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人黄猪老刘圻铭 3/1/2010 家乡人 在北京，经常能遇见老家的人。
我老家在安徽的东北角，属于中原官话区，尽管听得懂，但口音很浓重，很多到北京工作的老家人，改说普通话或饶舌的北京方言，不用太仔细就能听出其中的淮海地区乡音，我们自嘲地称之为“红芋干子普通话”。也就是靠着这种标志性的特色口音，在诸如报刊亭、停车场、饭馆、外贸服装店、软件市场……我结识了不少家乡人，也凭借老乡的身份得了不少优惠。
我住家的附近有座立交桥，桥下永远堵车，每次回来等红绿灯，都能看到一对老夫妇，站在机动车道上乞讨，“大哥，行行好，帮几个吧，让俺买点吃的……”不用说，听口音是我同乡，所以一般我都会给点零钱什么的。这对老夫妻业务非常纯熟，一般的是红灯一亮，就从第一辆车开始作揖，不管有没有收获，要到第九辆或者第十辆便掉头往回，等走到红绿灯前，刚刚要过的那几辆车恰好通过，于是，再讨下一轮……我看了好几次，几乎毫厘不差。
有一次，路口彻底堵死了，根本不能动，正巧老太太拄着根棍子过来，给了零钱后，我便问她哪里人，因为口音太接近了。果然，老人家说是安徽。我接着问安徽哪里，她支吾着说，乡下。我又问乡下哪里。老太太说：“李集。”我们县还真有个叫李集的村子，我就用老家话说“是黄湾镇的李集吗？”老人家有点不好意思：“不是的，是睢宁的李集。”
哈，睢宁是江苏了，我同事郎永淳，《新闻三十分》的男主播，中学就在那里上的，尽管离我们家不到一百公里，但肯定不是安徽的呀？“唉，你不知道，”老人家说，“俺一讲是江苏的，人家根本不给钱，都觉得江苏富，安徽穷。”看来老太太不仅在速度距离方面判断精准，对开车人的心理把握也有一套啊。
半年多时间，按说两位老人也都熟了，每次见他们我都把语言系统自动切换到老家话的频段上。然而很奇怪，老两口依旧把我当成陌生人，除了那几句套话，永远不谈别的，更不和我交流——我想也许是老人记忆力不好的缘故吧。北京第一场大雪那天，路面非常滑，快十点钟了，两位老人仍然站在马路中央“工作”。我那天带着儿子回家，远远看见老太太，我赶紧对儿子说准备好零钱。把钱递过去之后，儿子对她说：“这儿太危险了，奶奶您早点回去吧。”“谢谢小兄弟，我还没吃晚饭，等着要点钱，买馍馍吃。”老人说。我有点不悦：“我知道你不容易，也每次都给你钱，要真是就为了吃饭，俺单位食堂就有馍馍不错，我下次给你带馍就不给你钱了啊。”老人没什么反应，循例说了声“恭喜发财”，就拄着棍去找后面的车了。
之后的两天是元旦假期，儿子还提醒我买馒头的事，我告诉他，路口人多，奶奶应该早把这个事儿忘了……又过了几天，还是夜里的那个路口，有人敲我车窗，是那位老人家，“今天，你可给我带馍馍吗？”
原来，他们并不是不认识我啊，连车都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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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的饭桌上，聊到了不同地方的地域性格的话题，我讲了这个故事，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两位老家人的性格很典型，像我的同乡。淮海平原自古为南北要冲，我说那里的人“既有北方人外表的豪爽，又有南方人内心的精明”，非常现实。那天吃饭王小山在座，于是说了另一个故事来抬杠：他有个姓韩的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失去联系，后来知道在徐州市某机关当办事员，于是他打电话过去开玩笑说：“请问韩部长在不在？”接电话的人很热情，说“现在不在请留下联系方式待会转告与他”云云，挂断电话之前，对方小声加了一句解释：“嗯，跟你说一下啊，这个韩某某，目前，他，还不是部长……”小山说完评价道：“要我说，你们老家的人‘既像南方人一样爱算计，同时也像北方人一样缺心眼。’”听了这话，我想了想，也对。
2/26/2010 年夜饭之味 因为经常写点儿关于吃饭的文字，这几年，每到年关总有朋友问我年夜饭去哪里吃。不好露怯啊，我只能假模假式报上饭馆的名称电话地址行车路线什么的——但有人较真儿，非要让我推荐“味道好”的年夜饭去处，我回答永远是：家里。
的确，几乎所有餐馆的年夜饭，就像婚宴、会议餐一样，是完完全全赤裸裸的商业行为（这话说的有点得罪人，好在我没说哪一家）。你参加过的喜宴，如果有印象的话，基本都是折腾新郎新娘的环节，怎么可能还记得有什么菜？嘴馋如我，参加过很多婚礼，记住自己在婚宴上吃了什么，也就一次——那次是同事结婚，因为其父母的原因，请到了一位国宾馆名厨料理主菜，可是由于菜单过于密集，又是分餐制，加上新郎新娘节目不断，那道著名的三丝汤，还没等我发现就被服务员撤了下去……就这样，我唯一记住的一道菜，倒是和我“擦嘴而过”的！剩下的菜确实乏善可陈，也没留下任何印象。
结婚是仪式，过年也是。春节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给中国人留下的阖家团圆的机会（当然，古人说的“春节”还只是专指节气中的“立春”，年初一算新年伊始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这是题外话），团圆必定是此时的关键词，吃什么以及怎么吃显然不及和谁吃更重要。饭店要挣钱，瞅准这个空当打年夜饭的牌，实则是那些程序化的菜肴能够让利润做到最大。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媒体都参与到鼓励大家举家到饭店里吃的大合唱里，这让我怀疑其言不由衷——正像电视里天天说孝敬爸妈脑叉叉，生活里谁会真的送这东西给父母呢？ 总能想起从前的春节。
年夜饭的准备工作其实从腊月里就开始了。我父母都是教师，所以从放寒假开始，家里就为除夕的那一餐饭忙碌。首先的变化在米上，平时吃的一毛四分五的籼米被一毛六分三的粳米所取代，价格不一样，米的质量也不一样，不再是粮库里储备了两年的陈米，稻壳和沙子也少了许多。父亲从粮站买米回来，母亲会用簸箕仔细筛选，甚至碎米都被单独分出来做粥用，当颗粒饱满的米饭摆在面前，我非常巴甫洛夫地反应，哦，要过年了。
常见的场景总是这样：一只猪头端庄安详地呆在热气腾腾木盆里，我妈一只手摩挲着猪脸，另一只手捏着镊子飞速地去着猪毛；我爹则在锅灶和案板之间做折返跑，案板上各种形状的面食，在他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甜的蚂蚱腿（类似江米条）或是咸的焦叶子（排叉)；我和妹妹们的工作主要是参观，长大一些，我们的工作也比较清闲：妹妹们是拿一碗米和一角钱，欢天喜地地去街上找爆米花的机器，蹲在旁边幸福地等待着“砰”的那一声。我则在家门口支一个灶，一口铁锅，里面放上沙子，等劈柴燃尽，沙子已经滚烫了，就用灶膛里的余温翻炒花生。等妹妹们夸张地抬着一篮子雪白的米花回来，我的眉毛和眼睛都是尘土。
当然，米花和花生仁最后都会被我爹做成点心，用混合了猪油和桂花的红薯糖稀把它们粘在一起。先把米花和花生仁均匀地铺在小桌上，倒上糖稀，然后卷起来切成薄片，冷却后酥脆无比。我爹是一个乐观的形式主义者，老家过年的讲究是七个盘子八个碗，到大年夜那天，菜都上了桌，自然少不了鸡鱼肉蛋，然而，凑齐十五种往往还是比较困难。于是，我爸爸就会把一些糕点放在盘子里充数，然后一二三四地数过去，如果还不够的话，他就会返身去厨房，又端来一盘——或许就是我刚炒的花生。
关于凑盘子这件事，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全家人奚落父亲的经典段子。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体会出了父亲当年的心境。作为男主人，他在暗示自己，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家庭里还不是太寒碜的。
父母厨艺一般，关于年夜饭的味觉记忆，即便使用洛阳铲也找不出只鳞片爪。而那一个个寒冷冬夜里，外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屋内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今天再也难以找到。现在我们全家都住在北京的不同角落，兄妹三人工作都忙，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想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已经是很多年没有了，所谓聚一下也只能在饭店里象征性地举举杯，然后就各自散去了。一家人团年守夜的场面也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今年除夕，我正好在北京，于是父母让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过年，我在电话里建议，要么全家去天下盐吧，那家儿有川东农村的“八大碗”，非常正宗，土气十足，很有年节气氛。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打断我：“能在家还是在家吧，我和你妈妈已经准备了好多天了，保证七个盘子八个碗。”爸爸笑的非常自信。
