸每顿饭能吃五个卷子，但他看了看馒头的数量，只夹了一个馒头给我，然后自己夹了两个，盛了一碗烩菜，带着我到门口去吃。我想把小胡叔叔偷吃的事悄悄告诉他，但刚说了开头就被他打断了：“快吃快吃，一会儿凉了！”然后很仔细地把两个馒头咽了下去。
“一个男人一生有两样东西最重要：一个是行为上的父亲，一个是灵魂深处的故乡。”很多年后，我的朋友老六和我喝酒兼谈人生。听老六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眼前突然突然浮现了当年那顿晚饭时的父亲－－他看上去很乐观，用筷子轻轻敲着碗沿儿，哼唱着“江西共大”的校歌：光辉的道路毛主席指引，共大培育着一代新人，反修防修斗志坚，要为共产主义奉献青春……
唱着歌，父亲眼望着远处，那座种满柏树的北山，像一个巨大的馍馍。 11/24/2006 西关澡堂 西关澡堂大名叫凤山浴池，就在进西关桥头那里。这是灵璧第一家浴池，在我童年记忆的很长时间里，它也是县城唯一的一家澡堂子。
一进浴池大门，你便能听到木拖鞋发出的清脆的踢踏踢踏声，经久不绝。拖鞋是用松木做的底子，有两公分厚，上面钉上一个帆布条或是自行车内胎。这种拖鞋很重，我小时候穿上它没有办法走路，所以都是光着脚跑进浴室的。
浴室只有盆塘，直到离开灵璧，我都没用过淋浴。浴室里有三个大池子，最里面池子的中间部分是用木板盖住的，木板下是三口大锅，锅里的水煮沸了，便顺着出水孔流向相邻的池子，三个水池的温度也因此由高至低。经常有些老人会坐在热水的出口闭目养神，然后再躺到木板上享受高温。我则受不了那么烫的水，最多选择中间的水池。进浴室最大的感受是缺氧，喘不过气来，或许你想象不到，每次洗澡我都要跑到浴室更衣室喘两次气。
更衣室大约有三十来张躺椅，躺椅下面是衣柜。很多人在躺椅上休息，喝着免费的、茶梗很长的粗茶，很酽。家境稍微好一些的，则会要一两或二两花生，花生是没有改良过的那种，用细沙子炒的，很香。也有要萝卜的，在这里萝卜等同于水果。有红心萝卜，就是北京称作“仙儿里美”的那种东西，一切八瓣。更受欢迎的是青萝卜，水分特别足，一切四瓣，吃起来很脆。两种萝卜用老家的话都叫“辣萝卜”。
躺椅上，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一边吃着萝卜，一边很满足地感叹：“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医生满地爬。”旁边一位接过话头说：“妈个X，我就是医生，你气我干熊！”吃萝卜最大的作用是通气，更衣室里永远充斥着打嗝的巨大响声。
从记事起，每年我有半年的时间在澡堂洗澡，其它的时间则是在家里，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木盆洗。淮北的冬天屋里极冷，于是县城的所有人便只能泡在这个澡堂里。澡堂五点钟开门，我们一般在开门的那一刻就要赶到，因为那时的水至少看上去还是干净的。我的一位同学下午去过，回来的描述让我感到十分恐怖，他说“水的上面几乎是漂浮了厚厚一层色彩斑斓的人油”！
说凤山浴池是我们全县唯一的澡堂或许不太准确，其实，在县委大院还有一个小澡堂，我也去过几次，但它不是全天营业，我印象中每天只开两三个小时，而且星期天休息，这显然不适合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那个澡堂结构和凤山浴池是相同的，不过只有两个池子，而且小得多，池子的前部也是一口大锅，大锅上也是木板，但这里的木板安装得不是那么严丝合缝，而且薄得多。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叔叔居然从木板上掉了下去，被活活煮死！为此，县委大院澡堂关门了很长时间，我也再没有去过那里洗澡。
上高中以后，灵城的人口增多。在东关，又开张了一家东风浴池，我们习惯称之为东关澡堂。我很少去，一来是因为远，二来我更习惯西关澡堂那种窗明几净的感觉，那里更衣室的窗户临街，能够听到很清晰的市井的声音。小时候，我喜欢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往外看，有时能看见我的同学八拉，他家就住在旁边。
八拉的父亲是凤山浴池的烧火工人，所以对于澡堂，他比我们了解得更多。那时我们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时刻，大家对女性的身体都格外好奇，有人谈起，大家就开玩笑说：“八拉肯定看过女澡堂子吧。”八拉居然承认，还很认真地说可以带我们去看，不过前提是一块鸡蛋糕。蛋糕那时刚刚在小县城里出现，一般人家过年的时候才会有。
我一来没有鸡蛋糕，二来特别假正经，觉得此类话题流氓，拒绝加入。我的另一个同学据说真的给了八拉一块鸡蛋糕，几天后，他回来告诉我们：“八拉真缺德，在女浴室墙上抠下了一块砖，专门看女人，我以后就再不让我们家女的去那洗澡了。”
后来，我和这位同学都考上大学离开了灵璧。第一个寒假回家，我和他约好一大早去凤山浴池洗澡，这时候盆塘加热已经开始使用锅炉蒸汽管道，拖鞋也变成了塑料的了。在澡堂里，我非常好奇地想起了当年的那件事儿，便问同学：“当年你真的跟八拉去看女澡堂了吗？”他告诉我真的去了，我又问：“都看见谁了？”毕竟县城很小，谁谁都认得。同学的回答却让我很意外。
原来，那块砖的位置非常高，显然这个杰作是某位饥渴的成年人干的，我这位同学需要站在八拉的肩上才能将将够到那个瞭望孔。“其实，澡堂里全是雾气，什么都看不到。”同学愤愤不平地说，“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让八拉把鸡蛋糕还回来了吧？”
我几乎笑瘫在水里。四周蒸汽如浓雾一般，人影依稀。 11/23/2006 关于《故乡地理》 晓卿：最近，不时浏览“人老猪黄”，其中一些文章使我感到非常亲切，童少年的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大年汪、隅顶子，这些都是小时候使用率非常高的词儿，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时间长了就会从脑袋里消失。我也是喜欢回忆往事的人，希望你继续努力，提供更多的童年记忆，以更增加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友情的珍惜。我也想到了很多故事，不知你能否把它们写下来。比如，灵西闸、凤凰山、北山（馍馍山）、大理石厂，还有西关和东关仅有的两个澡溏子以及南关的乱岗子，都是很有趣的事儿……
自从1992年父母调至宿县工作之后，我一共回过灵璧四次，每次回去都很有感慨。在这座县城不断地变化的建筑外貌下，灵璧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我也去过很多不发达的地方，至少当地的景观保持了连续性。而灵璧，所有的古迹，哪怕是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景观都已荡然无存，取代这些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贴着马赛克的建筑。整个的县城异常拥挤，逼仄的街道上响彻的是高音喇叭推销的声音，卫生状况极差。
今年回灵璧，这种凋敝和颓败的感觉更加强烈。父亲原先的同事安排我们住在灵璧大酒店，这是县城条件最好的住处，我们的房间居然还是一个“豪套”，但室内设施破旧不堪，霉味四散。凭窗望去，是拥挤凌乱的公共建筑以及民宅，这时，听见儿子在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到了爸爸的老家了，告诉你，特别破……”
