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杨小肃在桂林被大家都喊作“老二（音e三声）”，不像在北京，大家都尊称他为“二哥”或者“杨二哥”。有次老颓偶尔喊过他一次“杨二车那公”，二哥忍了又忍，还好，没吐出来……再后来，他回到桂林，索性把这个新名字当成笔名了。

　　其实，桂林还有一个杨二，我知道的。这个人当初在《南方体育》做汽车版的编辑，目空一切很牛逼的样子，攒着各种各样赛车报道。赛车那东西我看不出名堂，因此不感兴趣，我更喜欢他的名字出现在专栏那一版，也就是从专栏里我知道他是桂林长大的，那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城市。

　　不记得具体从什么时间开始，大约两三年的时间里，我曾经是《南方体育》最忠实的读者。尽管这家报社在北京的发行做得非常差（很多邮政报亭不允许卖）；尽管他们的出报周期像停经前的女人般不正常（印象中终刊前他们还停刊了一段时间）；尽管他们不停地变换着封面和版式……然而，我经常为了买这份小报要跑四五个报摊，甚至有几次为了它还专程坐地铁到西单那家大报摊儿。我之所以把买报纸这个事情说得如此悲壮，是因为这张寿命只有五年的小报，曾经给了我很hi的阅读经历。我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体育迷，正巧《南体》也不是一份正儿八经的体育报纸，从这里我能获得非常多的与我人生态度（如果有的话）契合的东西。

　　当下的中国的体育圈儿、演艺圈儿包括电视圈儿，在我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共同点是，这些都属于穷人乍富的行业，整体上想不弱智是有难度的。但当年的《南方体育》在弱智的纷扰中始终有一股自己的“劲儿”。这个劲儿可以理解为一个POSE，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世界观。我没有能力把南体的那种劲儿确切地表述出来，那是研究新闻史的专业人员的事儿。但通过两三年的阅读，我甚至感觉南体那些住在杨箕村的烂仔们都成了我的熟人，通过他们的文字，我几乎意淫出和他们一样的精液燃烧的岁月。

　　我做过最贱的一件事是，当这间报馆宣布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我满北京地寻找它的终刊号，那种感觉就像搜集一个老朋友的遗物一样。再后来，我还买了一阵《南都周刊》，尽管这本杂志，尤其是它的娱乐版，经常让我生理不适，但每次握在手里，我都仿佛在怀念一个故人，因为这个刊号当初是属于《南方体育》的。

　　山不转水转，认识老六之后，有次说起南体以及对南体的崇敬，老六不屑地说：“嗯哼，我以前就是《南体》的哦！”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至今他都不知道罗纳尔多是哪个俱乐部的，同时他也不知道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基本规则，但就是他，居然在《南体》做过记者！通过老六，我又认识了程益中、刘原、魏寒枫、阿村、小黑、方枪枪等一杆烂人。前不久，《南体》旧部在北京聚会，我贱贱地问老六：“我何以作为读者参加吗？”

　　曾经的那一帮人，现在大都是独当一面的所谓精英了，他们和我的生活从来不在一个集合里，但我仍然很感激那些被他们文字所触碰、所感动的时光。南体真是聚了一批神人，正如刘原写的：“《南方体育》这群流寇绝大部分人来自异乡。魏寒枫是江西刁民，张晓舟喜欢在酒席上吹嘘家乡的潮汕帮如何用斧头代替语言，还有三人来自恶匪如蝗的广西———假设他们并肩而行，杨铭会吓跑诗人，刘原会吓跑姑娘，杨二能令小偷尿裤子。掌握以上资讯，你就会明白《南方体育》为何能兼容并蓄，同时野性十足。 ”

　　和杨二认识是在刘原的婚礼上。见到这个岭南少有的粗壮汉子，我抑制不住地背诵起当年他的文字。杨二一方面很吃惊，另一方面又很淡定，这个桂林猛男现在蛰居在青山绿水的小城，过往的肾上腺素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浮云般的高度三花酒。经常地，在漓江上人们可以看到一艘皮划艇，一个男人像寡妇数铜钱一样一下一下地摇着浆，杨二现在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圈子，生活的硬盘被完全格式化了。我倒是很佩服能和过去一刀两断的男人，但看着眼前的小划子，想着他当年很随性却直指人心的文字，难免还是有些绝望。

　　这次在桂林，没有和杨二喝好，因为他下午要赶稿子，其实我知道，对杨二来说，那不过是用脚都可以写的采访。好在桂林还会常去，喝大酒还有机会。席间，我绍介杨小肃：“这位也是桂林杨二，不过他现在叫杨二车那公了。”“哦？那我们要握一下手。”杨二立刻把手伸给二哥，“我现在的笔名是，杨二车这母。”

　　杨二的眼里荡漾着狡黠的微笑，哦天，这是我曾经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