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s profile人黄猪老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人黄猪老刘圻铭 11/3/2009 围脖之耽 自从上了饭否、推特、以及新浪围脖,原先的博客很少打理了,不光是博客,连字都写的很少,真浪费了不少时间。不过,微博的好玩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消磨意志啊。著名的胡淑芬女士已经几次在微博上发誓要珍惜生命远离微博,这心情我太理解了。刚刚,“旅游纵览”童鞋把我最近在微博上推荐的饭馆整理出来放在了论坛上,我也发在这里一下吧。
001、岷江宴语(川府) 丰台东大街5号 63805588 川府的分店,晚九点到十二有夜宵。老灶牛油火锅、各种冒菜、麻辣烫都很四川。荐乐山钵钵鸡、冒鸭血鸭肠…尤其水煮青蛙,在北京不容易找啊!人均50元。
002、竹鱼坊。北极阁三条53号(东方广场背后)65222335 三种口味烤鱼,还可加菜花、青笋、藕。
003、Let's Burger 朝阳区三里屯北路81号那里花园D101a室 52086036 人均一百元 闹闹说是北京最好的汉堡,毛毛头说超喜欢那里的环境,竹少爷说他家的咖啡太好喝……以上三位都是80后。好吧,我老了。汉堡这东西再好吃能到哪里去呢?我现在明白闹闹说的意思了,“在北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汉堡”,可以理解为:在人渣里,他是最不像人渣的……
004、华丽楼酒家 西城区北礼士路149-3号(阜外医院向北200米) 68356943 实惠地道的川菜,开了十五年了,今天第一次去,像到了成都。饭菜安逸,下回宝哥哥来北京,在这里请他都不丢人。而且价格公平,必将是老男人局聚会的经常场所。
005、[慢走]烧灼餐厅 潘家园南里28号楼漪龙台公寓伊龙坊一层11号 87708767 很像东京小街里面的居酒屋,客人多为日本人,有各种烧酒。推荐老板鱼干、什锦纳豆、炸河虾、汁煎青花鱼。喝酒的好地方!人均100元。
006、花亭湖 宣武区天宁寺西里16号 63366866 徽菜馆子。臭桂鱼个头偏大,味浸不透。不过山粉丸子、蒲菜、水芹、藕心菜在北京不多见。喜欢淮南绿豆饼,素炒或炒牛肉。鸡汤也挺好,但要提醒服务员加炒米。一道叫书记菜的,据说来自绩溪,更像马屁菜,没点过。
007、福禄饭店 东营市胜采准备大队东侧 8625001 一斤多重的海螃蟹个个活的,每人一个几乎吃不下别的。对虾个头巨大,三只一斤,紧绷的肉质显示不是塘养虾。小菜做得都很顺口,主食点了“面旗儿”,一种西北风味汤面——这里的采油职工从前在玉门。
008、森林木屋 山东东营市六户镇,林木良种繁育基地内 8768586 地道本地菜肴甜末、煎饼,淳朴地道;海参老公鸡一定要点,汤鲜味美肉嫩;西北风味的手抓羊肉提醒你这是个因石油而聚集的移民城市……饭馆坐落在万亩苗圃之中,可垂钓、可采摘、可捉野生河蟹。
009、有穆斯林朋友到京,住东大桥,我推荐了三个去处:入迷。伊朗菜,兆龙对面,环境好84543838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餐,秀水南街,有酒65032700 伊锦园。清真,豪华84650088
010、“香草香草”云南火锅(苏州街55号人民大学西门斜对面名商大厦二楼)82621976 各种菌子,喜欢酸汤子母锅,爱吃建水豆腐,调料喜欢小米辣。因为在凤凰卫视旁边,所以推荐给陈晓楠,现在这儿已成了我妹的食堂。
011、蝴蝶泉。西单北大街西斜街55号(灵境胡同西单路口向北15米,路西,延斜街摸索至大理驻京办)。66157755 不好找,但吃到如假包换的小锅米线、黑三剁、炒饵块之后,你会庆幸它没开在闹市,不然排队就能排死你。
012、羌寨渔乡 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西门A座 88337878 从前叫陈川粤的时候我是常客,今天来发现菜还是那样,粤菜很山寨,川菜很地道.
013、DK1308德国啤酒餐吧 工体东路中国红街5号楼 没什么人,喝啤酒的好去处,酿酒师长的像阿布拉莫维奇。自酿生啤口感很好,肘子、土豆一般
014、天地一家。南池子大街140号(近长安街)85115556清酒鹅肝 天地一家亲 炸烹虾仁 葱烧海参 乌鱼蛋汤 三杯银雪鱼 佛手酥 肉末烧饼 灰常灰常不便宜,适合装情调以及充大头。
015、大自然东北酒楼(总店) 海淀区羊坊店西路12号 63958888。佳木斯人开的,翻开菜单直奔下三路(前面全是装13的菜),只有一页做得地道,锅包肉外焦里嫩,油豆角炖排骨豆角肥厚爽滑,酸菜白肉酸菜脆生白肉入口即化…… 016甜妹粑泥鳅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2号(航天桥北200米) 88420202 王小丫王小山王小峰的最爱。一锅鱼(泥鳅或黄辣丁)、一盆虾、一个大刀耳片、一份芽菜炒饭,一堆人吃个肚歪。上酒! 017、富乐山 绵阳驻京办 西皇城根北街21号(从西四东大街进即是)66513899 很地道,不便宜。 018、甲天下酒楼。西单大六部口胡同19号(近西绒线胡同)66065655 桂林米粉(卤菜粉)、黄焖鸡、啤酒鱼、白果老鸭汤……最爱素腐竹。老板姓曾,女儿和我儿子同学,有人N次冒充乐乐姑姑,收到了打折的效果。