1965年，我出生在灵璧县医院，在这里长到了十七岁，离开。灵璧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当年的那座小县城曾经是我生活的全部，也是我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几个月前回到北京，我便开始梳理我关于这座小城的回忆，先写了《城墙》、《三用礼堂》、《金教育》，这次生病，又写了《隍庙街》、《大年汪》和《隅顶口》，我会一直写下去，写到不想写为止。
我打算把这些汇集成一个系列，题目叫《故乡地理》，所有的篇目都会以灵璧的一个地名为题，从那个地点点击出我的一些记忆，许多的记忆是共同的，也有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在里面，这个系列回忆更偏重于个体，是我自己的灵璧县志。我在灵璧生活的年代，中国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我的回忆与其说是对一些空间的记忆复原，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叙述重建。
目前这个系列能够动手写的大概有二、三十篇，其中就包括了薛冰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地方，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五、六月份便可以完成一个五、六万字的东西。这个东西准确说是给自己看的，也在这里和我博客的读者分享，将来，如果乐乐感兴趣，这些文字就留给他，帮助他了解父亲的过往。
最近，也有做出版的朋友对此有兴趣，这让我很荣幸。如果此事有些眉目，我会抽时间再回一趟灵璧，住一段日子，搜集一些历史影像，也再拍一些照片－－说实话，我还没有给我的出生地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呐。但有时我又会对此感到迷茫：那样平淡的一个小地方，那么久远的记忆，会有人看吗？ 11/22/2006 Biang Biang的裤带扯面 上午就醒了，感觉还是很虚弱，便在家上网。
这几天很热闹，一个长相很悲壮的群众演员学习孺童大师，公布了她与几位导演的友好往来录像，场面惨不忍不睹；另外有人公布了我同事黄建翔的辞职信全文，信里有这样的句子：“中央电视台是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上的一片叶子。每年的秋风起时，都有些树叶会掉落，但是，大树总是那么挺拔和伟岸。”作为黄的吃友也是哥儿们，我能读出其中的无奈和慨叹。
到了中午，我开始有了有了由衷的饥饿感，身体似乎已经恢复。于是想起了一位叫波波夫的同学在我博客上留言。针对我对鲁谷周围食物匮乏的抱怨，他说石景山其实有一家名字叫诚铭的餐厅，还是不错的。我记下了地址，下楼开始搜索，很快找到了那个小门脸。天呐，和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百米的距离！
餐厅不大，略微做了一些装潢，基本都是红底黄字，让你感觉在五星红旗下很爱国地吃饭。服务员穿着清一色的大花被面，说话却是南腔北调。捡一个角落坐下，一个人要了三碗面，羊肉泡面、什锦红油卤面和油泼面，价格分别是六块、八块、五块。服务员和我再次确认了一下，显然她对我胃吞山河的饭量有所怀疑。看着困惑的她，我继续挑衅说：“再加一盘花生、一瓶啤酒。”那姑娘显然觉得我疯了。
但面上来之后，我立刻崩溃了：碗大得像洗脸盆，凿凿实实的三大碗。现叫朋友显然来不及了，我便把碗一字排开，每一碗临幸些许……两圈不到，汗便下来了。至于面的滋味，我不用多说，以下是波波夫的留言，评论基本属实：
“这里的油泼面做的相当不错，分为宽的和细的，宽的陕西人称为biang biang面，细的油泼是拉条子做的。羊肉泡馍经过改良了，没有西安的那么腻，更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辣鸡炒饭也很正点，辣椒与鸡块的完美组合，上面盖一坨火候到位的鸡蛋饼，色香味俱佳。还有肉夹馍、茈然炒拉条子等陕西风味。这里的厨师都是陕西的，而且我怀疑就是我们渭南的。”
需要补充的是，我要的全是皮带面，也就是裤带扯面，三大碗吃得不到一半，就只得把腰间真正的皮带松了一个扣。这么宽的面做的裤带，真应该送几根给那位群众演员，让她平时扎紧一点。
从前，我去过几次西安，但一直对那里的吃食颇有微辞。我的朋友杨晓肃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历史文化发达的地区饮食文化程度一定不高，比如西安、洛阳、开封、太原……这些地方饮食的最大特点是主食发达，菜乏善可陈。这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我的感受的确如此。就说西安著名的贾三包子，还有那家著名的肉夹馍，以及羊肉泡，尽管觉得不错，但我仍然认为和当地给它的崇高的评价名实难副。比如泡馍，我依然更喜欢银川的那家老汤泡馍，汤是汤，馍是馍，粗犷的可爱。
不过，能在家旁边找到一份比较正宗，也比较朴素的陕西面馆仍然让我非常激动。临走，我要了一张餐馆的名片，上面写着，面条扯得像裤带，羊肉泡馍味不赖，油泼辣子一道菜，家常炒菜谁不爱。我决定明天再去尝尝它的饺子。感谢波波夫，如果他是未婚的话，我祝他早日找到一位大波波娃。
出得门来，准备上班。已是初冬的北京刚刚有了一点秋天的意思。对了，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风吹拂着高大的央视，地面上飘落着些金黄色的健翔…… 11/21/2006 生日痛并快乐 流氓原在博客里写了写博客的恶果，其实，写博客的恶果还不止于此。
昨天中午，刘春打电话来，“你在博客里写我什么啦？我这次到合肥这么隐蔽，现在人民群众都知道了，无数人打电话来，怎么办啊？”春台愤怒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合肥的朋友叫去喝酒还好说，北京的女孩子们不依不饶怎搞？”我连忙道歉，并且给他宽心说：“女孩子喜欢你，想念你，简称思春，那是任何一个正常女孩子都要发生的啊。谁让你这么又温柔又有型又多金又有才华呢？”春的语气这才柔软了起来。但我仍然对自己没有为春台保守好秘密而感到愧疚，愧疚到了有些低烧。
此时，我正在家庭的生日宴会上，今年我和我爸一块儿过的生日，他阴历我阳历，合并成一顿饭。最高兴的是三个孩子，我儿子和我两个外甥。尤其是那个九岁的外甥豆豆，一进门，特兴奋地小声跟我说：“舅舅，今天你过生日，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啊？”此外甥系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三年级学生，黄帅的校友。
吃罢生日午饭，我又想起了春的责备，脑门上的汗珠劈里啪啦往下掉。载儿子和我妈回家的路上，有一刻我觉得已经睁不开眼了。回到家里，盖上厚厚的被子，我还在拼命地颤抖，这下把儿子给吓着了。他一边帮我掖被角一边说：“爸爸你别这样，我保证在学校再不打人还不行吗？”看来我是真的病了。
从小我体质就特别差。小学二年级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肌肉炎，有两年的体育课都没有上过。那时候，每到阴天下雨之前，我都会提醒小朋友带伞，同学们都尊称我为“小小气象站”。后来在北京生活，我对花粉和粉尘过敏，于是又兼任了环境测评的工作，只要我咳嗽，北京的大气污染指数肯定在三级以下。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发三次烧，而今年才完成了两次。既然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
我决定暴睡一觉，想到了老六和众朋友们晚上还有酒局等着，临睡前，我艰难地给老六发了个短信，告知如果情况允许，我一定坚持去。睡了两个小时，体温仍然没有降低的迹象。晚饭胡乱吃点东西，回到住处，决定继续大睡，但此时已经浑身酸痛，痛得我直想叫唤。突然想起上次同事老王给我买的体温表，拿来一量，３９°了，这么大岁数，也好意思发那么高的烧，我以前可是以低烧著称的啊！直到天亮，一直睡不着，中间又战战兢兢量了三次，没有一次低于３８°的。说老实话，我把自己吓坏了。