果然，包括干果点心在内的一大桌子“菜”准备好了，浓浓的暖意中，一家人就像回到了从前，老爸在厨房和餐桌之间做折返跑，我妈在一二三四地数着盘子碗的数量，唯一不同的是多了电视里稀烂的晚会……及至全体坐下，父母笑盈盈看着大家，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没出家门的孩子。老妈坐我旁边，像当年摩挲猪头一样拨楞着我脑袋，“哎哟，多了很多白头发哦……”看着她眼角密密的皱纹，我心下不觉一酸。
《天下美食》专栏 2/21/2010 给老乔的信老乔： 几天前，老田在家里走了，同学们不胜唏嘘。我前两天就给你打电话，你没接。你是他最好的哥儿们也是球友，你的外号都是他起的，所以我想了想，还是跟你说一声。 年前，老田连续两天觉得心口疼，去人民医院看医生即被留下治疗，是心脏问题。不久，托人联系了很好的大夫，给他做了支架手术。大年二十九，他从医院出来，医生告诉他命可以保住了，他还很高兴。可能是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初二那天，他喝了红酒后，昏迷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这几年，和老田接触最多的同学可能是我了，一直在电视台同一个中心上班。他有点嗜酒，作息不规律，去年台历体检，他是三高，我劝他把酒戒了，他哈哈笑着说：“我怎么可能呢，这么结实？”还记得当年研二那年，去昌平他哥哥家的饭馆跟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的那帮大爷喝酒吗？老田一人喝了一桌子大盖帽，喝多了就去出酒，回来又能接着喝，总也不醉，当时我真佩服他。现在一家人为他的离去而悲痛异常。老田的父母是咱们的老师，都八十多岁了，现在还不知道消息，将来有一天知道了肯定又该是多大的打击啊。 今天上午，在八宝山给老田送行，很多同学都来了，乃光从南京赶到，水生也带病从南宁飞来送老田最后一程，老田的本科同学替我们86研送了花圈。告别的时候，老田的媳妇一个劲地问大彩：“你说我们这么多人都来了，他怎么还躺在那里装死……你说他干嘛这么吓唬我呀……我只信你，你对我说一声，他是跟我开玩笑呢好不好……”妈的，听着都快崩溃了。 仪式结束，老孙请大家聚了一下，大家说起老沙和你，我打电话，老沙正在新加坡家里，非常震惊。可能伦敦还是是夜里，你家里没人接，我跟大家说说回来后给你发个mail，告知一下。都四张多的人，大家都珍惜自己身体吧。另外老刘和几位同学都主张明年大家相识25年的时候聚会一次。到时候，希望你能来。 问Serina和你太太好。
老陈
========================================== 老田，64年生人，是我大学同学、单位同事。曾经在《正大综艺》、《世界各地》、《法治视界》供职，2000年起，执导了多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 2/12/2010 那条愤世嫉俗的鱼
一条腌制过的鳜鱼，汁紧芡亮，身披着红椒、白蒜、青葱，出现在餐桌上，远远看去像一个裹着国旗的意大利球迷，鲜艳动人。刚要动筷子，却有一股怪味传来——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徽州腌鲜鳜鱼，也就是臭鳜鱼了。
而前面说的其他菜系的餐厅的臭鳜鱼，吃起来不像徽式的那样咸得齁人，鲜香的气味甚至更加外在，更加适合“现代人饮食习惯”。但功夫和差异还是看的出来的，只因为他们使用的的不是腌制的方法，更多是调和好卤水，只浸泡一天便送去烹调。和一位徽菜特级大师交流，他无法理解，“臭水泡出来的，这不是毁了徽菜吗？”他教我区分两者差异：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异香扑鼻，鱼肉粉润，肉质不粉，呈蒜瓣状，咸鲜适口。而“新式”的做法，尽管味道更加亲和，肉质也能维持蒜瓣状，但入口却失于松散，尤其颜色，绝对无法和传统做法相提并论。 《Time Out 北京》专栏 2/7/2010 精品小局 北京人把张罗大家吃饭叫攒局。于是就有了生日局、相亲局、结婚局、年终局……等等名目繁多的北京市政府编制以外的“局”级单位。
夜空下，一干人推杯换盏，一般是为了联络感情，或是为了品尝美食，当然更不乏为了实现商业利益或权利交换的。然而，也有这么一类人，他们隔三差五就坐在一起，相互之间熟的已经不能再熟，吃饭、喝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他们甚至连饭菜也不在意，小破饭馆，几个简单的菜，喝着以俄罗斯总理命名的啤酒，相互用话语取暖。这种频繁密集的约会方式被我们称作“老男人局”。
老男人局的“总设计师”名叫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八年前，老六在西祠就是响当当的饭局召集人，在北京文化圈，老六也是著名的交际花，认识的人多，而且也能记得住名字单位以及生辰八字。这样的资历和内存，让他在北京饭局界如鱼得水。当然，老男人局以基本固定人数的形式出现也不过三四年时间，他们是一拨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人，各自从事的工作并没有太多交集。列举几个吧：带三个表，杂志主笔，兴趣更多的在于写博客拍电影和卖Ｔ恤衫；老颓，做出版的，每天的时间基本放在喝茶、参禅和弹古琴上；王小山，网站主编，但我看他的职业是喝酒和抬杠；老罗，教育工作者，但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有很高品味的流行音乐鉴赏人士和未来的吉他乐手；闹闹，不知名的央视春晚导演，同时也是著名的星象学家；还有一个叫小强，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但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俄语，每次见面倒都听他说阿拉伯数字，他的主要工作是买过期杂志和背电话号码……
这十几个人凑到一起，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在生活里也用网名相互称呼。和他们熟悉了之后才知道，正是这些网名才让他们成为了老男人局的核心成员，也叫“常委”。在这儿没有网名，切，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为了套近乎，我也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召集人老六：“以后你们就叫我刘圻铭吧，也便于跟你们混起来方便。”老六看了看我，从已经严重漏风的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你也配！”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一直是这个圈子的外围成员。
在认识老男人之前，我业余饭局的百分之八十都和工作有关，话题也都集中在和电视以及相关的行业。认识他们之后，我一直不怎么敢说话，因为他们探讨的问题都过于玄妙。大到“2012年，我们是不是应该修建一艘‘文化方舟’……”，小到“一个人被蚊子咬了，鼓了一个包，那么他的体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一个在电视台呆惯了的人，冷不丁听到这个，实在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帮闲得蛋疼的人真TM有文化啊！