019三只耳冷锅鱼 丰台区蒲方路9号院1号楼(玉蜓桥东南角)58070888 。冷锅鱼就不摆了,推荐凉菜,老腊肉醇厚绵长,鸡汁豆干鲜美柔韧。包厢环境不错,建议直接要一冷锅里面摆好青笋、藕片、豆皮什么的,慢慢吃。 020、燕兰楼 西城区景山西街11号(军委三座门向北200米),64076028。北京最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手抓和酿皮做的也好,停车很困难,人均70元。 021、金狮麟 河南馆子,万寿路向西150米68222598,人均60元。 黄豆粉丝、蒸菜、胡辣汤、烩面。最爱烧饼配老咸菜,中原得一塌糊涂。更抢眼是服务员,长相都不错,腰细腿长口才好,说奥巴马式长排比句,热情而不容置疑。所有人着空姐服装,要参加生日派对? 022、眉州小吃 北京宵夜最靠谱的地方魏公村民族大学北路10号(民大北院墙外)88413156。每次必点麻辣烫和干绍面。 023、故里居 长安街万寿路地铁西北出口。68184688。土匪猪肝、驴三鲜、小炒黄牛肉推荐。最喜欢过年肉下白菜苔,现在季节不对,勉强下一点茼蒿也不错。 024、君琴花 东城区美术馆后街88号(三联书店向北进胡同左手)64047600问路。推荐酸汤猪蹄花,小米柞,米豆腐,豆豉回锅肉。陈乐评价:便宜又好吃!告诉老板你是老六的朋友可打六折,说是王三表朋友加收3%服务费。 025、兰铁驻京办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30号院四号楼,金轮宾馆餐厅 83828158 汤宽味浓面弹牙--北京第二棒兰州拉面。凉菜和手抓都不错,热菜需电话定,环境好,人少!!!! 026、沙龙宴酒店,其实是宜昌一驻京办。湖北风味,爱吃鸡爪的可去尝试他家的凤爪,泡菜款,生脆爽口。长安商场东门路口东,二七剧场路6号。 027、凯悦酒家,一腐败馆子,正餐(晚餐)吃不出牛逼之处,每天的午茶(10:30—15:00)却很好。建议早去,今天一点到的,老火汤已然沽清。凤爪、虾饺、腊味饭比较正宗,店堂里海牙……宾格……鸟语花香,尽是广东人。 028、和顺小镇,航天桥央视网旁边的和顺小镇88028989。黑三剁、清水苦菜不错,泡菜鱼、香煎豆腐一般,柠檬鸡不好。 029、双流老妈兔头 东三环南路48号(双井桥东南角)65405858 到凌晨两点 俩人花了154元。 喜欢这家兔头,贵,但味道正,尤其两颊的肉细嫩甜滑。另推荐辣炒小龙虾尾,北京最好的,如果在尾巴上多剪一刀敢和成都媲美。鸡翅尖、素冒菜亦佳,可惜去晚了,豆汤饭没了。 030、申德勒加油站(85626439光华路甲15号,日坛公园南门向东100米路北,日坛商务楼888号)。唯森白啤或爱丁格黑啤,德国猪肘配酸菜… 031、锦府盐帮酒楼 中关村南大街31号(航天五院院内68196222)自贡特色菜,环境不错。推荐退秋鱼(白汤)、宫保虾仁、徐家口口脆、牛栏湾豆腐干。 032、Morio 朝阳区工体西路甲7号极栈精品酒店一层 65516999。日餐,极精致,生鱼片位选得细心,照烧牛眼肉火候正好。我儿子更喜欢饭后甜点,芒果布丁+香草冰激凌。这么好的馆子咋没人捏,结账才明白,人均小二百元。 033、福神东京料理,西城区金融街金城坊街3号F4,66220388。一拉面馆子,自制拉面爽滑弹牙,豚骨汤回味绵长,飞鱼子西兰花和小土豆口碑不错,其他小菜一般。饭馆在金融街购物中心北侧,旁边有星巴克和雕刻时光供饭后装13用。 034、新开元,海淀区阜成路111号,88116653。将近一年没去,近日连去两次,有几道菜不错:开元特色虾和清蒸黄鱼肉质紧绷新鲜,上汤米西口感滑爽,凉菜中有一道茶干味浓多汁,准备和罗胖胖分享一哈。 035、湘水之珠,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2层。51776688 最好的是鸡汁笋丝、鱼头和酸菜元子,酒贵,宜自带。 036、陶然居 白石桥腾达大厦2层 88577039.这是家重庆馆子,早年间,没几个菜,但土鳝鱼粉丝、罐闷牛肉足够让这里客人盈门,尤其是烧田螺,在重庆属于最好的。顺便说一下,田螺就是你们北京人闻之色变的福售螺。 10/24/2009 给你点儿科学的颜色看看 乐乐的十岁那天,
松鼠会给了他一个惊喜——
一个设计精巧的机器人。
拿到礼物的时候,
陈乐激动地说:
“这是这是我所有生日里,
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
这个机器人立刻成了乐乐的宝贝,
甚至取代了PSP。
前天乐乐又得到了松鼠会的另一件礼物——
“科学嘉年华”的T恤,
是江湖隐士张发财设计的。
乐乐非常喜欢。
我问他:“你得了礼物,
应该给科学嘉年华做点什么呢?”
陈乐想了想说:
“你帮我问问,
他们那里需要不需要……
吉祥物??”