今早起来，画着龙去了单位，因为上海的朱博士到台里办事儿，我要去接他。把朱博士安顿好之后，我晃晃悠悠去了医务室，大夫是个漂亮的少妇，“哪儿不舒服？”我把情况说了一下。“先去做个检查吧！”大夫相当地平易近人。在给我填化验单之前，大夫在一张大表上填写着病人情况，问：“哪个部门的？叫什么？”我如实回答。“二十几了？”我脑子嗡了一下，“二十几？我昨天已经四十一了。”话虽是这么说，但觉得身子顿时轻了很多……果然，化验结果出来，一切正常。
通过这次发烧，得出以下结论：
１、下次再写刘春，一定要经他审阅，省得再生病。
２、下次发烧的时候，不能再用体温计，眼不见为净。
３、牛博上关于中西医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看病的那个大夫是谁。 11/19/2006 八卦之春 这几天，我的朋友流氓原在张罗着结婚，全勇先去了大连，刘春台长则回了安徽－－北京的社会治安秩序相当井然。 安徽是刘春的出生地，更是他灵魂的故乡。吃大肉，喝大酒，高谈阔论……回到合肥的刘春，像极了韦小宝回到了丽春院。安徽是个很怪的地方，比如安徽电视台的LOGO是不是很像斧头帮的标志？没见过哪个省级电视台就这样一天到晚砍瓜切菜般地播电视剧的，那里的编辑记者闲得蛋疼，就每天探讨文学。哈！文学，这是春台的强项。每次刘春回合肥，都会打电话来说，“和谁谁，谁谁谁在喝酒，我们在谈先锋派诗歌。”春的声音有些腼腆。近来，他们在酒桌上的主要话题已经变成了海德格尔。
能和刘春深厚的文学造纸相提并论的就是他的酒量，这也是刘春热爱安徽的原因之一。彼地民风剽悍，酒风甚烈，不醉不休，以至于春台在北京喝酒往往要赶四五个场，才能把自己喝个八九不离十。当然，春台也不是没有醉的时候，这往往是酒桌上有漂亮MM的结果。春台醉后最大的特点一如普通醉鬼，那就是打电话，倾诉衷肠，有一次就被我赶上了。
那次是在深圳，酒后我和他同坐一车，春台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快捷键，寒暄两句便开始哼哼教导：“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你要相信我……你不要着急，万事开头难……现在是你最关键的时期，走好这一步，你绝对，前途无量啊……”第二天酒醒之后，春台问我：“昨晚是否打了电话？说了什么？”我回答说打了，又把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刘春后悔得几乎瞳孔扩散，原来电话的那端是刘长乐，他的老板。
刘春后悔地说：“下次吃饭，再不能有女孩儿了。”但这怎么可能？如你所知，春台是一个谢瑞麟钻石王老五，一直守身如玉，熬着熬着，现在已经快成了Tiffany了，怎能不招女孩？其实，围绕在春台身边的美女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但春台都能做到坐怀不乱，真像一轮皎洁的明月啊。但常言道月明星稀，春台就这么一直孤独着。
有一天，老单身魏大爷对小单身春台说，“看到差不多合适的，就从了吧。别这么吊着，吊的时间久了就夹生了。夹生饭你知道的，煮粥都煮不烂啊！”是啊，刘春在情感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彰显了他双鱼座的个性。对了，刘春醉心星座，最信星象学。
如果你是美女，见到刘春他一定会问你：“你是什么馅儿做的？”如果回答是韭菜的你就错了，你回答是张立馅儿的也不对，正确答案应该是巨蟹啊，天秤啊什么的……当然最好是天蝎。刘春说，他的星座如果和天蝎美女相配－－王小丫、陈晓楠、董卿、刘晓庆、林青霞都听好了－－那就真是何洁嫁给了郑智化……正合适啊。
每次春台回家，都会有共同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与他在某地喝酒。但这次春台回皖，行踪极为诡秘，据可靠的推测，春台这次是回家复命的。要知道，春妈妈为刘春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这次老人家是下了死命令，刘春必须回家定亲，同村的小芳已经二十有五了！
如果真是这样，春妈妈真是为了维护首都稳定做了一件大好事。 11/18/2006 觅食之难 最近总熬夜，所以早上起不来。每次醒来都已经是中午十一点，这是我一天中最发愁的时刻，是煮点儿激情四射的方便面，还是去台里吃理智无比的
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单位盒饭的水平，一荤二素。举例说明吧：肉片炒青椒，青椒炒圆白菜，圆白菜炒西红柿。就这个都很抢手，几盒菜甫一铺开，众人争先恐后下筷，刹那荤菜便成了青椒炒青椒了。用这些拌上夹生的米饭，吃完了饭，你会有参禅的冲动，见了烟灰缸，你想当木鱼敲一下。
算了，还是就近解决吧！
但您知道，我的府邸，也就是大宅子在鲁谷小区，它隶属于北京石景杉矶区，其饮食文化的匮乏足以和钻石单身男全勇先居住的通利福尼亚州媲美。我曾经走街串巷，四处打听，西至首钢，东到永定路，凭我在西城分局警犬队训练的灵敏的鼻子，没有嗅到一家能满足我既美味、又果腹要求的小铺。向南向北就更不用找了，从我住的地方往南是伟大的京九铁路，往北则是更伟大的八宝山。
老全的通利福尼亚州起码还有威震华北的京东肉饼作为备选，到我这儿，就只剩有老家肉饼了。不过说实话，老家肉饼并不难吃，但架不住天天吃。吃肉饼的最主要反应就是打嗝，每每我的同事看着我会说：“哦，您老人家今儿用的是大葱馅儿。”有一次，打嗝打嗝打得，居然我从嘴里蹦出了一头蒜，好几瓣儿呢。
我家门口还有一处不错的饭馆，叫眉州东坡酒楼。但每到中午，全石景杉矶的民众便都在这儿排队等候，说是快餐，起码要排半个小时的队。总不能让我去吃马勒个比萨或者吉野家吧？要知道，我每个礼拜都要陪儿子吃两次吉野家，每次去的时候，我脑海里都会浮现《甲午风云》里面的怒吼：“撞沉吉野！”
如果同样的排队，我更愿意去五棵松的林静小吃，这是田小资那个好吃鬼发现的。麻辣烫和凉面都非常好，尽管紧挨着四环路，但价格是门头沟的。这家麻辣烫小店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服务员态度相当恶劣，过于火爆的生意让他们有些目中无人。好在我们已经逆来顺受惯了，再者说，北京哪家好吃的饭馆服务员把我们当人了？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倒是态度好，咱也进不去啊！此外，我坚决不敢得罪服务员，原因是我的朋友王小Y曾经用她的亲身经历教育过我。
王小Y高中毕业时，她的同学阿珍已经在一家饭馆做服务员了。暑假里，小Y闲极无聊便去帮阿珍剥葱。阿珍脾气有点大，有位顾客反应他的担担面里有一根头发，要求另煮一碗，阿珍很不耐烦，被顾客抢白了几句。新煮的面出锅之后，气哼哼的阿珍端面即将出去的时候，对着面碗念了几遍咒语，听起来好像是某一个领导人的名字，面便送了过去，顾客也得意地把面吃完了。看到这一切的王小Y，自此便到处奔走呼号：天哪天哪，千万不要得罪服务员啊！
后来，小Y告诉我，阿珍念的是，阿沛、阿沛、阿沛。 11/17/2006 隅顶口 每个地方都有传说中的公认美女，当然，现在改叫什么“花”或是形象代言人了。在我的故乡灵璧，这位绝顶的美女曾经是一位副食店的售货员，那女子模样很好看，于是我们就学着语文书里，叫她“酱油西施”。酱油西施所在的商店位于我们县城的中央，用灵璧话叫隅顶口。