好在这些人酒量都非常小，再高级的问题也就只能逻辑清晰地讨论半个小时，往往热菜还没上他们就醺醺然了。因此更多的时候是大家坐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子夜时分由酒倌儿依次扶着出门，然后各自散去。老男人局选的馆子大都是深居北京胡同里的鸡毛小店，没有什么惊艳的菜，但也算可口。想想北京深灰色的城垣，黑黢黢的钟鼓楼隐约站立在远处，小胡同暖色的玻璃，罩裹着这么多宏大话题和终极思索，怎么不让人联想到西花厅当年不眠的灯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男人局人数开始越来越多，慢慢地每次都有陌生的面孔出现，比如三表总会带些女粉丝（他是著名的博客人）坐在旁边托腮凝视，弄得老男人们完全没心思吃饭。后来人数多得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老六为了记住饭局全部成员的姓名电话，不得不换了一个有更大内存的手机！去年一位老男人庆生，一共来了六七十人，席间已经出现了久违的客套的寒暄，以及“咱们得在一起做点事儿”这样的场面话儿，这哪像文化人干的事情啊？老六坐不住了，他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未来音乐人老罗则适时地提出了“精品小局”的概念。
所谓精品小局是从外语培训的精品小班发展而来的。要知道，北京的外语培训事业竞争异常激烈，因为生源紧张，原来七十人的教学计划只能招到二十人，为了掩饰这种尴尬，“精品小班”的说法开始出现。精品小班尽管收费上去了，但它给人的错觉相当于本科生的大课和MBA的小课的差别一样，少而精嘛——因为人数少所以自然精致精心。于是乎，老男人们原先动辄十几个人的大局每次只剩下五、六个人。精品局自然有它的优点，大家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偶尔还能掏掏心窝子说点体己的话。
于是，老六开始了新的尝试，每个周末，他挨个儿给大家打电话，把每个人哪天可能有空的日子标识在一张表格上，然后负责排班，并逐一通知每一个人具体的时间地点。当然，他是每一场都不能拉的，交际花嘛。这有点像领导开大会的时候，哪能不参加分组讨论呢？这样试行了不到三个月，我们倒没什么，老六崩溃了，因为往往我们只听到一次的故事他要听六遍。原先中途有人告退根本没影响，现在走俩人感觉塌了半边天了。更关键的是，原先的老男人局有像老六、小山、老罗这样的演员，也有小强、土摩托和我这样的观众。现在有时全是演员的精品局，大家全嚷嚷，真不知道该听谁的；遇到全是听众的，又都默不作声，竟无语凝噎……拧巴了。
昨天我跟老六说：“我看，这精品小局必须改回老男人局了。”局长大人听了，凝重地点点头：“好吧，回头我跟常委们商量一下。”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神情像极了我们街道二大妈，老人家就经常说：这事儿吧，我得跟我们居委会高层研究一下再定……
《新周刊》约稿 2/6/2010 白岩松的文章 今天早上，一位同事打电话给我，“买一下今天的《新京报》，小白写了一篇很痛快的文章。”他说。到了办公室，又发现加班的同事在传阅这篇文章，显然文章里的一些内容触动了他们。
看完文章和提问，应该说这是一篇锋芒不是十分尖锐的讲座记录稿，里面个别的观点我不是很同意，还会找机会和小白讨论一下。但为什么这样一篇文章会在单位里有这么强烈的反响呢。我想了半天，是因为我们都有些麻木了，很多事情已经见怪不怪，谁也不会去为此说出心里所想的话。这几年，为了生存，为了收视率，我们拼命往前走着，已经忘了当年加入这个行业的初衷。白岩松这时就像他自己说的那个墨西哥人，突然停了下来……尽管他只谈了常识，却让大家有振聋发聩之感——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都被丢了很远。
说实话，这事情挺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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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捍卫常识 建设理性 寻找信仰 《新京报》2010年2月6日B04版 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过一段很辉煌、很受尊敬的岁月，就是因为打破了过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过去或仰视或俯视的墙头草的心态，正式建立一种“平视”的概念。东方时空以及后来成立的新闻评论部是最早提出“平视”这个理念的，那时候电视的确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岁了，那一年充满了巨大的交锋，奥运火炬冲突，抵制家乐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历史事件宿命般地纠结在了2008年，所以我会去想很多事情。我觉得40岁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我想起码我们评论部或者我们这些人做到了这九个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12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觉得这12个字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后半辈子奔这12个字就足够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这12个字包含的追求，会在我人生终了的时候在中国实现，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没那么简单。
捍卫常识
我们曾经有过颠覆常识的时代，比如说一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其实它基本上是个常识，它应该在一定的公斤数里浮动。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报纸上能登出放卫星一亩产多少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还真信，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识吗？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确扭曲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来自于很多对常识的颠覆。那些荒唐时代的荒唐做法我们姑且不谈，现在这个时代里，常识是不是被很好地维护着？不一定是。
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排毒养颜专家，在中国很多媒体上宣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推荐他的食谱。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靠谱，老祖宗吃了千百年这些东西过来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吃了，这里一定有隐情，这是常识。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发表这些明显违反常识的东西？我们的大医学家在哪里？为什么不出来驳斥这种明显的伪常识？
后来这个所谓专家被台湾抓了回去，判了刑，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原来在利益面前常识是可以随处颠覆的。过去颠覆常识是因为政治，现在颠覆常识有些开始是因为利益。
在我们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建设理性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再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残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站在革命的一面，总认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学生抡起皮带打老师就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家都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打老师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他们人性的瞬间泯灭是不是直接推到某个人身上就可以解决呢？我觉得不能，别人无法谴责你，自己还要跟自己对话。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抡起皮带打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让人性彻底颠覆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去年，温家宝总理演讲时有人扔鞋，咱们新闻联播都播了，没什么呀。当你脱敏了之后，他就没力量了，当你敏感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大家对我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满意，欢迎扔鞋子，不过最好扔一双，我的鞋号是43，谢谢各位。全场人乐喷了。