更多有关科学嘉年华,请看这里 10/15/2009 田螺往事 在北京西半部,如果吃川菜,西直门附近是不错的选择。不仅有南小街上的巴国布衣,桥边上的麻辣诱惑,往白石桥走还有锦府盐帮和陶然居。
陶然居是一个川菜馆子,最早开在重庆白市驿,只有五张桌子,也没几个菜,但精心的饭菜和精明的老板让这里顾客爆满,尤其是他们家的辣子田螺(顺便说一下,田螺就是北京人闻之色变的福寿螺),在重庆的名气最大——用山城辣子鸡的基本方法料理河鲜,透着重庆民间菜肴的霸道劲儿。一个鸡毛小店居然经常有几十辆车子停在门口,女老板严琦也被人们称作“田螺姑娘”。我的几个重庆同行每次来北京出差,都会讲到这家饭馆,讲到客人排大队等座的壮观景象,讲到田螺的美味,听得我口水直流向往得不行。 不久正好有机会去重庆,江北机场一下飞机,我就向地主曾胡子表达了去陶然居的愿望,没想到的是,老曾听罢直摇头:“是要带你去吃田螺,不过是另一家。陶然居现在变修了。”我云里雾里地跟着他们到了两路口一家叫“六六六”的饭店,据说老板是原先陶然居的厨师,出来单干了,于是很多喜欢田螺的人又跑到在这家排队,尽管馆子环境一般,但老板已经挣得盆满钵满,还买了辆加长的林肯车,就停在门口。老曾揶揄人家说:“你有充分的理由把这辆车喷涂满田螺的花纹……” 和田螺相遇的刹那,我被瞬间征服:四十公分直径的大茶盘子,里面堆满了田螺,而每一个田螺怀里,几乎都拥着一个鲜红欲滴的灯笼椒,一福郎才女貌的德性!用牙签一挑,淡黄色的螺肉啵地弹将出来,入口脆嫩紧绷却又异常入味。顾不上礼节,我埋头猛招呼一通,偶尔抬头,却看见几个同行都在看我,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同情,好像在说,这娃在北京受苦了——从那以后,但凡这几位到北京出差,上飞机前都会专程到这家饭馆替我打个包。 我吃六六六的时候,陶然居已然如日中天,在重庆经常能看见它的分店。一群文化人扎堆儿帮他们出主意。大的方面,把陶然居菜品正式冠以“江湖菜”的名号。这种话语给我的暗示是,到那里吃饭,厨师会使一阳指,服务员上菜走的是凌波微步,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杨过或者令狐冲;小的地方,饭店的餐具、装潢无一不仔细推敲,甚至细致到厕所的名字——男厕叫观瀑亭,女厕叫听雨轩……太有档次了。后来一位重庆的美食前辈请客,地点就在这儿,我一进门明显感觉优雅惨了,大堂的装修处处突出了“巴文化”的特点。巴山蜀水的巴国,你知道的,重庆的土著据说都是古巴人的后代,尽管他们的首都不叫哈瓦那。菜品也一样,尤其那道辣子田螺,量不大,十分精致地摆放在一只海螺型的紫砂钵里,十分娴静。
平心而论,陶然居的菜品相口味都属上层,只是我是个粗人,一看见这些果腹的食物化了浓重的文化的妆,接受起来不免要多了几道周折,尤其是爆炒田螺,烧得过于绵烂,吃的时候都不用戴假牙了。美食前辈显然想听到对这道主打菜的赞誉,我憋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了老实话。我拿吃过那家做比较:六六六尽管只卖田螺,但这菜保留了最初的豪放DNA:用牙签拨开通红的辣椒,螺肉有非常强烈的弹性,咀嚼起来像是遭遇了反抗,容易唤起你的征服欲望,进而朵颐不止。“陶然居的螺肉显然被焖过了火候,呆了,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它更像奸尸。” 我的话很煞风景,但我想曾胡子的“变修了”肯定也是这个意思。
我眼里的饭馆分两种,一种是做菜的,另一种是做买卖的,陶然居显然是后者。这样说并没有贬低陶然居的意思,相反我还是陶然居北京分店的常客。而且严琦的店开到北京后没多长时间,因为“管圆线虫病事件”,北京已经全面封杀了福寿螺。所以,我逢人都会推荐这家的口水鸡。和其他馆子不一样,陶然居的口水鸡只选本地土鸡身上的红肉,又嫩又劲道,要知道,一只鸡身上的红肉有限,所以,这道菜显然是超值的。凉菜里,我还喜欢一道搓辣椒南瓜丝,嫩南瓜切得特别细,置于盛好的汤料之中,上面再洒上些许搓辣椒。搓辣椒是由最好的红椒小火烘焙脱水,酥脆得轻轻一碰便成齑粉,其散发的香味足以让你撕心裂肺。 只是坐在陶然居特文艺范儿的大堂里,偶尔还会想起田螺的往事。一个美洲物种,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远万里来到华南,最后在长江中上游暴得大名,还成就了陶然居的餐饮神话。当年,在重庆第一次见严琦的时候,我对大家口中的这位“田螺姑娘”充满期待——在同名的民间传说里,农夫去下地种菜(不是开心网的),水缸里就会冒出一位会做饭的美女……但福寿螺原产亚马逊流域,我甚至想,严老板不会长得像桑巴美女吧? 《Time Out 北京》专栏 10/14/2009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转)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时间:2006年10月2日 作者: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是有不少“历史”,而且上演得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也没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戏说”,后者则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会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和歪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殁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竟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12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35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陈寅恪:绝代通懦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没错,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么学术呢?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学者夏中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 这当然比只谈学问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如果那“学统”并无意义或失去了意义,还要不要坚持?如果我们有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这“学统”可不可以放弃?依我看,那个“学统”既然是乾嘉学派和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又只有百把年历史,不坚持也罢,天塌不下来;而陈寅恪的一些弟子门生(比如汪馪)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建设新中国,解放全人类,显然比坚持什么“学统”意义重大得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谈陈寅恪? 三 孤傲怪僻之谜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也许,陈寅恪夫人唐郰对冯乃超的评价多少能透露出一点消息。唐郰说:“冯副校长虽是个老党员,但倒是个念书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党员或官员,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胡适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乔木、周扬也是,游走于国共官学之间的章士钊当然更是。陈毅和陶铸虽然不是学人或严格意义上的读书人,却也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有才华的“儒将”,而且尊重知识和学术。由是之故,他们也得到了陈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10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馪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 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馪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馪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馪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馪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馪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馪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馪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统”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统”得起来的。因为一“统”,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宓“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和“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和“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的“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宓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或“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和“自许”,即“宁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6年10月2日 10/13/2009 他乡滋味 长假带儿子去了山东东营。看景儿的同时,我没忘记提醒主人:别吃大酒店,最好去特色馆子品尝品尝当地正宗的风味——因为我们爷俩,都是蔡澜说的那种“对一切充满好奇心”的吃货。主人满口答应,当天晚上就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在落日的余晖里,穿过长满芦苇的荒滩,起码有二十公里吧,在满是磕头机的油田尽头找到了一家鲜鱼馆。“我们当地的特色,炖活鱼汤。”主人老李介绍说,“尤其是鳜鱼,在咸淡水之间野生的,全国只我们这里有。”为了验证,他还把我带到厨房,那里有刚刚剖好的黑鱼和鳜鱼各一条,另有一盆昂刺鱼,那叫一个新鲜!
及至菜端上桌,一个个的大汤盆,乳白色的汤散着热气,看上去就让人食指大动,“别吃肉,先喝汤。”老李张罗着。汤确是极鲜,但我的疑问也像鱼泡一样从汤里浮了出来:为什么还有一股辛辣的味道呢?嗯,还有麻……凭借着自己在山东地方跑得多的优势,我初步判定这不一定是纯正的山东口味。老李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好吧,下一顿笃定带你吃地道的东营味儿!”
老李说的这一顿饭安排在一个苗圃里,有几道菜我之前没有吃过,比如老公鸡炖海参,甜末儿什么的,确实好吃。还有一道土芹菜,一点儿纤维都吃不出来,据说只有淄博的周村产这东西。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两个菜,一个是手抓羊肉,典型的西北做法,开锅即出的那种;还有一道是个汤菜,捞起干货一看,是油豆角、茄子和土豆,这,这,这不是东北那旮哒的地三鲜吗?