隅顶口也叫隅顶子。至今我无法用字面的意义解释“隅顶口”这三个字，在google上搜索这个词，几乎所有的条目都与灵璧相关。在灵璧说隅顶口，翻译过来就是城中心或是县里最繁华地方的意思。童年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每一个城市的中心都叫隅顶口。恰好在我相邻的一个县城宿县，它的市中心也分别有一个大隅口和一个小隅口，这更坚定了我对“隅顶口”这个概念的判断。直到后来，我不幸去了一次合肥，我问当地人，“你们的隅顶口在哪里？”合肥人很牛B，对我的提问置之不理。我加了一句解释说，“就是你们最热闹的地方。”合肥人很鄙夷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最热闹的地方叫四牌楼。”扯远了，总之吧，隅顶口就是我们灵璧县的南京路，王府井，第五大道或者香榭丽舍。
当年灵璧建城的时候，设计很合理、很科学。县城呈正方形，隅顶口是这个城的正中心，从四个城门进城的马路在这里汇聚到一起。隅顶口的地势也比四周略高（或许这就是隅顶口的“顶”字的含义），这样，下再大的雨，隅顶口都是没有积水的。然而下雪天就不一样了，路上会结冰，所有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要拐弯的，在这里特容易摔跤。因此，每到下雪，在隅顶口看那些骑车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娱乐项目。
隅顶口是这座小县城的繁华所在，它的西北角是县百货公司，用灵璧话说叫“大楼底”，原因可能是这里本来是要盖百货大楼的，但盖着盖着没了钱，就只剩下了一层的商场。大楼底的橱窗垄断了我童年对所有商品的认识，橱窗里的样品你永远在商店里见不到，那只是摆了个姿势而已。隅顶口西南角是县新华书店，那是我爹爱去的地方，但当时书籍非常有限，像《新来的小石柱》这样的书全县一次只能进十本，就不用说《红楼梦》或者《水浒》了。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本儿童版《水浒》，是评《水浒》批宋江时供批判用的，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书店进货的人才坐长途车回来。翻开儿童版的那本书，发现第一页和大人版的没有区别，都是毛主席语录：“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就好在投降二字。”
隅顶口的东北角是一家工艺社，主要的工作是扎纸花和印字，我对印字比较感兴趣。我小的时候，能有一件白汗衫，上面印上类似“海鸥”、“海燕”，或者是“体育”，好家伙那是很长脸的事儿。当然，这些字儿都是自己印上去的，工艺社只收两分钱就允许你去DIY。具体方法是找一块牛皮纸，先镂上字样，然后把汗衫铺平，纸模套上，用棉花沾上印泥，拓一拓便大功告成。
有一次，很多同学都印完了背心，我决定卓尔不群一下，于是刻了个字模，两个大字，“攻关”，相当与时俱进。当时有一个叫叶剑英的，曾经为全国科学大会题写了四句话：“攻城不怕艰，攻关不怕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顺口溜的名字就叫《攻关》。印完字后，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一时激动，忘了用蜡烛多滚几下，结果洗衣服的时候，字洇成了一幅泼墨。
绕了一圈，该说到那位西施了。那家卖油盐酱醋的副食店在隅顶口的东南角，商店的隔壁是县城唯一一家照相馆。和全国的照相馆一样，这儿的橱窗里也摆放着一些十到二十四寸不等的照片－－大都是工农兵形象以及全家合影。但橱窗的左下角的照片是经常换的，几乎每隔两个月就要换一张，那是些女青年肖像，这几乎是整个县城市侩人群目光的焦点。
就像李杭育不知道杭州春雷无线电商店那个黑牡丹叫什么一样，我至今不知道酱油西施的名字。酱油西施很少笑脸，也很少说话。但她老人家穿衣打扮，尤其是发式经常招来很多议论。当时去看酱油西施对我一个小屁孩儿来说，更多的意思是起哄，也有回去多一些谈资的动机－－“我的孩嘞，酱油西施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乖乖，还插了一只簪子。”仅此而已。但去看的次数多了，便也有了心得，总能听到比我们大的小伙子跟酱油西施说：“看见了吗？照相馆又换了谁谁谁的照片……切，哪有你好看！”
每当这时，酱油西施的眼角会浮现一丝难得的笑容，她的目光慢慢地越过讲话的人，向外看去：人来人往的隅顶口－－那是我们灵璧县的CBD。
11/16/2006 大年汪 我一个邻家小妹叫张文静，比我小十三岁，是我看着长大的。
四年前文静硕士毕业，先变成了美女，后又变成了我的同事。现在她是央视驻台湾的记者。
今天她在台北，看了我昨天写的《隍庙街》便给我留言，意思是说为什么她不知道这条街的所在。
我看后笑笑，心里说，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比如今天这个地方又是他不知道的，今天说的是“大年汪”。
我小的时候，现在灵璧县城凤山市场那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大水塘，用老家的话，叫大年汪。
按《说文解字》的注释，“汪，池也”，我的故乡保存了汪字的古意。大年汪的水很清，水边能看到很多洗衣服妇女的倒影，水中央也能看到一些孩子在凫水……但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大年汪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来，它的旁边就是县监狱的高墙，上面有铁丝网和很多玻璃碴，总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其次，水塘的北岸曾经是灵璧第一家天主教堂的所在地，教堂隔壁是那个时代被完全妖魔化的育婴堂。其实，在我记事的时候，教堂和育婴堂早已了无痕迹，但我曾经在县文化馆看过一个展览，展览的现场解说员声情并茂地模仿着当年被传教士抢走孩子的灵璧母亲，声音嘶哑着说：“孩儿嘞，回来吧！”
在我翻看过的县志上，并没有关于灵璧出现过“教案”的记载，也没听说过杀洋人，烧教堂的行为。然而在我的成长期，有如样板戏应该移植成泗洲戏一样，我们那里的育婴堂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控诉对象、
我小时候，淮北是非常寒冷的，具体的例证是冬天所有的冰面上可以走人，孩子们可以在冰面上游戏。我们院子有一个叫李农的叔叔，北京人，因此他家的孩子－－小蛋和小傻居然拥有了一辆父亲做的冰车，当时让我们眼红得有如今天的你开着一辆路虎。我和小蛋小傻也去过大年汪上滑冰，有次天气已经回暖，冰有些吱吱呀呀地响，我感觉害怕便上了岸，上岸的地点正好是当年的教堂遗址。天渐渐地黑了，北风呼啸，那一刻，我耳畔突然出现了“孩儿嘞，回来吧！”的哭声，我当时全身痉挛。
如果有人研究宣传心理学，我的这次经历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本来子虚乌有的事，居然在我听了数次之后便成了“现实”。可笑的是，我至今仍然想不起来那个已然坍塌的教堂的模样。
大年汪的南岸原来有一家食品厂，生产糕点和月饼。或许你没有吃过我们老家的那种月饼，很多层，很硬，馅儿里面有整粒的冰糖，还有花生瓜子芝麻什么的，月饼的背后粘一张纸，据说是元末杀鞑子遗留下的风俗。小时候，这种月饼代表了我对糕点的美好向往。