所以，当很多事情脱敏了，这个民族就大气了，这就是理性。
寻找信仰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之后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彻底被毁掉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巅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谚语，大家一起赶路，突然一个墨西哥人停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的太快，把灵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灵魂也扔后面了，我们得等等它。
■ 提问环节
问：您觉得政府在整个社会建设理性的过程中，如何有所作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
现在个人崇拜比过去减弱了，但是权力的权威崇拜其实比过去增长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单位领导不算什么，办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个肩膀等等。
而现在，在一个小处级单位，处长弄的副处长都不敢张嘴，处长一进来，大家恨不得都颤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们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但是群体权力崇拜时代却拉开了大幕，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
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不从政啊？我说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说我不能让自己和让别人都不开心吧。
问：你们评论部一直用冷静的眼光看社会的变迁，您觉得，您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这个社会？
白岩松：听你前面说评论部那些词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听挨骂的声音很习惯，听过分表扬的声音很不习惯。评论部在我看来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表扬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明白一个道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而已，有用与没用都不妨碍我自己认真的做，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早已过了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某种自恋或自信。
但是作为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它还是有价值的，最后汇成大交响。中国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从后面往前推，有人从前面往后拦着，有人从侧面向另一边推，更可气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边推，自己坐车顶上。
我希望自己是从后面向前、向正确的方向推这列火车的人群当中的一个，这一点很重要。
问：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房也没车，感觉生活挺焦虑，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责任更大一点，还是其他东西的责任更大一点？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现在80后的生活压力，所谓的蚁族，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关爱他们。
但是，不该用溺爱的方式去关爱。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二战开干，十年滞留在那儿，回来再没有见过妈。他当面跟我说，如果能选择，不会离开村子，不会离开妈妈。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个偌大的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建国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吗？该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该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不分，该结婚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刚想生孩子计划生育了。
到了我们60后这拨，我2000年32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经有一次从同一个小区这个楼的六层搬到另一个楼的六层，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说同一个小区能不能便宜？人家说“不”，而且还要加钱，因为是两个六楼。我记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肾炎。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诉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那时候我们甚至连成为蚁族的条件都没有，没粮票敢在北京漂着吗？全社会关注蚁族的时候，蚁族已经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们那时候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问：您认为民主是什么东西？中国在农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主有没有实现？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带来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坏的，这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对民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在建筑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实现在有很多呼吁民主的人，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思考未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什么？其实破坏非常容易，建设很难，在民主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建设的巨大挑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基层的民主，我非常看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普通农民先知道投票权是什么，然后知道选择是什么，然后知道比例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咱们姑且不论个别地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经让人知道这些个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很重要。