揭开谜底是在临走前的那顿晚餐上——一个没有路灯的马路旁,停着很多就餐的车辆,饭店显然是我喜欢的款式。果然,一坐下就看到一斤多重的海螃蟹,三两多的野生对虾,都是渤海湾特产啊。没几下就把我们爷俩儿吃顶了——这么好的海鲜,当馒头吃,可惜了的。然而,老李还坚持要点主食:“面旗儿,这儿做得最地道。”我实在绷不住了:“面旗儿,那不是西北的东西吗?和上面,擀成片儿,然后再切成菱形的面叶子……”“是啊是啊,”老李说:“我们东营是个移民城市,天南地北,哪儿的人都有。所以,东营的菜味儿总会有点儿串……”这么一说,前面的疑问也都瞬间解开。
从1964年初开始,华北石油大会战在黄河入海口的滩涂上正式展开。会战,是那个时代的专用名词,它可以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经济建设。仅那一年,黑龙江的大庆、甘肃的玉门、新疆的克拉玛依和四川的内江等地,超过一万人汇聚到了这里。从勘探到钻井到采油,一座新的石油城市在慢慢形成。到1983年东营建市,当年建设者中的大多数人也成为了这座新城市的定居者,并且有了他们的后代。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往往一个单位和相邻的另一个单位说的是不同的方言,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整建制移民的后果。
其实这种大规模移民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过很多次。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人们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毅然决然地和自己的亲人诀别。一首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一首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就能把成千上万的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奔赴九曲黄河的上游或是莽莽昆仑的尽头……
远离故乡,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陌生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还有自己多年形成的味觉和肠胃分泌习惯。古时候,陕西凤翔人去外地谋生,总要带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的是当地的观音土,一旦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就烧一碗开水,撮些许灰土调和一下。据说,这样喝下去,肠胃的ph值就合适了。中国的版图太大,地域性差异明显。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一起什么口味都有。相传著名的新疆大盘鸡,就是三十年前由在新疆的四川籍人士炒制的,然后,甘肃籍的加进了土豆,陕西籍的添了皮带面……显然,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移民扎堆儿的地方。
而像胜利油田这样整建制迁来的一个个单位,分布又特别分散,后勤保障困难。领导为了照顾职工生活,开始陆续从出发地找来了厨师,做一些家乡的饭菜,既是对工人们最好的犒赏,也让自己的胃蛋白酶分泌更加欢快……从这里,我也能大致推断出吃鱼汤那个地方,旁边应该是四川的采油队,而面旗儿那儿应该是从玉门整建制过来的吧。
东营人喜欢说自己的城市是中国最年轻的。而我去过的移民城市还有很多,攀枝花、六盘水、石河子,以及后来的深圳、珠海……他们的最大共同点就是移民人口数量多于土著居民,更多的人有“此地是他乡的”感受。我在广西北海电视台旁的一家小馆子吃过超级地道的盐煎肉,在海口五公祠吃过相当正宗的长沙口味蛇,在遵义市区边上吃过非常可口的上海汤包……每次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眼前似乎都能看到那整列的火车,那一大群人背着所有的家当匆匆走来的身影。
《周末画报》专栏
10/12/2009 黄河入海口 长假期间带着陈乐去了一趟山东,小子开心得不行。
黄河入海口是一片湿地,现在已经被辟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刚一下车,停车场就来了一只野生的螃蟹欢迎我们,把乐乐兴奋坏了。不过,没用多长时间,它就成了乐乐的腹中之物,乐乐掰了一条蟹腿给我:“是野生的,肉很甜哦。”
入海口的滩涂上放眼望去是一片红色,红色来自这种叫碱蓬的植物,当地人在春天用它做凉拌菜。但在我们的导游莹莹姑娘的嘴里,它一下子变得无比珍贵:“为了迎接您这样尊贵的客人,上帝特地在这里铺设了红地毯……”
莹莹姑娘是当地人,做了几年导游,出口成章的能力和于丹相比绝不逊色。那天天气极好,没风,黄河入海口难得地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河海分界线。莹莹激动得不能自持:“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见了大海爷爷的口水和黄河母亲的乳汁交合到了一起……”这话,可真经不起琢磨啊……
入海口的漫滩上还生长着大量的野生大豆,据说这东西没啥吃头,但它本身的DNA非常宝贵。 莹莹说了,“小日本一直惦记着这东西呢。”
比大豆更常见的是芦苇,莹莹姑娘说了,东营有两个机场,一个飞国内航班,给我们坐的,还有一个是国际机场——这片湿地是许多候鸟繁殖的地方,地点就在这些芦苇荡中。由于我们到达时间比较晚,已经不是观鸟的最佳时间。不过我还是本能地想着,应该在哪个地方修一个隐蔽的地窝子,以便拍摄。
做完《森林之歌》,一直想找个机会拍一下《中国湿地》,我们台穷,投钱的可能性太小,所以这两年我没停着在找钱,毕竟拍下来需要一两千万呢。
乐乐的收获是,终于分清了芦苇是两种外观不一样的植物,苇子的稍更像高粱,而芦子是雪白的。
“我更喜欢芦,它逆光的效果不错。”摄影兴趣小组的陈乐说。