我的小学同学小三子的父母就在食品厂工作，每次去他大年汪旁边的家里，我都会产生食物幻觉，嗯，好香啊！但很奇怪，三子自己却从不吃月饼，这让我们大惑不解。数次逼问之后，小三子支支吾吾地向我们描述了月饼加工工艺。据他说，食品厂专门有一道工序，是剥瓜子米，几位技工技艺超强，每抓一把瓜子放进嘴里，咀嚼须臾，嘙嘙嘙嘙，吐掉瓜子皮，然后再噗噗噗噗，吐出的，便是瓜子米了。小三子的描述让我每次吃月饼的时候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阴影，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父母为了不让他贪吃月饼而杜撰的。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小三子来上学，一进教室，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我从未见到过的东西，那是无数颗晶莹剔透的小颗粒。小三子神秘兮兮地给每人发了几粒，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把这些东西放在嘴里嚼，没有什么味，很劲道的感觉。后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很严肃地批评了小三子，老师说，这些颗粒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小三子偷这个，就是破坏工业学大庆。
原来，县里建了一个塑料厂，厂址就在大年汪的南岸，食品厂的隔壁，那些颗粒就是生产塑料薄膜的原料。很快，县塑料厂的效益就出来了，原先清澈的大年汪变成了一个臭气冲天的黑水塘，而且到了冬天，所有的水面结冰的时候，大年汪，再也冻结不上了。
再后来，我知道了当年我们咀嚼的那些颗粒的成分就是聚氯乙烯……天哪！这玩意儿是TM致癌的。 11/15/2006 隍庙街 说的又是过去的事儿。
隍庙街是我老家灵璧东关的一条街道，从字面上看，这里应该是有座城隍庙才对，但从我记事起，它就是一条流淌着生活气息的小街。其实，称它作街都不太准确，不过四、五米宽的路，应该叫它巷子。
我童年记忆中的县城，四条“主要道路”都是用一米见方的青石板铺成的，尤其在梅雨季节，地面很亮地反射着天光，街道上人不多，安静得听得见房檐滴水的声音。但拐进隍庙街就不同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商铺，路中间挤满了挑着新鲜的蔬菜和活鸡活鸭的菜农，路边还有一些卖点心和烧饼的和卖卤菜的摊贩。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很可亲，很市井的场所－－和我家住的清苦寂静的中学校园有非常大的不同。
父母对我约束很严，也可能是因为家境的原因，我打小一直到离开灵璧，从来没有过一角钱的零花钱，像三分钱一根的冰棍，两分钱一勺的甜菱角米，一分钱一瓶的糖精水……这些对我以及我的两个妹妹来说都是奢侈品。有时候看到邻家的孩子肆无忌惮地吃零食的样子，我一把将其抢过来的心都有。
一次，三叔从外地来，带我在城里转了转，最后在隍庙街给我买了五毛钱的卤兔子腿，我接过来，端详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吃了两口之后，立刻天旋地转，好吃！随后便只舍得一丝一丝地把肉撕下来，轻轻放进嘴里……我甚至想拿着它走回家，让我吃零食这件事也在小朋友面前进行一下形象展示。三叔完全不懂我的意思，见我吃得慢，拿过去，一口就干掉了一半，我当场眼泪就下来了……
也就是这次之后，每次路过隍庙街，我都要对那家卤肉摊献上一个深深的凝望，那种香味我至今都还回味得起来，我甚至可以分析，卤肉的汤料里，应该有肉桂、陈皮、小茴和香叶的，但此后，直到这家卤肉摊消失，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尝过。
在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都要和同学们往隍庙街跑，并不是这时我有了支付能力，而是隍庙街有了另一个去处：在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露天书场，一个五十多岁的鼓书艺人每天在这里打铜板说鼓书。我和几个同学每次在这里都听得格外痴迷，其实，鼓词的内容都是很熟悉的，像《奇袭百虎团》、《阮文追》、《英雄儿女》、《看不见的战线》等等，但我们还是愿意听那鼓书艺人唱，夜空里，铿锵的鼓词把这些革命故事演绎成另外一番味道。
说书人左手拿一根柳木棍，在那面小破鼓上轻轻地敲上几下，右手的半尺多长的大铜板便清脆地响了起来，铜板忽疾忽慢，一切根据情节而定。说书人声音嘶哑，但口齿伶俐清晰：老狐狸心花怒放啊，窃以为计得逞呐，哪晓得，马国哲迈步如梭走得快快啊咿～呀～哈～……每次听得心旌飘摇的刹那，都有同学拽我衣角，“收钱的来了，跑吧！”每当此时，我都无限留恋地看着台上，但又无可奈何地向夜色中遁去，唉，不过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啊咿～呀～哈～
每次到隍庙街，我都不敢向父母承认听鼓书的事，我很长时间都搞不懂，为什么父母那样严厉地禁止我听大鼓书，要知道，这里的故事都是些革命加战斗加反特的啊？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最终找到了答案。在每次正式的鼓词开始之前，说书人都会讲一些“书帽儿”，基本上是一些笑话，暖场用的。
比如有一个是这样的：说有家人请客，家里的狗却在桌子下面窜来窜去，主人找来一根棍子，却始终无奈狗的身形矫健，最后主人急了，对一位女客人说，“二婶，把你的腿岔开，让俺捅一家伙……”听到此，全场前仰后合。但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明白这个故事有什么好笑。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沈宏非成为我的“黄品源”之前，我听到的最早的一个黄段子。
听鼓书的事儿最终还是被父母知道了，换来了是一顿臭揍，此后，吃完晚饭我只能呆在中学校园里。不过还好，没过两年，学校的礼堂出现了一台电视机，那里成了我新的去处。鼓书，慢慢被我忘记了。 11/11/2006 吃了吧？ 一
牛牛和小孟是我的两个同事。
和我这个好吃之徒朝夕相处，她们却对我组织的饭局从来都不屑一顾，真是匪夷所思。每次组织同事吃饭，不管问她俩谁，得到的回答都是那样义正辞严：“我回家吃。”
有一天，不小心听到了两位姑娘的谈话。小孟沮丧地说：“我觉得又胖了。”“啊？吃了吧？”牛牛说：“昨天晚上肯定又没坚持住！”原来，这两个八○后女孩为了减肥，已经和晚饭说再见很久了。
“吃了吧”在这里的含义其实是“谁让你吃的，该！”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叫《文化生活》的栏目，我一个同乡师兄在那里做记者。
八八年初，我正读研二，继续经受着广院食堂的摧残，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饭馆。此时，这位师兄拍摄一个叫《中华美食》的专题片，把我招到了剧组，每天就是拍啊吃啊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妈的，北京居然雨后莴笋般的出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记得有次是拍北京饭店，大厨做了几样菜，其中一个是鱼翅羹。拍完之后，服务员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鱼翅，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正在我犹豫的时候，旁边的技术员说话了：“师傅，我天生不吃粉丝。”众人大笑，一起奚落这位不知鱼翅为何物的苦命孩子。我只犹豫了几秒钟，便也很虚荣地加入了嘲笑他的队伍－－真感谢他多嘴，因为此前我心中的鱼翅的样子和鸡翅膀没什么差别。
拍完了这个片子，用我妈的话说，我变成了一个好吃鬼，满世界打听哪里有什么好吃的玩意儿。这时候和朋友们说“你吃了吧”，一般是指“某某饭馆的什么菜不错，你吃了吧？”有某种炫耀和得意的味道。
三
北乡，在我们老家那里是指县城以北的几个公社，小东就是北乡人，高考前我和他同班。