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在陆续拉开大幕，我认为这五到十年是媒体人最有责任和最有作为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做好自己的事情。 2/3/2010 有探望三表的没？ 昨晚，
全国人民的表哥很沮丧，
他的博客找不见了。
一个脱离了高级趣味
以博客为生的人，
没有了博客的生活太暗无天日了也，
所以昨天他连去新浪的心思都有了。
更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打电话问我，
主要意思是说我为什么要报复三表？
这个，真没有。
尽管他老是挤兑我，
尽管他非常反人类，
但把他博客封了，
我绝对没这个能力。
现在灾民王小峰的临时安置点在这里，
刚安置下来，
他又编排我，
但我不仅不生气，
还号召大家
带着瓜果梨桃
去看他。
这是什么样的胸襟？
我简直被自己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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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
王小峰的博客《不许联想》已经恢复正常了。
已经可以打开。
唉，
还说“陈晓卿对此事负责”，
靠，
就像说我们县大队对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负责一样，
也得有人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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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Ｘ
我们县大队真的把广岛长崎给炸了！
而且炸平了。
现在王小峰俩地址都给封掉了。
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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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变了
据说去这里可以访问，
wxf.marila.net 1/30/2010 【转帖】老子去看了孔子这孙子老子去看了孔子这孙子
叶子风
《孔子》这电影我偷偷看了。这种行为太堕落了，我本来不打算说什么，省得别人误会我有舐菊之癖。可是我一不小心就告诉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又不小心告诉了别人，接下来就有了好几个朋友来电谴责。有一位劝我定居重庆，说既然这么喜欢受虐，应该喜爱薄书记的打黑教育。还有一位骂的更狠，他说，看这电影都是煞笔，韩寒就是一个。我是实力派，被划入偶像派韩寒一党，当然很受辱，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点什么，交代事实经过，以澄清世人对神的误解。 其实，我对胡玫没有任何幻想，她拍的《汉武大帝》就很烂，她的男人何新更是出名的烂人。但她有一个优点，政治不正确，常常露骨地鼓吹帝王思想。这在一个左翼的民煮国家是极不寻常的，我也一直很好奇，她的剧本是怎么通过层层的政治审查的。正是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我才毅然去看了《孔子》，当然结局很悲惨，我被彻底闷翻了。观影途中，我睡着了四次。而且每次醒来，我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没看到的，大体也能猜得到。这片子真是太烂了，胡玫竟然拍了一部普通的主旋律，没有一处讴歌帝王，没有一处政治不正确。而我只从中读到一条无比悲哀的消息：如今的政治审查比往年的更严格了。连胡玫都要夹起尾巴做人，贾樟柯那些新贵就别提了，肯定得引刀自宫。 在我看来，主旋律里面，最等而下之的就是树立“典型”的电影了，讲述英雄模范的事迹，忽悠脑残们鼻涕眼泪一起流。《孔子》就是这一类，主人公“高大全”，忧国忧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活脱脱古装版的《焦裕禄》。这个孔丘根本不像“大儒”，倒有点像传说中的伟大领袖。他是思想家，高瞻远瞩，有一统天下的全局观。他也是军事家，有谋有勇，射箭百发百中，击鼓铿锵有力。最要命的是，他还是道德家，美女当前面不改容，以高尚的慈祥击退了无耻的色诱。而他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人，都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大搞个人崇拜，为了挽救他的光辉著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跳进冰窟窿。遗憾的是，历史不容篡改，这个孔丘尽管充满领袖气质，却没能成为真正的伟大领袖。最后他海外归来，匆匆表演了一把爱国主义，还来不及说声“革命尚未成功”，就抑郁地扑街而死。 这种片子最坏的是悲观主义，调子灰暗，情绪压抑，“好人”活着累，死的也累。以前“天下为公”年代，人民群众当牛做马，生不如死，看见银幕上有比自己更傻的、牺牲更大的，也算得到了一丝安慰。但现在都什么朝代了，见过那么多傻子全心奉献，死无葬身之地，今天哪有几个正常人相信这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神话。但胡玫估计大半辈子被整舒服了，不知道自己有多OUT，还把孔子往这条绝路上带。孔子晚年的造型尤其雷人，说的好听点，一半像托尔斯泰，一半像泰戈尔；说的不好听，一半像拉登，一半像马克思。发哥的演技那是没话说，出神入化。众所周知，他是标准港灿一名，南丫岛出生，没上过政治课，没受过爱国教育，不懂朝廷礼仪。但这部电影里，他居然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毫无瑕疵地演活了一名大陆的影帝。他彻底内地化了，无论表情、声音、动作，都有一股令人熟悉的三聚氰胺味儿。有时候，我觉得他在演唐国强，还有些时候，我看见张铁林在演他。总之，这部电影的教训太深刻了：男人有好演技没用，有好老婆也没用，只要遇上一个大陆女导演，一切都会被毁掉。 发哥倒下了，风哥睡着了，电影注定失败了。不过，我隐隐觉得，胡玫可能没有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孔子屡次让我想起何新来。何新是思想家、教育家、训政家，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帝王师。我不知道他如愿过没有，但是如果现在他失势了，像晚年的孔子一样潦倒，那么这部影片很可能是胡玫的致敬之作——她向世人宣告，自己心爱的男人就是当代孔子。如果真是这样，显然影片的口碑和票房都不重要，关键就在于大家要认同孔子，奉他为民族之魂，反对他就是反对中华民族。同样道理，大家也要认同何新，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魂，反对他就是反对中国。只要守住了这条防线，胡玫应该就非常满意了。想一想，这真是太浪漫了，羡煞旁人：老婆向老公示爱，竟然如此排场，要让一个叫发哥的男人扮演另一个叫孔子的男人。对了，差点忘了，还有周迅。我认为，周迅的原型就是胡玫。“子见南子”讲述了她对何新的钦敬和仰慕。影片最高潮的一幕是：南子被箭射中了心窝，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她想起昨夜自己和偶像见过面，所以死而无憾了。