10/6/2009 西宁--兰州到西宁那天正好是国庆节,据说广场阅兵很好很强大。去塔尔寺的路两边,也站立着一排排已经收割完毕的油菜籽稞稞,我不禁对他们说了声同志们辛苦了。 塔尔寺比我想象的要小和乱,僧人格外威严和不耐烦。其中有一条规定便是不许拍照,我问为什么,导游解释说,这些活佛是为我考虑,像他们这么庄严的仪容,如果被拍了,是不能放在影集里面的,必须在显要位置供奉起来,而且每天还应该对着他诵经……真不知道藏传佛教这么复杂,我多懒呀,赶紧收起了相机。结果回来一看,有一张在寺院外面的照片还是拍到了喇嘛,没办法,只好贴在博客这个“显著位置”,至于诵经,老颓每天帮着念几句吧。 去西宁之前,紧急咨询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一个很靠谱的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列举了西宁比较靠谱的饭馆:人民公园董董美食城,西宁宾馆门口沙力海,南大街马忠美食城,皇光小园门美食城,东关郁丰小肥羊,水井巷小吃街…我在西宁的朋友看到这条短信大家夸赞,说发短信的人简直对西宁太了解了,紧接着他又把这些馆子全部否决——因为这些小店面完全无法表达他的盛情。最后找了一家吊灯空调地毯齐全的豪华酒店,一堆人拼青稞酒:喝酒的时候胡起立,结账的时候胡紧掏……一顿饭吃罢,朋友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借着酒劲说,这和我在北京青海办事处吃饭真的没区别。 另一对朋友陪我从西宁回到兰州,有鉴于我在西宁的表现,我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吃了五六家兰州的精品小馆,每次吃的都很爽,尤其是那一顿烤羊排,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烤肉店,把一扇羊肋排伺候得肥嫩多汁鲜美无双。难怪兰州人要说,听话要听党的话,吃肉要吃羊肋巴。有理。 在兰州的运气特别好,这个全年大部分时间灰蒙蒙的城市,在我到的那一天居然晴空万里,加上过节,黄河边的公园里人满为患,想找个下脚的地方都困难, 想了想,还是把这地方留给恋人们吧,就像这一对儿,肺活量真大。 刚到黄河北岸的山顶,天气突然变了,大片的乌云堆积过来,一会儿,瓢泼大雨夹带着冰雹就扫了过来。我们站在碑林前的台阶下避雨,很幸运地在半个小时之内,见证了这座城市不同的表情。 9/28/2009 和乐乐聊天 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叫李易的同学,就是现在号称“李三本儿”的配音大腕。李易的爹是我们的老师,记得上学的时候去他家,经常能看到李爸爸和李易坐在沙发上聊天,爷俩还一起抽烟。那情景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此前见到的家庭都和我一样,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很严肃,少有这样像兄弟一般相处的。后来,去冯唐家做客,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冯爸爸和冯唐称兄道弟的,相互说着带口头语的话,觉得很温馨,让人觉得有个儿子很幸福。
我现在就感觉到了这种幸福。有一天我情绪不好,陈乐就跟我说:“老爸,别烦了,我跟你聊聊天吧。”为了让我开心,陈乐跟我说了一个他三年级的糗事。那是在科学课上,老师让大家做实验,每人发一杯碳酸水,然后把一粒曼妥思糖放进去。“别人的杯子都咕嘟咕嘟反应得特剧烈,只有我的没动静。你猜是为什么?”我问为什么啊,“原来啊,”陈乐说:“在这之前我就把糖给吃了。这么好的曼妥思,做实验,多可惜呀!”见我哈哈大笑,陈乐说:“你开心就好,不过别把这事儿写在博客上哦!”……你看,陈乐有一个多不靠谱的爸爸啊。
一开学,陈乐就当了班里的京剧课代表,看他摇头晃脑地唱京剧是我最大的享受。比如有一段,叫“叩罢头来谢罢恩”,他一边唱还一边搞戏曲欣赏:“这个‘谢’字儿呢,你如果唱成谢,那就错了。你得唱成si,快结束的时候再改成ai……”说老实话,我不是戏迷,也不知道他唱得对不对,到网上搜了也没能dawn下来。哪位有,可以发到我的邮箱hizi1788@163.com,谢了。
脸红脖子粗地唱了一段时间京剧,陈乐有点儿盯不住,前两天辞职了。“不过我现在还是语文课代表哦!”他很自信地说。陈乐的作文大有进步,让我改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唯一的遗憾是汉字写得不好,和他六叔有一拼,这方面还得再收拾收拾。
十一,我爹妈要带我外甥去安徽农村忆苦思甜,我因为有事儿不能去,结果乐乐一定要等我出差回来。他答应一定在我回来之前把作业做完。我劝他:“你豆豆哥哥在那儿可没人玩哦,你不去陪陪他?”他“切”了一声:“我哥嘛,不过也就是个三单,哪有你重要?”从他那里,我又学到了一个对人表示不屑的词儿,“三单”,第三人称单数的简称。
还没最终想好长假期间带乐乐去哪里,哪儿的人都那么多,最好能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能按顺序满足这几个要求:有好吃的东西;有个十几岁能和乐乐一起玩的小朋友;能让乐乐拍几张照片,写一篇作文。这地方,我还得想想。 9/26/2009 手机回忆录学张发财老师,twitter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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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用过那种大砖头一样的能打电话又能防身的大哥大,想买手机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运营八位数的(模拟的是七位数)数字信号手机了。
第一只手机购买日期是1994年,型号是诺基亚2280,购机费加上入户费、选号费一共花了我12800元!就这,还是托了一个朋友打了折拿到的价格。买完我就去办公室上班,心情挺复杂:万一电话响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当时用手机的基本是做生意的土老财,我一个小编辑哪好意思显摆?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其实都有了手机,只是平时不打开,或是置于静音模式,弄得跟地下党似的。 刚成为移动用户不久,就赶上电话升位,原先交了选号费的对称号码一下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很不好记,沮丧!不过和我们领导的号码相比,我的还算好记——他那时经常给我打电话,核对自己的号码,不然打不了寻呼台。当时寻呼台也足够落后,连来电显示都没有。 早期使用手机非常节省,一边打电话一边紧张地盯着液晶屏上的时间,如果刚好是59秒,就像捡了大便宜,心情非常舒畅。反之,则懊恼异常。来了电话,一般就直接掐掉,然后用座机打过去,因为那时是双向收费。后来接电话不要钱了,有的朋友还顽固地坚守着这个习惯,每次遇到这种人,我都在心里鄙视个底儿掉。 手机用了一年左右就出了个事故,在瞎鼓捣的时候,把语言设定不小心改了,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只好求教高人,一个学外语系毕业的同事坚定地告诉我这是捷克文,但她自己是学斯瓦西里语的。 最早的手机比较大,两年后我换了个爱立信,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个头稍微小一点、方便。有人看了,问我:“你怎么用了个女式手机?”手机小了,就可以不放在包里。一般人的习惯都是加一个皮套,别裤腰带上。电话一响,一撩上衣,尽在掌握。接完电话,再撩开放回去,相当拉风。但别腰上的缺点是:弯腰时手机容易滑落。我有个叫二哥的朋友,喝酒丢了两个手机。直到现在,每次酒席散了和大家道别,他都会用右手和你握手,但左手紧紧捂住裤腰的右部——姿势相当难拿——都是当年丢手机闹的。 手机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它你会觉得缺少了什么,有了它,有时候又会觉得无处可藏。