小东是复读生，很内向，坐在靠窗的角落，我注意到他，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座位。尤其是中午放学，同学或各自回家，或去食堂打饭，小东只是自顾自地背书，貌似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小东背书声音很大，但每看到有同学回来，他都会兴奋的打招呼：“吃了吧？”
淮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冻皴了手，午后的阳光下，尽是些晒太阳的同学。但小东例外，他仍在那里背书。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小东家里困难，他很少有钱吃午饭，他甚至很少运动，以避免难以抗拒的青春期饥饿。但从外表上，你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每有人进教室，他还是那样兴奋地打招呼：“吃了吧？”
那年小东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听说他又回到学校复读了。我常常想，他是不是还坐在窗前独自背书？见了人是不是还兴奋地打招呼？
“吃了吧？”听小东说起来，更像是相互之间的一种鼓励，对他来说，吃饱还不是所有人能够实现的愿望。
据说“吃了吧”翻成英文就是How are you?这是学英语的朋友告诉我的。但以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在中国，不同的时代给这句话做了不同的注脚。这恐怕是英语国家的人民群众难以解读的。 11/10/2006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专栏作家？ 出于好心，我的朋友刘原帮我拉了一单皮条－－当然，这是他的本行，约我给一家报纸写专栏。流氓原认为，我码的字已经初步达到了发表的水平，这极大地满足了中年人的虚荣心。在纪录片已经拍不出头绪的今天，万一做一个每天在报纸上呻吟两句的写手也是蛮不错的咧。
不久，人家报社的编辑就打来了电话，很客气。大致说了一下对专栏的要求－－基本上没什么要求，只要说得有趣都行。然后还说，每周写五篇，每篇五六百字。然后还说，每篇稿费二百元。我立刻开动很少使用的大脑四则运算区，十分钟之后得出结论，每月收入将增加四千元！哦……看看手边那张印着“感谢您为中央电视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字样的工资条，刨除栏目错别字所扣的钱，还有4819元，哇，工资要翻一番捏！
于是，我当天晚上便开始了创作。第二天晚上又开始了创作。第三天深夜还是如此。最后，我一共写了二百字，还他妈删除了……眼瞅着人民币在我眼前晃悠，我咋就拿不着呢？这感觉就像喜欢一个姑娘，却在关键时刻E.D.了－－真想找个八荣八耻的的广告牌，一头撞死算了。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我深知报纸上登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和在自己SPACE里面写的文字一样。比如不能有脏话，但说老实话，看看我的博客，如果把脏话去掉的话，其实我什么也没说。其次，我有着天蝎座极度自卑和极度自信的双重人格，总觉得自己那点儿烂事在博客里说给朋友们听听也就罢了。第三，每天晚上写博客已经成了我放松一天疲劳的一种有效解脱方式，想骂的人，想造的谣，写一写睡觉睡得踏实，但现在要去取悦读者的眼球，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从哪里下牙。
最重要的是，每篇五百字的篇幅相当于轰一脚油门就要踩刹车，咣当得厉害，晕车！要知道，我是一个特啰嗦的人，喜欢我的四川女孩都尊称我为“牙尖婆”，办公室的同志都说我是自来水龙头，还是开关坏了的那种，五百字如何解我心头之狠？所以我特佩服王小山、土摩托那种家伙，博客里嬉笑怒骂，上了班又能写热爱科学的道德文章，而且字数可丁可卯，看来文字的的确确是有技巧的，有如接客，一招一式都是编好程序的，一按肚脐眼开关，刷刷刷，正好一篇。
熬了几个夜之后，我决定放弃专栏作家这个兼职，还是埋头保住分内的工作吧。有天睡觉前，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我是一个人，我每天拉多少是要看吃多少而定的，我无法做到不吃饭却拉一大泡硬屎，同样，吃得很撑，却只让我拉一点点也会很难受，不像他们专栏作家，每次就拉这么四四方方的一盒。
不信，你去看刘原家的马桶，都是方的。 11/9/2006 一对夫妻和他们的蜕变 刚结识了一对夫妻，男的叫杨干才，女的叫王毅。云南人，蛮有意思的。
这对夫妇曾经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生意不错，但五年前的一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中越边境旅行，在一个叫曼蚌的小村子里见到了超然世外的生活，于是，他们住了下来，进而决定在这里拍一部纪录片。此前他俩从来没有任何的拍片经历，尽管康健宁那样的纪录片大师仍然健在，而且陈丽丽、田小资这样的新秀也茁壮得发紫，但他们丝毫没有畏惧，买了个小DV就干了起来，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前些天我看到了这部传说中的纪录片，生涩得与杨干才50岁的年龄极不相符，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片子。我自认为跑过国内不少地方，但像曼蚌这样原始的生活的确是我没有经历过的，片中的真实已经超出了我的想像。这种真实一方面来自于镜头前的场景，另一方面来自于镜头后目击者对眼前一切的谙熟。
杨干才夫妇的生活也被这部纪录片彻底改变了。曾经的腰缠万贯的精明商人，现在生活被这部片子折腾得有些捉襟见肘，举止言谈也变得木讷许多，但只要一说起纪录片，一说起曼蚌，一说起阿卡人，两口子却滔滔不绝……我和我的好友－－也是他们的合伙人－－李鸿宾坐在他们对面，一句话都插不上。
曾经听说过夫妻合伙做纪录片是一种境界，像法国的伊文斯和罗丽丹，民主德国的荣格夫妇，咱们国家的李小山和李红、张鲁和徐蓓、段锦川和那谁谁谁……真好，男女的默契催生了片子，纪录片也丰富了二人世界。
准确的说，这部片子带有某种猎奇的成分，但我觉得对于纪录片，猎奇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蜕变》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但片中的残酷的真实，在我看来仍然很难让目前的主流媒体审查通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节目不太可能在国内无删减地播出，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价值。
半年前《蜕变》已经在布达佩斯获了大奖，这个月底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段锦川大师前年在这里曾经以《拎起大舌头》勇夺最高奖“淫狼奖”，并获得不菲的奖金，但回来没请客，山西人，木办法）也将其列为入围纪录片。正巧有个法国的电视节委托我推荐中国的优秀纪录片，我也将这部片子介绍了过去。以下是我的推荐信函全文。