这一个段落非常抒情，完全是胡玫的真情流露。就像孔子与南子的关系，何新对于她，首先是恩师，其次才是情人。其实，胡玫炽热的情感，我们也应该充分理解。像她这么平庸的女人，如果不是遇见了何新这种大宗师，翻手云覆手雨，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韩寒说，这是一部该被抹去的电影。他小白了——和徐静蕾走得太近，必然有这样的下场。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部载入史册的电影，是当代COSPLAY的经典，是中国私电影的里程碑。它刻画的是那些上过党校的男女的爱情，他们的情欲非同凡响，一定要穿越了历史，在史诗般的画卷里，伴随着依依啊啊的大合唱，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这类人种很快就绝种了，所以我们要珍惜这部电影，尽快把拷贝封存起来，送进博物馆，留给子孙后代瞻仰。那个时候，他们看了一定很惊讶，原来古代人这么单纯，不仅相信煞笔当上影帝就是好总理，还相信影帝扮演的煞笔就不再是煞笔。 1/25/2010 朗读者 涵芬楼书店比较靠谱，每周都有些有意思的活动，而且不收费。于是王小山老师在这里组织了一次“社会新闻朗诵会”。
 到了预定时间，还没什么人，陈乐在一旁，把一本漫画看到了头。平时称兄道弟的那些人，还不抵乐乐，没一个靠谱的，都没来。当然，王老师人缘差也是不争的事实。
 小山有点急了，他说：“如果来的人不到十五个，我们就换到隔壁饭馆，我请大家喝酒。”任何时间，小山首先想到的都是酒。
暖场的是川子，歌名叫《幸福里》，很好听。说的是有个地方叫幸福里，四万块钱一平米，要住进去得等上三个世纪……所以川子想“问问温总理，自己为什么买不起”。其实，不用上火，可以跟柴静一样，买管庄的房子，凤凰卫视老程说啦，买得起买得起，只要你们会理财。
不得已，王老师自己先上台，朗诵了一篇旧闻，声音穿透力极强。
 接着又有几位上台的，王小山那颗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听着大家念的一则则新闻，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可笑，仿佛我们生活在肥皂剧里。这也是王小山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之一吧，看着他忙里忙外，突然觉得这人还有救。
 我偶像邵小毛是个路痴，后半场才踉踉跄跄赶到现场。因为乐乐要学钢琴，我们提前离开了，没能听到她演唱的《现象2009》，作为一坨毛党，没听到现场版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如果告诉王小山，我其实是为了见偶像才来这里的，我又说不出口，这这这太伤他那颗脆弱的心脏了。
更多新闻，请看南都的报道。 1/24/2010 小宇航 乐乐在旁边安静地睡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那个孩子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索性起来吧。
三天前，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自己姓张，是在同乡会的通讯录里找到我电话号码的。接着，他说想求我帮忙，他的孩子胡宇航，四岁半，被确诊为“高恶性淋巴瘤”，现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已经治疗了三个疗程，现在家里早就没有能力。上个月，一些在北京的同乡募集了两万多元，现在也用光了……
 放下电话，我先找了儿童医院的一个邻居，核实了情况：孩子确实在血液病区，而且已经欠费两千元。接着，我又在“安徽人在北京网”找到了募捐的帖子（在这里），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于是在推特和新浪围脖各发了一条推，推特上几乎没有反应，新浪则立刻有许多转发，而且当晚就有脖友买了食品的前去医院探视。昨天，孩子爸爸打电话来说已经收到了几千元钱，并且把所有名字和金额（有没留名字的）一一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大概算帮上了一点忙，有空再带儿子去探视一次，也就到此为止了。
之所以这样想，一来我不是个特别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小张也只是误打误撞找到了我；二来这事情本来就应该政府社会福利部门出面解决，国力都这么强了不是？三则我也不是有钱人，还要养家糊口，尽全力也不能把二十万左右的治疗费全揽过来；四者像宇航这样的情况太多了，理性一点说，想帮还真帮不过来。中午跟乐乐说了这事，他倒是很大方，说：“把我的压岁钱取出来捐了！反正你和我妈也不让我花。”我们就这么嘻嘻哈哈赶到了儿童医院，找到了血二病区，孩子爸爸正在楼道里等着我们。
这位父亲叫张经纬，今年三十一岁，是位矿工，在井下工作，从五官上看挺精明的。他和妻子胡桂荣、儿子胡宇航住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张庄煤矿。孩子的病改变了他们全家的正常生活，去年八月，小张和妻子带着儿子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从那时起，三个人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平时小张住在医院附近的地下室里，负责给孩子做饭，小胡则日夜陪护着小宇航。
 按说，乐乐把钱交给小张我们就可以往回走了，但这小东西一定要看一眼弟弟。血液病区是无菌病房，不能进去探视，我们只能站在大门外，隔着玻璃，同时还要等小宇航的病房门打开……但陈乐坚持要看。
等待的过程中，小张在旁边说着这小半年的生活：先是把家里的积蓄花完了，又把能借到的钱花完了，再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卖光……去年国庆节过后，绝望的他开始在北京四处奔走。先找了煤炭部和全国总工会，他们也给小张所在的淮北矿务局“去了正式的函”，接着便石沉大海（国企也靠不住啊）。然后，他就开始找报社、找网站，不停打电话。“我全靠走路，跑烂了三双鞋……有一天走在街上，觉得冷了，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短褂子……”我看了一眼小张不合身的棉袄，他解释说，是同病区的好心人给他的。“不管怎么样，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得尽最大努力，拼死也得把孩子救回来。”
 孩子病房的门终于打开了，小张赶紧打电话进去让孩子站起来给乐乐看，我也拿着相机铁道玻璃上拍。那是个懵然不知这个世界残酷的孩子，因为化疗，头发几乎一根不剩。他只是自顾自地玩耍，和一个普通的天真烂漫的孩子无异。妈妈刚刚把他抱起来，小子就挣脱开，要用手机玩游戏……我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回来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小宇航会不会死。我无言。到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总叹气，我想了想告诉他：“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生活在这会制度真正优越的国家，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尽可能交点有钱的朋友吧，别像你爹。”
想好了，明天，再取点钱给小张打卡里，医院我是不敢再去了。看到这篇博客的各位，如果有心有能力，多少帮帮这家人吧。捐款地址在这里（安徽人在京，请留下姓名），或这里（儿童希望，请注明胡宇航专用），也可以直接打到孩子母亲的卡上 中国工商银行银联卡6222 0202 0004 8488 775 胡桂荣）。牛博的黄斌兄弟，帮我把这篇博置顶（我不会）。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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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航的最新消息：在热心博友的帮助下，小宇航家人及“儿童希望”共接收到四万余元捐助，这些钱帮助小宇航全家暂时渡过了难关，目前他正在进行第六次化疗，身体情况稳定。孩子父母真心谢谢大家了！ 1/22/2010 期末 “儿子，你想吃什么呀？”我问。乐乐想了半天，说：“还是日餐吧。”于是，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叫“慢走”的居酒屋。