王小丫爱睡懒觉,她的一个经典笑话是这样的:演播室来电催马上要录像了,小丫迅速打开临街的窗户,在汽笛齐鸣声中大声解释:“我已经在路上,天哪,二环堵死了!”挂机后,关窗上床,拿个回笼觉。 对我来说,短信是手机进步的明显标志,手机越来越电脑化。最多的时候,我手机里不仅存放了两千多个人的电话,还建立了近一千家饭馆地址、菜肴和联系方式的短信文件夹,因为这个方便调阅的短信包,经常现场给朋友推荐吃的,时间长了,他们甚至叫我美食家什么的。此外,手机里还存着沈宏非发给我的几百条段子——他是我的黄品源。 手机型号式样越来越多,直板、翻盖、滑道……越来越像时尚消费品而不像通讯工具——我有一次就把家里的空调遥控器带上了班。手机的功能和配件也来越多,一个人在路上自言自语,举止古怪,很快就能看见他带着耳机或蓝牙。有一年我带着武装到后槽牙的新款手机去意大利,发现他们外国人的电话式样相当土鳖……还没等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手机就被偷了,只给我剩了个蓝牙耳机。 手机信号的覆盖也越来越好,无论电梯还是地铁里都能看见有人在边说话边走柳。就是手机被偷的那年,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拍片,夜宿一个小村边上,四周全是沙漠,居然也有信号。不过晚上我正打电话,信号突然终止了。第二天早上,我到村里唯一的小店买东西,抱怨了这事,售货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是我嫌吵把基站关了。”说完就去里屋,我手机信号立马满格了! 去年《见证》栏目做了一个系列《我们身边的三十个细节》,试图从民间影像记忆折射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策划阶段,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手机。通讯改变生活,铺天盖地的移动电话让三十年前负责人工插转的的话务员早早转了岗,人和人的沟通变得如此便捷、紧密,这几十年里,好像还没有什么比这个领域的变化更明显吧? 《新周刊》的稿子,勿转。 9/25/2009 相濡以火锅 天气刚一转凉,我就迫不及待地思念起火锅来。
单位对面新开了一家小肥羊,号称旗舰店,菜价有点偏贵,但环境总算比其他的分店都好得多,而且,经过几次比较,我只要性价比最高的锡盟羔羊肉,这也是最便宜的一种:鲜嫩柔软,入水即熟,久煮不柴。无论服务员怎么威逼利诱其它款式的肉品,我也不为所动。奶白色的底汤,慢慢地看着半透明的鲜肉缓缓在锅里变成温和的食物……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我已经到这里吃了不下四次。 不过这家小肥羊缺点也是明摆着的,遇到人多的时候,他们不提供大锅,每人分别用必须一只小火锅。店方的解释是,这样既干净卫生又时尚——并强调说这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外形非常老是吗?就算我相信前面说的有道理,那可不可以把分开的小锅锅底价格等同于一个大锅呢?显然,他们不干。 从卫生的角度说,我不是中餐分餐制的坚定反对者。早年在南方山区拍片,当地瑶族最隆重的迎客礼仪,是主人站在家门口,双手端着一大碗红薯酒,碗里有一只小调羹,客人进门之前,都用这同一把工具,先从碗里舀出一勺酒,送到主人嘴边,由他吸溜一半,再端给自己一饮而尽。这个……这个……尽管那次我也喝了,但心下还是觉得,似这般肝胆相照的桥段,还是更适合小青年搞对象(也得是热恋吧)时使用。 吃喝不能太近乎,但也不能太生分。餐饮界很长时间都在讨论分餐,似乎只有分餐才够卫生,才够档次,才够国际化。从个人经历而言,我吃的所有分餐制的中餐,无一例外都是装13的。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这部电影,故事发生在美食之都巴黎。在那里,利用午餐时间进行商务会谈和政治磋商是体面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六位巴黎上层人士,大使、主教之类的,相当中产——每当他们事儿事儿地坐在那里想开始搓大盘子的时候,总有噩梦一样的事情意外发生。影评都说布努埃尔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讽刺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虚伪,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更像是是对分餐制的揶揄——随便一点儿,你们早吃上了。 就像火锅,草根特性决定了它的最佳就餐场景:锅子一只,白酒二两,三、四个小菜儿,五、六盘羊肉,七八个弟兄……话题往一起扯,筷子往一处伸。坐在一起都知根知底,又不是SARS爆发的时候,何必还要各找各锅呢?锅里翻江倒海,上空热气蒸腾。幸好火锅出现得晚,否则庄子说的“相濡以沫”弄不好都会有别的解释,甚至那句“相忘于江湖”都可能被忽略了。 吃火锅适合朋友之间,吃四川麻辣火锅就更像交朋友:煮的愈久,口感愈醇厚,所有的锅底汤料非经过整一个时辰的充分交融,味道无法得以彻底彰显。尽管我经常给朋友推荐北京最火爆的火锅店——海底捞,因为它的汤底很清淡,容易上口,特别适合火锅入门,但我自己去的次数并不多。有朋友问原因,我解释说,海底捞是无渣火锅,汤里没有成型的作料,看上去很干净方便,但它就像一个讨人喜欢的自来熟交际花,貌似很容易接近,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交流,可敬而不可亲。 而普通麻辣火锅就不同了,它更像一个内向的人,你需要时间,慢慢等他散发自己的魅力,而且时间愈久味道愈浓……你要是喜欢谁,不妨提前两小时找一家有底料的火锅店,早早开火,想象着郫县豆瓣和葱结姜片蒜瓣以及草果丁香花椒辣椒不断充分交融磨合,小火慢慢熬着,等那个人来吃……当然,“那个人”必须是一个喜欢吃的实在人,吃饭是你们的目的,这样你们才能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享受相濡以沫的人生。相反,如果吃饭只是手段,“那个人”更喜欢情调,我看最好还是去那种分餐制的地方,最好结账也是AA制,这样才匹配。
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官场、商场、名利场的场面人,尽管面和心不合,为了利益也要欢天喜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偶尔夹菜,还要领取一双男筷子——也叫公筷——给对方伺候着,讲究!这时,聚餐已经不是摄食的一种程序,更是某种社交性的礼仪。在特有范儿的场所,吃着特有面儿的菜肴,彼此相敬如宾,心里却盘算着各自的心事……“既然不是仙嘛,难免有杂念”。李宗盛老师形容这类人吃饭的做派是:“刀叉放两旁,鲍鱼摆中间……”李老师的这首歌名叫《凡人歌》。如此吃饭,是够烦人的。