2001年，杨干才、王毅夫妇作为摄影爱好者沿中越边境线一路行走，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曼蚌的佤族村寨，这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部落。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被现代文明所影响，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此时，这对夫妇在中国一个省会城市经营一家广告公司，有着稳定的生活，然而在曼蚌的发现使他们决定卖掉公司，搬到曼蚌小寨居住。临进山时，他们购买了一个SONY PD150摄像机，准备为自己的隐居生活做一些影像记录。
一座新的房屋出现在曼蚌小寨，这是杨干才夫妇的新家，村里的人们警惕且充满敌意注视着他们的到来，而夫妇俩却对村民的生活充满好奇。这里的村民崇拜祖先，信鬼神，家庭形态松散而自由，村里有寨佬和头人，这相当于部落酋长。他们平时靠种植谷物生活，而更多的生活来源则来自于男人们在边境线上走私毒品。当夫妇二人将摄像机对准村民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四散而逃。一次，一位村民被摄像机逼到了墙角，竟向这对夫妇举起了打野猪用的弩箭。
拍摄的计划暂时搁浅下来，但杨干才夫妇却没有离开这个小村庄。妻子王毅曾受过医学培训，于是，她给这个村子义务当起了大夫。当第五个濒临死亡的村民在王毅的治疗后获得康复时，村民们开始对这对手持摄像机的夫妇不再敌视……此时，他们已经在村子里住了整整八个月，这，仅仅是他们拍摄的开始。
杨干才和他的妻子此前非常迷恋人类学纪录片，他们模仿着记忆中的纪录片样子开始记录曼蚌小寨村民的生活，阿卡人家庭每天的劳作，他们的饮食以及其他生活习惯。正式的拍摄是在2002年春天开始的，这个时候，曼蚌小寨旁的群山烟雾弥漫，村民们正在烧山，准备种植谷物。从祭祖、祀神、烧山、播种，他们完整记录下了整个春耕的景象。
这个纪录片是这对夫妇的第一个作品，他们没有任何的拍摄经历，更没有某个固定的创作理念，他们只是将自己视野中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用最粗笨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恰恰是这部纪录片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它摒弃了所有的声音画面技巧，使节目的过程极大地贴近了阿卡人生活的原生状态，这种质朴的美是影视专业教育所无法培养出来的。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在当杨干才的拍摄持续到2004年底的时候，村子里修了公路，通了电，并且第一次进行了村民自治选举。将近三年，这对夫妇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村庄里度过的，他们见证了一个村庄的变迁，更见证了一个时代。
文明最终进入了山寨，那个远离尘世、无比自然的村庄或许永远成为了消逝的风景，但它却永远存活在这部叫《蜕变》的纪录片中。从片子里，相信你能看到杨干才和他的妻子不是曼蚌小寨的游客，他们记录了这里，而且，他们已经是这个村庄的一分子。
11/6/2006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下了班，和往常一样打开朋友们的博客链接。要知道今天中非论坛已然圆满闭幕，萨达姆要翘了，北京市收容待业流浪狗工作仍轰轰烈烈进行……大事连连，形喜形逼啊，我想看看他们的评价。但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些大事情都毫无兴趣，他们在热烈谈论另一个话题：今天是某人的生日！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六哥，大清早我煮了一锅白鸽，为你放上一枚橄榄叶啊，香味在崇山峻岭中飘过……呵呵，你知道了吧，这个某人就是老六。
按照时间，首先是老六抛出了生日的概念，色诱大家买他的书。不久就有人贴了六氏猪头照，紧接着就被引用并评论，此时还是昨天深夜抑或今天凌晨。当东方露出了共和国第一缕鱼肚白的时候，又陆续有人继续引用并继续评论，不信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小豆豆都不见了哈。一个人的人缘混得如此之好，让人羡慕得嫉妒。
所有对老六生日说的话，同志们都代劳了，我再重复会很难看。于是，在晚上八点，我关上电脑，揣上两百元钱，准备去他的“生日大趴”上结账的干活……出门之前，拨通老六的天蝎电话，想像得到，德高望重的他老人家正在燕语莺声中抚摸着赖昌星的下巴跳动着屠洪刚的眉毛……
然而，电话里却出奇的安静，我赶快又看了一眼号码，没错啊？
我：在哪过生日呢？
六：……在……家。
我：……没人给你过的生日？
六：有。……六太。
我：哦。没别人了哈？
六：没有。……可能他们觉得我有工作没干完吧。
我：哦。
六：所以我现在在干活……
我一边说着生日快乐，一边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地把两百元钱塞回抽屉，老六在那端又吱声了，很像生日总结陈辞：“告诉你，千万表让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流传到潘十一的公司去啊！唉……” 11/4/2006 东京，中国留学生背后的眼睛 前不久的一天，接到师兄张焕琦的电话，他告诉我，《我们的留学生活》续集第二天即将在富士电视台播出。他说：“心里很激动，所以给你打了个电话。十年了，我坚持下来了。”
喜爱纪录片的人肯定都还记得1999年底北京电视台播出的那部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它当时曾经影响了许多有志于出洋留学的青年，而我和这个片子的缘分是从一位日本同行那里开始的。1996年在东京参加中日纪录片研讨的会上，我认识了富士电视台的导演横山隆晴。那次，我的一个节目给横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两人便有了默契。一来是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判断比较相投，二来，我们俩的英语都不好，所以在一起经常指手画脚地比划着说话。
1998年初，我第二次去日本，这次是为了参加国际纪录片共同制作会议，除日本之外，还有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以及美国的同行参加。由于会议的主题更多涉及的是纪录片的投资、经营、制作以及销售，我的兴趣不大，这时候就格外思念老朋友横山。那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会议特地为我制作了饺子，不过是带汤的，烂烂的，几块面皮和肉圆，完全不是中国的水饺。我正在犹豫如何对这些“当不灵”下嘴的时候，横山到了。
看上去横山比两年前憔悴了许多，这时他已是富士电视台特别节目部的制片人。本以为他会带我去一家中国饭馆过个年，没想到他一定邀请我去看一个片子，神情激动。一路上，我们继续比拼着谁的英语蹩脚，但他大致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他想请我去看一部纪录片的粗剪版本。穿过异常拥挤的东京，我们来到了一条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河边，一栋灯火通明的大楼，那是横山工作的地方，日本最大的民营电视台。
看的片子就是《我们的留学生活》的缩编版，不需要任何的翻译，因为里边的人以及他们的语言都是我熟悉的。那个苏北小城去东京的小伙子，那个每天唱着《我的太阳》的博士生，那个刚刚入小学的中国女孩子……一个小时的片子居然把我看哭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静默了很久，外面灯火阑珊的东京，夜色如水。