 大概从两三个月前开始，每次我问到他想吃什么，乐乐的回答一多半都是日餐，除了这家慢走，我们还去过工体的Mario和东单的上井，因为陈乐有心事。我对他说过，如果期末的成绩考得好，寒假就带他去日本，那里有他喜欢的龙珠和多啦Ａ梦的商店，还有全世界最惊险刺激的迪斯尼乐园。特别是听说我妹妹已经给豆豆报了去日本的团，陈乐心里痒死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落到学习上，似乎学校的功课永远激不起他的兴趣——尽管每天的作业都要做到十点钟。而且在学校经常被老师留下谈话，害得校车的同学都对他有意见。我打他，效果甚微，也试图给他讲道理，比如说“有人统计，大雄在《哆啦A梦》全集中一共被胖虎揍173次，被老师骂60次，被妈妈骂了327次，被狗咬23次，掉进水沟14次，可见大雄是多么乐观的活着，你前面的困难算什么？”陈乐哈哈一笑：“大雄可真够惨的”就过去了。我没研究过儿童心理学，对孩子不能集中注意力这个问题也无从下手。想想自己小的时候，每天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愣也没人管，那是多么宝贵的时光。
乐乐这一代孩子，发呆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大人们每天督促他做作业、做作业，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作业上。有一次，我悄悄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拿着笔，埋着头，一会儿居然笑出了声，继而仰天大笑……我过去问他笑什么，“那个桂宝啊，超级搞笑……”突然意识到我是来监督他的，他的笑脸立刻变成了惊恐，把笔一扔，双手捂着屁股躲到了墙角。我心里别扭啊，打他也不是，不打也不是，于是又想起了奖励的方法。具体的措施是如果在学校完成了作业，奖励十块钱；如果七点之前做完作业，奖励五块；作业拖到八点半以后，罚五块钱。你应该想象得到，陈乐现在已经负债累累了。新年之前许愿我都许的都是“希望乐乐学习能认真一点”。失败！
有一次，我们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到迪斯尼了，陈乐知道日本的迪斯尼乐园惊险程度是最高的，我因势利导，说如果期末的成绩考得好，我就带你去。这件事成了陈乐的心事，也用功了几天，他屡屡选择日餐，显然是为了尽快适应日本的饮食习惯。
期末考试结束后，老师发来短信，陈乐的具体成绩是语文91.5，数学88.5，英语90，没有达到他承诺的分数，而且错的地方全都是因为粗心大意，比如有一道题问的是晏子如何如何，他回答的是孔子咋着咋着，就这，他还说检查了好几遍。说实话，我没指望陈乐长大了当状元、榜眼什么的，但成绩总得大概说得过去吧，更重要的是应该从小养成一个做事专心的习惯，不能像他爸爸。
那天，乐乐学完钢琴，我把成绩告诉了他，然后说：“谢谢你给爸爸省了钱。看来，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去日本了。”乐乐听完以后愣了半天，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差点儿心软了。
好在陈乐的名字起得好，没用多久 ，他又快快乐乐地玩电脑游戏去了。今天晚上，陈乐兴致勃勃地给我打电话，说老师表扬了他，据说数学有一道最难的题，全年级没有几个同学做对，而他蒙对了，“奥数班里好像我学过这个。”陈乐说。听到我夸他不错，他顺势说：“那我还能去东京吗？”他还真好意思开得了口。
我严肃地说：“东京我看还是算了，下月初钢琴考级，考得过的话，改天我带你去望京吧。”
 1/17/2010 菜系话语权 听来的。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顺德的一位官员到北京公干，办事期间，少不了要和京官们联络感情，按照他们广东的习惯，吃饭是比较好的选择之一。于是，这位基层干部找了很多地方，并且体验了其中的几家，都觉得不够豪华，不够有面子。怀揣着死活花不出去的钱，他在长安街走了几个来回，心里唱了无数遍“我丢我丢我丢手绢……”依然无可奈何。这种巨大的“遗憾”同时让这哥儿们看到了商机，回到岭南，他索性辞职下海，自己做生意主打餐饮。不久后，他带着当地已经有点儿名气的一家餐饮企业落户北京，很快，这家酒店就成了继“三刀一斧”，北京城最豪华和昂贵的宴请场所，那位前官员也成了真正的老板。
当时这酒店火到了什么程度？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由于生意好，客人有老板也有吃官饭的，饭馆门口永远停满了就餐的车辆。于是吸引了BTV的记者，把饭店门口涉嫌公款吃喝的车牌一一拍下，在本地新闻里无情曝了光（不像现在，那时候电视甚至还有部分的舆论监督功能）——看得电视观众一副羡慕嫉妒恨的心肠。这家饭店的成功，也让粤菜在北京风生水起。在此之前，北京比较流行的是鲁菜和川菜，比较平民化，中高档粤菜的出现让北京社会的阶层消费拉开了档次。
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地位，尤其是1949年后，菜系的流行程度几乎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国大典刚刚结束，周恩来在淮阳春大摆宴席。考虑到主要领导人来自湖南，曲园酒楼等湘菜饭店也应邀进京。开放初期，邓小平执政，以四川饭店为首的川菜馆子立刻深入人心。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下馆子已经很普遍了，粤菜流行为大势所趋——毕竟广东已经先后两次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率先挣鼓了钱包，加之粤港两地喜爱美食，餐饮市场自然成了粤菜的天下。回想一下，中国有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菜系川鲁粤淮阳，所覆盖的地区都是富庶之地，人比较勤快，经济发达。如果扩大到按省籍分的八大菜系，除以上四种，加上浙湘闽徽，也多居东部，这和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分布是比较吻合的。
人最难改变的是自己的味觉记忆和习惯，以上的八大菜系的出产地人才辈出——近现代史上的那些名人，无论从政、从商、从文，这些地方的人应占其大半吧。从这些地区走出来，到了过去叫朝廷现在叫中央的所在地，人光鲜起来，但舌尖的味蕾与胃内蛋白酶，却让他们不时被乡愁所困扰……解决这种思乡之情，最简便的桌面快捷方式，就是找个老家的厨子，做几顿“妈妈饭菜”，全身的酸碱度便恢复到最合适的PH值上了。
听过一则谣言，说的是某门户网站的老总，海龟，平时人前总嚼着雪茄啜着咖啡摆着pose照着相……很酷的时尚达人做派，然而，近距离接触后，总能感受到他身上还是隐约有羊肉泡馍的味道……讲故事的人确实不够厚道，倒不是在揭人短处，更重要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羊肉泡较之牛排输在哪里，如果这段子属实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位有外国名儿的CEO挺可爱的。
前些天，我一朋友在推特上调侃，说我推荐的餐馆完全没档次，比如没有白松露、布雷斯鸡以及米其林三星饭馆什么的。这哥儿们是一财主，爱吃，整日掏腰包请型男靓女们饶世界地吃，最豪华的餐饮场所几乎都去过，见识非常广，记忆力好。但是，我一点也不自卑，甚至不赞同某地或某国的菜更加好吃的说法。食物和性有些相像，非常私人，很多感受是不能分享的，更谈不上制定一个统一标准。饭吃的是心情，见过蔡澜在北京小摊儿上把羊腔骨嘬得山响，一脸的满足，个人认为，这才是食神。
不过，世界永远属于强势人群的，比如，街面上什么馆子火，什么菜系最流行，话语权永远都在有权或有钱人手里。作为一个安徽人，我只能很阿Q地说，徽菜曾经在扬州、上海、北京举足轻重哦，那是因为徽商的缘故，说起来都是一百年以前的事儿了，现在在北京找一家都很难。现在谁最有钱？煤老板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对山西的评价：历史文化大学毕业，饮食文化小学毕业。北京从前就一家晋阳饭庄，但这两年，很多山西菜的馆子如雨后莴笋般出现了，这很容易让我阴暗地猜测，它们莫非是全面购置三环以里楼盘的配套设施吧。