9/23/2009 复兴路十一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我还记得是八月十号,我带着一叠手续,来到位于玉渊潭南岸的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报到。“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接待我的电视台行政科一位老师大声地欢迎我,“你叫陈晓……聊?”就这样,我成为了央视的一名员工。不久我领到了工作证,号码告诉我,当时电视台的全部员工不到两千人,每天播出不到四十个小时的三套节目。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忆那段时光,更多的是感念时光流逝,居然已经二十年了,自己也到了进退失据的中年!这期间,我经历了中国电视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也遇到了业务逐渐边缘化的尴尬。关于电视发展的总结性语言我还真不会说——也轮不到我说——只能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搜寻几个场景,纯属私人记忆,没有褒贬,算凑热闹吧。
我上班的这个院子叫复兴路十一号,主体建筑是一栋23层的办公楼(也叫方楼),是电视台的办公区,旁边紧挨着制作区是一个环状建筑(也叫圆楼),圆楼的中央是个大天井,种着绿草。我的办公桌在十四层,属于总编室,负责处理地方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而我住的地方就在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上班只需要两分钟。
这种格局注定了我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很多晚上都是在班上度过的。在十四楼那间办公室里,我看了一生中最多的国内国外纪录片,有时一看居然通宵。不看片的时候我也愿意值班或替别人值班,电视台总值班电话就在我隔壁,有好几台电视机播着不同的节目,按距离说,应该是最新鲜的节目吧。有一年除夕,电话自始至终响着,都是代表谁谁给全国人民拜年,我记录得手疼,但心里还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单位多么牛逼啊——十几年前,我不会用第三人称称呼央视,确实也感觉是和它一体的,甚至能隐隐感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因此加班、吃苦自然都是应该,到2002年之前,我甚至没有在家里过过团圆年,不是出差就是加班,而且心甘情愿,这和当时的工作氛围密不可分。
单位里大家关系尤其是上下级关系很随便,记得我刚来时,跟领导打招呼,他很不高兴:“什么主任主任的,年纪轻轻一口官腔,大家都是同事,以后叫我老沈!”以此类推,台长就叫老王、老黄、老杨……官职只有到了开玩笑的时候才会被人叫出来。领导工作也很随意,很重要的片子几乎都是自己审查就做主播出了,奇怪的是,我在的那些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不像现在,稍微重要一点的节目审片的人能做两桌。
当时领导说了,一切以编播为中心,我们这些做节目的地位就比较受人尊敬。领导又说了,要建成世界一流电视台,新闻、文艺(娱乐节目)、社教(专题片、纪录片)要三足鼎立,我们就会觉得“担子挺重”……我这一代接受的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于是就玩命地拍片子,做节目,一旦有了什么想法,总会有领导和同事帮助,慢慢地也就越来越懒散。比如,最不喜欢开会,尤其是行政事务方面的会议,但一个“在家写解说”的借口,你就可以拒绝参加。当然,我这个人天生开不了会,爱犯困,只有扛着摄像机或坐在编辑机前才能连轴转。尽管懒散,但客观效果还不错,做了一些节目,受到观众的欢迎,也给台里挣了脸。当时带我进电视台的师傅韩金度跟我说:“小伙子,就这么干,千万别去当什么官儿。”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但做电视还是个体力活,随着老卖年糕,有些活计开始力不从心。领导说:“你当个制片人吧,带带别人,顺便管一个栏目。”我想了想,答应了,于是才知道,当制片人主要的工作是开会,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时候,电视台圆楼中间的草坪早已改成了一号演播大厅,央视也开始以管理为中心的思路。一个摄制组也要引进ISO250管理规定,报个选题甚至要做ppt朗诵会……唉,我小学数学老师去世得早,遇到这些逻辑性特别强的事儿,还真有些犯难,更多的时候是感到有劲使不上。
电视行业现在更像一个产业,而我曾经当做事业的纪录片,现在也只是我的职业,属于创作者的时代在渐渐远去。由于产业的发展,央视已经成为一个传媒巨头,人越来越多,我的办公室也离开了复兴路11号院,在几里地外安了家。偶尔回到那个曾经熟悉的院落,看着方楼底下新修的露天吸烟室(年初全台办公室禁烟),一堆人坐在那里,香烟袅袅上升,像浮云。
约稿,平媒勿转。
9/17/2009 实用摄影教程第一课 陈乐在学校报名参加了摄影兴趣小组,这让我很担忧。
由于数码相机的普及,尤其是拍照手机的泛滥,本来就人才济济的摄影界,又多了电视剧编剧、杂志文字记者、IT人士、博客达人……城管、税务、交警乃至停车收费的。他们都配备了摄影器材,无数人投入到摄影创作中乐此不疲且都声称颇有心得,想混好了比中国足球冲出亚洲都难啊。再者,摄影这东西玩物丧志,败家。你看号称摄影双杰“山高人为峰”的王小山王小峰兄弟俩,为了不断添置和频繁更换摄影器材,一个买了一个十几平米的经济适用房一个索性不买房了,这都是教训啊。
更重要的是,我看不出乐乐有业余时间,就他那个速度,每天能把作业做完就不错了,哪有时间拍照呢?这小子还经常偷奸耍滑,课堂上要抄写的家庭作业记事,经常因为犯懒不愿动笔,声称“记心里”,回家就忘干净了,只好再给同学打电话询问,凭空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下决心了,坚决不让他沾摄影的边儿。
周末,当我回去看陈乐的时候,准备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却见他一身的户外打扮,脖子上挂着相机,两手抄在兜里:“作业全部完成,现在你可以带我去拍照了吧?”把我气得火冒三丈,立刻说:“有你这样的吗?……别说,儿子,你真有点像摄影家呢……”真贱啊!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开始教他相机的使用,这是第一次正经八板给他上课。
儿子开始很感兴趣,真诚地表态说自己喜欢照相。就在这时,他的小伙伴玉珍妹妹来了,听到消息,他话都没说就把相机扔桌子上冲了出去……唉,我悲惨的第一课啊!
玉珍的到来是乐乐这几天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首先,不用想的,是才艺表演。
陈乐驾驶着滑板绕着妹妹转了十几个颇有难度的圈儿。
真想给滑板上再镶一个马头,再接一段竹竿。
直到玉珍滑累了,改成走路,陈乐还是没离开她身边。
趁着他们休息的空当,我及时地提出了摄影课的事情:“你可以拿妹妹当模特儿啊?”陈乐夸奖我,这么好的主意,亏你想得出!