横山介绍说，片子是几位中国留日学生的作品，他拿来名片，我一看，天呐，原来是张焕琦－－比我高一年级的学长（不知为何，后来更多的人知道这部片子的作者是它的制片人，一个叫张丽玲的女士）。在学校的时候，他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很精神的样子，后来听说他去了日本，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小！很快，和张焕琦通了电话，得知横山给了他们非常大的支持，甚至在片子的开始阶段，拍摄都是由富士台的日本摄影师完成的。在电话里，张焕琦告诉我，片子即将在富士电视台播出，但他更渴望能和国内的观众见面，特别想让国内的人知道他们在日本“活下来的过程”。
张焕琦在国内是拍电视剧的，但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更加感人的是画面语言的真实。片中人物的故事和情感，其实也是张焕琦及其同伴的经历。跟踪拍摄这部片子，他们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而此时的他，生活并不安定，也正是这种生活状态，让他与拍摄对象有交流、有共鸣。更难得的是，他用了特别平等的视角和平静的心态去记录、去讲述了这一切。用横山的话说，这个摄制组就是中国留学生背后的一双忠实的眼睛。
整整一年之后，1999年春节，我在北京电视台租用的一间机房里再次见到了张师兄。此时，该片已经在日本获得了成功，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没能与国内观众见面。最后，北京电视台一位姓王的女领导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资三十万人民币，这部片子才得以在国内重新剪接。播出的时候，给国内业界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
因为节目的反响，张焕琦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后来在某届上海电视节上见到，他已经完全一个华侨富商的模样。但我确实没有想到，张焕琦像影子一样一直跟随着当年他的那些主人公的生活，用心记录着他们生存环境和心理上的点滴变迁。这次，他在电话的最后仍然重复着八年前的那句话，“我还是想能让这个片子在国内播出，让他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日本的艰辛、奋斗、成功、泪水。”张焕琦希望，片子最好能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以便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焕琦强调说：“我不需要靠这个片子挣钱，多少钱能买来我的十年。”
这部续集已经做完中文版，昨天，张兄已从日本寄出，估计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收到样带，具体内容到时再向大家描述。基于我对张焕琦的了解，能够肯定的是，续集还会是一部又叫好又叫座的纪录片。但本人在台里人微言轻，怎么才能让这个片子在央视播出，让更多的人看见，和八年前一样，我还是没有主意。 表酱紫恶搞领导 昨天，我手机不停提示有短信，一天接到的短信几乎和过节时相当。交管局也不停告诉我们哪儿可以走，哪儿不可以走，于是有人冒充交管局发短信：
交管局提示
峰会期间请尽量避免夜间行车
以免撞到与会人员
外交部通告所有出席会议的朋友
出行者务必露出牙齿
看来，中黑论坛召开了，很多人不能呼朋唤友，就在家里玩手机机。
归拢归拢短信，竟有十多条是关于领导的。试看一二。
开会
机关工作要学会开会
开会之前要稍有准备
进入会场要选好座位
该你发言要天花乱坠
遇有分歧要态度暧昧
别人发言要假装回味
领导讲话要近乎陶醉
为官之道
当领导干一百件好事
也不如和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
领导带你一起干了一件坏事
那肯定有一百件好事等着你。
五不少
工资挣得不多钱存得不少
打牌技术不好赢得不少
夫妻生活不多性生活不少
柴米油盐不买大餐吃得不少
文章从未写过发表的不少。
素质
领导不骗人是政治素质不行
领导不吹牛是理论素质不行
领导不作假是业务素质不行
领导不泡妞是身体素质不行
领导不受贿是心理素质不行
成语
知书达理－－知道书本里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
度日如年－－日子好过得不得了，每天都像过年一样
杯水车薪－－只消每天在办公室喝上一杯水，月底就能领到一车工资
知足常乐－－看到轿车又换了更新款，知道脚丫子乐了
语重心长－－批评自己的话说重了，心里会忌恨很久
拔苗助长－－拔掉瞄着自己的人，多帮助带“长”的人。
看看，把领导恶搞成什么样了，这要在重庆，还不把你们给拘留了。不过也有心疼领导的，比如有一条短信这么说：
领导累，所以才会去敲背
领导愁 所以才想去洗头
领导烦 所以才找小姐玩
领导苦 所以才会经常赌
领导忙 所以经常上错床
体谅一下领导吧。 11/3/2006 在非洲吃重庆火锅看到这个不靠谱的题目，估计你会联想到在罗布泊游泳，或者去菲律宾买羽绒服。 其实，非洲有非常典型的原生态饮食，那就是香蕉，饭是香蕉，菜是煎香蕉、炸香蕉或烤香蕉，乏善可陈。另一个典型的饮食就是所谓的Safari Food――野味烧烤，从上菜方式来看这应该是欧洲人的吃法，除了沙拉和汤，其余的全是肉――和国内的巴西烤肉很像。厨师们拿着一把刀和一个钎子，钎子上戳满了肉，走过来告诉你野味的名称，羚牛、斑马、瞪羚、野猪、雉鸡、鳄鱼、鸵鸟……全是些传说中吃了会有性冲动的家伙。说实话，除了牙齿上略有粗细的差异，我的舌头辨别不了它们在味道上有什么区别。 所以内罗毕的一顿重庆火锅反倒成了我非洲之行最难忘的经历。火锅店是一位沙坪坝妹儿开的，所有的器具，甚至一次性筷子都和国内无异。鸳鸯锅端上来，一边是骨头汤，我认得，一边是清水，嗯？俄顷，老板娘拎了一个上面写着“小天鹅”的塑料袋，将内容缓缓倒入清水中：万里之外的红汤在黑非洲渐渐附体。水开之后尝了一口，耳畔居然响起朝天门码头的轮船汽笛，嗯，正宗的。 略感遗憾的是，红汤的麻辣味道不是很充足，几番double麻double辣的申请下来，女老板才抠抠搜搜地拿了一些辣椒，尽管从形状上能判断出它的前世确实是灯笼椒，但加进去后汤味依然如旧，重庆妹儿解释说：“晓不得啷个回事，辣椒运过来就没得味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非洲吃火锅和在重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原料的不同。以我有限的吃重庆火锅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见过十五公分见方的毛肚，近三公分宽的鹅肠，巴掌大的香菇，以及如假包换的螃蟹腿做的蟹棒，老板一再强调这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都是非洲当地的。 要知道，在国内我吃的火锅，百叶是过过双氧水的，宽粉和豆皮是加了塑料原料的，豆芽是放了化肥的，血旺是用血粉做的，火锅汤里还用石蜡取代了牛油……吃惯了这种危机四伏的火锅，我的胃已经被虐待惯了。就像我每次从污染严重的北京去外地，接触到没有污染的空气都要生病一样。这次纯天然的洋荤，倒是没有性冲动，却让我拉稀拉了个底儿掉！ 约稿，平面媒体勿转，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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