去年底，沈宏非应邀到山西和当地餐饮界交流，发现同志们问得最多的，是诸如“分子厨艺”这样的高端问题。由于有口音，沈老师一直听成了“疯子厨艺”。回到北京，沈爷直感叹：他们推“晋菜”的雄心可是不得了！看来，或许用不了多久，北京就要流行莜面栲栳栳和过油肉了，好在这两样我都挺爱吃。嗯，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同事柴静，她是襄汾的。“我们山西有什么菜啊？”小柴招牌式地歪了下脖子，“告诉你吧，读大学之前，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菜’！”
面对柴姑娘的坚定回答，想起沈爷发布的流行趋势预测，我不免有些二乎起来。
《天下美食》专栏 1/13/2010 张发财设计的东北籍岭南才子张发财同学，在刨坟之余，为《见证》设计了新的标识。在此跪谢。 ＝＝＝＝＝＝＝＝＝＝＝＝＝＝＝＝＝＝＝＝＝＝＝＝＝＝＝＝＝＝＝＝＝＝＝＝＝＝＝＝ “见”变成一个开启的门——用纪录片开启真相，走进真相，见证真相。手提袋直接变成档案袋的形式，笔记本做成录像带。
1/7/2010 风生水起 一年多前，双井桥的四川仁火锅刚刚开业不久，一位美食记者带我去吃，当时我给的评价是：在北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无渣火锅之一。因为吃得兴起，当场我还和那位记者约了第二顿。大家都忙，我俩践约已经是夏天，想想大热天该没什么人吃火锅了就没定位子，结果到地方发现，门口等位的人几乎坐不下了。我心里火大：“都赖你们到处推荐，害到自己了吧？”哥们儿歉疚地笑笑，从服务员那里拿了一张写着阿拉伯数字的小纸片，拉着我下飞行棋，俩大老爷们窝在墙角一脸悲愤地打发时间，无耻又无聊啊。
当然，吃的时候还是很愉快，任督二脉都通了，不过这么惨痛的等位经历让我不禁想：如果这家店开在我们单位附近（双井桥这家离我们单位20公里），我一下班就去，就不信没位子！不知道是不是火锅店老板猜出了我的心思，一个多月前，从办公室开车刚上三环，就看到新兴桥的东北角戳起了“四川仁”的牌子，害得我狠踩了一脚刹车险些造成交通事故。急脾气的我晚上就带着儿子去试吃了一下，红汤辣爽，白汤鲜美，各种材料无比新鲜，所有的一切和双井店无异。那顿饭之后，我立即在新浪微博上放了两条消息，生活里也跟周围的好友极力推荐，而且每次推荐完都不忘显摆一句：“抓紧去吃哦，出不了一个月这儿就该排大队啦”。说这话的时候，我还能想起下飞行棋的情形。
什么叫世事无常？这说话几十天过去了，昨天我带朋友又去了那个古树参天的小院，偌大的餐厅大堂，还是稀稀落落只有几桌，尽管饭店没有给我任何好处，我忽悠的朋友也够二十多桌了吧？有的人，比如我同事，解说篮球的于嘉老师，已经去过四次，为什么还火不起来呢？这和我的预判差异也太大了。火锅边上，我把这个问题说给一位老弟听，他笑了笑说：“此处风水不够好，没看见院子里的树吗？木在院中谓之困。”
啊？风水！
话说北京有很多以“坟”命名的地方，如果把长安街比作一条扁担，那么扁担两头挑着的分别是公主坟和八王坟。尽管现在这些王公贵族的寝陵都被立交桥和高楼大厦掩盖，但地下的气场貌似还阴魂不散。公主坟环岛（后来的新兴桥）一圈，我就眼看着不下二十家餐厅从开张到倒闭的全过程，这其中，不乏口碑曾经不错的东坡餐厅，钱江大酒楼、大三元酒家等，这好像不用风水来解释也很难哈。尤其是四川仁现在坐落的这家小院，城头大王旗不断变幻，曾经开过传统川菜、高端粤菜、巴西烤肉、黄辣丁火锅、韩国烧烤……不下六七种，但最终都倒闭了，真正原因是什么？都不知道找谁问去。
据说，做餐饮的人一半以上都迷信风水。我们单位西北角曾经有一个彩电酒楼，生意清淡得见底儿，按说周围单位也不少，就是不见起色。后来换了老板，更名彩星酒家，还请了电视台最牛逼的书法家柯春海同志题写店名——要知道，九十年代，电视上有一半的节目名字都是他手写的——结果，还是不见起色。再后来，酒家承包给一位河南老板，老板请先生拿着罗盘四下一看，说大门的朝向不好，于是，把门脸往旁边边挪了不到一米，结果，尽管还是家常菜的路数，饭馆居然立刻原地满血，风生水起了，现在客人乌央乌央的，连停车位都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常年混餐饮界的每个人都能举出很多。
四川仁是自己喜欢的味道，随时去还不用排队，我着的哪门子急呢？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原因的话，实际上可能是担心自己喜欢的这家餐厅也会重复前人的老路。现在公主坟左近，卖手机的店铺都快粘连上了，但吃饭的地方除了快餐店就是没有一家像样子的。所以我还是有点在意新开的这家火锅店，希望它坚持下去慢慢红火起来。不然吃顿顺口儿的，还是要跑很远。朋友老六听了我的担忧之后说：“没事，赶明儿您每个礼拜都请我们来吃一顿，它还能倒闭？我还真就不信了！”看看，什么叫朋友？就是能帮你排忧解难。不过，老六的说法还是让我笑喷了，因为想起了罗永浩老师讲过的一个办公室笑话。
那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同事们在办公室闲聊，突然谈到了国际级企业杜蕾斯破产的话题，一个妹妹插话说：“啊？不可能吧，我最近一直在用啊？”老罗不厚道地给这段话加了标签：这是一个关于自信的故事。
《TimeOut 北京》专栏 1/4/2010 一个月不见 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一开头主人公发现自己“一个月不见了”，不是没见到谁，而是这三十天突然“蒸发”了。作者陈冠中非常有想象力，时间怎么会突然没了呢？
最近的一个月，我的时间也蒸发了，所以我能够体会小说主人公的心境。不过，我之所以“一个月不见”，除了最近事情比较多之外，是因为一直沉溺在新浪围脖里，每天只要有一点点闲暇，总是要打开网络，看自己关注的人又说了什么有趣的话，手机上间或收到沈宏非的流氓短信也随手发到了微博客上——这其实是饭否落下的毛病——但是饭否的人简单得多，新浪的员工不停地拉客人，所以围脖这个林子真是什么鸟都有。
人杂了，差异也就显现了，在新浪上除了追星，经常也能看到一些政客、土财主、传教士……可以说上围脖是最好的kill time 的方式，等人，等飞机，尤其是开无聊的会，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开手机。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看围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夜深人静本来是我自己工作的时间，后来也经常任由时间悄然流逝。
老男人们喝酒，话题也经常说到围脖，三表一直杯葛新浪，每次吃饭都要鄙视我，当然，我没红过，也不知道新浪水深水浅。王三表尽管比较反人类，但这次不用他说，我自己也感觉到了浪费在这里的时间太多。而且推特（最新地址）上多的是思考着（比如连岳），饭否有趣的人多（比如至今等待饭否的东东枪），相比较而言，新浪太闹腾，像那个讨厌的云南５号和后宫优雅，尽管我没关注，但别人的转帖也不时会恶心到自己。另外就是许多自己相熟的朋友，有时话痨起来像屏蔽他（她），碍于面子又下不了手。
围脖吸引人肯定有它自己的原因，一是短小，有什么说完完，二是互动气氛好，总觉得有人在听你说话。但时间长了，自己也发现，往往为了博得别人的关注去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这好像有点无聊，仿佛一个演唱会，唱的怎么样不重要，但反复地要说“东边的乡亲们你们好不好”，“西边的同学你裤子没拉拉链”，排练时净想着怎么谢幕了，倒把正经台词网的一干二净。最重要的是，围脖太适合张晓强那样一天到晚没啥事的人，其实我事情挺多的，本来时间就不够。
昨晚三表写了一篇博客，督促我早点从围脖离开，其实我觉得彻底离开倒是没必要，围脖上还是有一些好玩的人，像胡淑芬、克韩、张发财、老猫、吴晓波、庄雅婷、路金波、宁财神等等等等，不上围脖我到哪里去看他们呢？所以，我决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阅读，没有特殊情况发的帖子也不会超过五个，这里立下字据，如有违反，我烂眼睛。
今天谈事回来，台灯底下看了一会儿苗少爷的《除非灵魂拍手做歌》，窗外雪下得依旧，到阳台上拍了几张照片，突然觉得清静真好，真为自己浪费的一个月惋惜，明天起，恢复原来的作息，博客恢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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