但很快,乐乐就遇到了麻烦,玉珍是一个很羞涩的女孩,相当低调,对陈乐的拍摄拒不配合。更重要的是,玉珍的爸爸是位专业摄影师,小姑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简陋的器材(败家啊!),陈乐童鞋,你有很长的路要走哦。
乐乐不管不顾拍了许多,基本都是闭眼的或转身的。
好在陈乐的神经有够大条,转身又投入到花卉摄影创作上了。
陈乐最后得出结论:“爸爸,花儿比人还是要容易拍一点啊。”
PS1:珍珍走了,乐乐感叹说,他们全班的女生都没有妹妹漂亮。我心下一动——这个紧紧抱着我胳膊才能睡觉的小子,已经知道喜欢女孩子了?
PS2:因为流感,昨天摄影小组没有按时活动,但乐乐在学校还是拍了一张照片回来,据他妈妈说,内容是黑板上老师让他们抄写的家庭作业记事!这个懒家伙还得意地说:“看看。学摄影就是有好处吧?” 9/16/2009 西部无日餐 玉珍是我同事的女儿,一个漂亮的藏族姑娘,我儿子陈乐的好朋友。周末,玉珍和陈乐玩了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陈乐自告奋勇地推荐了几处附近的餐馆,玉珍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吃日餐。这下把乐乐给问住了,只好求助地望着我:“吉野家算日餐吗?要么,面爱面?”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说:“别想了,这附近就没有像样的日餐。”
确实如此,北京好吃、正宗的日本料理大都分布在东部,不用说“四叶寿司”,“慢走”这样几乎和日本别无二致的寿司店和居酒屋,江户川、松子之类的普通日料也不少,甚至还有“隐泉”这样的加州风格美式日餐……而在西部,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让我记忆深刻的日本料理。上次和朋友一起去道乐吃日式自助,150元一位,餐厅服务严重迟缓,弄得请客的主人几乎掀了桌子,客人也报复性地点了一批自己根本吃不完的贵菜(如起司大虾)……总之,一顿饭吃得非常不开心。
其实从前,公主坟附近还是有挺不错的日餐的,梅地亚中心的二楼就有间“富士屋”:两个日本厨子带着中国的伙计,老板是一位日本遗孤的女儿,每次见面都会过来轻声地打招呼。这位老板非常喜欢我儿子,每次见到陈乐,或者给他一些糖果,或者把他领到开放式厨房前问他想吃什么。儿子是个土鳖,每次都会指着做卷寿司用的黄咸菜,厨子说着日语哈哈大笑,给他切一细条,让他一路嚼着回来。
梅地亚中心建成后不久就有了这间日本餐厅,原因是该中心是央视和日本广播协会(NHK)合资的产物,一开始楼上有日方的管理机构和雇员。所以,在厨房外面的吧台上方,电视里永远播放的是NHK的卫星台。几个日本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看着电视里播出的相扑、红白歌会等中国人不太熟悉的节目。他们喝着清酒,偶尔会轻声喊几句,攥着拳头在胸前使劲比划一下。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就餐环境,空气里弥漫着某种暧昧,恍惚身在异域。
后来,办公室搬到了梅地亚写字楼,时不常会在这里吃一个鳗鱼饭当午餐,偶尔在这里招待客人时,一般我会点上几种鱼生,一个烤银杏,一碗纳豆外加什锦天妇罗或是鸡素烧。去得多了,就和店员们熟悉起来,点菜前,总有个穿着和服的湖北姑娘过来告诉我:加吉或是黄狮是今天早上刚刚送来的……因为是熟客,她很少向我推荐三文鱼这样的大路货。记得蔡澜在《日本谈吃》里专门写过,日本人叫三文鱼为鲑Shake,多是用盐醃过,煎来吃。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只有在假东洋店里,本地大师傅头上绑着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
去年梅地亚装修,把所有承包出去的餐厅都收归店方统一经营,富士屋也不得不离开,这期间老板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欢迎我去她苏州桥的分店,我当时还唏嘘感叹了一番,但很快因为太忙就把这事儿忘了。
今年初,因为工作应酬,又去了一次梅地亚,富士屋的原址上开的还是日餐,连装潢格局都没有改变,但菜已经今非昔比。生鱼的侧面颜色已经发暗,显然不够新鲜,寿司的米粒也格外松散……坐在那里,我一面感叹“去年今日此门中……”,一面决心去一趟苏州桥那家富士屋正本清源一下。可知情的人告诉我,苏州桥那家已经倒闭,要去就只能去学院路的分店。据说这家走的是大众路线,可能还是客源的问题吧,价格已经降了些许。日本餐馆关键吃的是材料和新鲜,容不得偷工减料,不知那位女老板现在经营的如何。
两周前去日本开会,作为一个日餐迷,我十分享受,日本料理的精致和美味让我流连忘返。回到北京,几次想在周围寻找一下记忆都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像这次玉珍提出来吃日餐的要求,我穷尽自己的大脑和手机的餐饮储存,最后选择了金融街的福神东京料理。这是一家拉面馆子,店门就贴着自制手工拉面的字样。面条雪白剔透,爽滑弹牙,汤头是乳白的猪骨汤,回味绵长。另外他们的飞鱼子西兰花和小土豆之类的小菜做得也精致可口。
陈乐同学吃得满头是汗,一边嚼着面碗里肥厚多汁的叉烧,一边不放心地问玉珍:“嗨,你说咱们这吃的是日餐吗?”
《Timeout 北京》专栏 9/10/2009 墙外推特墙内佳人笑 几个月前,玩饭否有点上瘾,就有人笑话我土鳖,说“干吗不去推特呢?有品位的人都玩推特。”再后来饭否呼吸微弱,又有高品位的人让我在推特上注册一个用户以备不测,高人给我打比方,说推特相当于牛博国际,是境外网站,由于没有引渡条约,咱们现在还不能跨国追捕,因此不会像饭否那样轰然倒下。我无言,但心里想:要是会翻墙,我XX早去了,切,还用你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傻人有傻福。前天,罗永浩老师在msn上向我介绍了一个网站,推特中文圈,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推特吗?还是中文的呢!为了让我能玩好,该老师还亲自运用轻功,跃至墙外,帮我注册,遗憾的是我常用的hizi以及我的名字已经被注册过了,因此我就变成了小清晨,xiaoqingchen。过去在饭否里的哥儿们,如果也有退特,看到消息后可以上来打个招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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